国内思想周报 | 大学校园应该限制游客吗？

一流大学校园之门，究竟能否面向游客敞开？

11月7日，资深媒体人贾葭在腾讯“大家”发布了一篇文章：《花20块钱进门的大学永远不配一流》，经“大家”官方微信发布后，短短一天，阅读量已超10万，并引发热议。

作者介绍了游览厦门大学时的亲身遭遇。目前厦大工作日限制外部人员参观人数，在17时半之前，只能在12时与14时之间放1000人入内参观，凭身份证刷证入校。作者到时当天名额已用完，却有人上前表示20元可以带他翻墙入校。最后他花了10元在保安可见的校门附近栅栏处，踏铝合金梯“非法”进入厦大。

作者由此联想到，曾在北大东门被强行要求登记身份证才能入校。围墙高耸，门禁森严，在国内大学中可谓常态。然而作者认为，大学不是监狱、军事基地或私人宅邸，大学的属性之中就包括了“公共性”与“开放性”。“开放”是一个大学最为根本的姿态与精神。

他也了解风景优美的高校比如北大、武大、厦大，校外人员把校园当公园，给学校的管理乃至教学带来了一定困扰，但质疑真的只有限流登记这种管理手段吗？像哈佛、牛津、斯坦福、普林斯顿这些世界一流高校，照样游人如织，成为景点，但这些学校并没有封校。

作者还举例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地铁出口均修在大学校园之内，市民可以随意出入大学，甚至经常在学校食堂吃饭，在图书馆借书。

而反观国内，中国人民大学和北大的地铁出口离校门都有相当距离。他认为在设计之时，完全可以更人性化，把地铁出口设置在校园里面。“我以为这是一种管理上的不自信和粗放，比如涉及维护等问题，地铁公司和大学可能都认为这是一种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么不方便就怎么来好了。但这其中，有着‘闭门办大学’的长期误区。”

作为大学来说，不仅是文明传承的载体，也需要给社会各界提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作者感慨，连游客与市民的参观游览这种小问题都不能解决，连地铁出口入校这种方案都拿不出来，我们还能指望大学干什么呢？“一间有围墙的大学，一间出入要查证件的大学，是没有希望成为一流大学的。”

其实厦门大学限制参观的争议从实施之日起就未曾停止过。支持限游的立场，主要是站在学生角度，认为学校的首要功能是教育，然而紧邻知名景点南普陀寺的厦大校园也被当做了配套景点，游客的参观已经严重打扰学生的安宁。微博@藻子渔 的观点很有代表性：“限游而不是禁游已经很不错了。食堂没人收的餐盘，路边的垃圾，被乱涂乱画的涂鸦，隧道口打学生的黑车司机，骑车骑着骑着撞到游客突然伸出来的自拍杆，甚至让小孩在隧道里随地大小便的游客，在自习却被游客因为要拍照而赶出去......你们才不懂我们的心酸呢。”

强调游客的素质也是一种声音：“作为厦大学生，能忍受每天2万的客流量，能忍受食堂被占领，不能忍受的是上课时被一群游客用闪光灯相机对着拍照，物品失窃，随地吐痰，践踏草地。大度也有度，能容的是文明自爱的人。要能提高游客素质，厦大永远向你敞开大门。”

还有些批评则表示限游可以理解，但直接导致了人均收费20-30元的黄牛党在校门外明目张胆地拉客和插队，以及校园栅栏被拆毁而公然收费吸引游客入园，但学校安保人员却视而不见的乱象。

《环球时报》也参与了讨论。其官方微信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的评论文章，从说理规则的角度对贾文进行了批评。聂辉华首先举例说明，对公众开放并非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哈佛大学核心区有一个校园，平时公众可以随意进入，但是媒体不能随意进入；在校庆、毕业典礼等重要日子，该核心校园有佩戴手枪的校警站岗，必须有哈佛证件才可以进入。

而牛津剑桥虽然整体上没有围墙，但每个学院都是有围墙的，而且大部分不对外开放或者是收费的。例如，剑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之一国王学院，对普通游客每人收取7.5镑参观费。而剑桥大学很多学院的草坪只有它们的院士可以穿行，游客不得入内半步。

针对“大学是纳税人养着的，我是纳税人，为什么不能进去”的观点，聂文认为，按照真正的契约精神，任何权利和义务都是有边界的。由于中国人多、资源少，一些大学为了保障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环境，限制游客进入并无不妥，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还指出，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如果“公知”总是迎合民众，甚至为了所谓的理念而不顾事实，一旦被人揭穿，后果将适得其反。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学为本，尽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观点。如果超过自己的专业领域，那就要尽量保持严谨，第一是讲逻辑，第二是讲证据，第三是注意理论的边界。

福山北京开讲，汪晖等三左翼学者现场激辩中美政治

上周思想界最热闹的话题是：福山又来了。

11月4日，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的主题讲演，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担任主持人，崔之元、潘维作为评议人，讲座现场盛况空前。

福山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古典学专业，后在哈佛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老师中有以“文明冲突论”闻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89年初他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民主制将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随后柏林墙倒塌，他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从而一举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在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他目前担任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暨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

汪晖在讲座介绍部分提及，福山在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中国，既包括对中国传统的估计，也包括对中国现实的分析，这使得他在美国对相关议题——关于中国的前景、历史是否终结、有没有新的道路等等——所做的讨论，同时也内在于我们在中国所进行的讨论。

在演讲中，福山首先列举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并且提出，理想的现代政治制度是要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

根据他的研究，法治制度既不是起源于中国，也不是起源于欧美，而是起源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文明，在这些文明中，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神之意志的表达，它作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是高于政权、高于国王和皇帝的。

而中国的法律传统主要是刑法传统，是rule by law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权与法律的分离，这使得中国的传统显得与众不同。福山认为，中国传统对于法治问题的突出贡献，在于长期的儒法之争。他还特别指出，儒法之争不只是中国独有的争论，其实在任何一个法律系统中，都存在类似的法治和人治之争。

一直要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才形成了某一种较为稳定的民法。福山认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更稳定的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宪法高度，以此来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限制。福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已经取得的法治化成果，他举出的一个重要例子是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化的话，那么，在福山看来，美国的情况就正好相反，美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太多的法与过于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

综上所述，福山依据中美的不同国情，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国需要更为有效的政府权力。而这两个方向都是统摄于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下，那就是国家、法治、问责制三个要素之间的平衡。

潘维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福山提出质询：一是法的起源，二是关于法律的中立性和司法独立性，三为唯制度论。崔之元介绍了福山对中国的多次访问，并认为中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福山反思和修订了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的思想框架，从而形成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建立的新理论框架。

在总结部分，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与其说是提供乌托邦，不如说是提供一个平台——为个体、家庭和集体组织搭建的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平台。

纪念冯契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2015年是著名哲学家冯契诞辰100周年。

11月2日至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纪念冯契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1935年，冯契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冯友兰等。20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清华文科研究所完成硕士论文；50年代初，来到刚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他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完成了“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建构，著有“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和文汇报报道，在2日的纪念大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燕爽与会，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教授致欢迎辞，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研究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何建华教授，冯契先生次子、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教授，诸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陈超分别致辞。纪念大会由华师大哲学系主任郁振华教授主持。

其中，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相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虽富有洞见、却一直轻视论证而言，在中国的大学哲学系确立起逻辑分析的精神，在根本上也就是确立新的中国哲学形态的标准。如果说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是新的中国哲学形态的奠基之作，那么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则是新的中国哲学形态的典范之作。它体现了在把概念思维引入中国的哲学思考之后，哲学在中国所达到的一个广度与深度。”

他还强调，不管是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还是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都不只是展现了逻辑分析的精神，不只是体现了概念思维的确立，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思想一种永久的渴望与冲动 ，那就是直面天地间大根大本的问题。

纪念会上大家回顾了冯契先生从老师认为数学可以免修的少年才俊成长为投身革命、奔赴前线的热血青年，从金岳霖先生的得意门生成就为著作受毛泽东主席推荐、工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而持续关注的哲学家的一生，认为冯先生是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人志士，是兼具传承与创造中国优秀文化的卓越学者，更是一位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为人师者。

在学术研讨会上，成中英、张汝伦、张建军、杨国荣、许全兴、宋志明、Jean-Michel Roy、童世骏等专家学者先后作题为“深入认识冯契：化智慧说为智慧学”、“评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摹状、规范与半描述论——‘金岳霖-冯契论题’与当代指称理论的‘第三条道路’”、“世界哲学视域中的智慧说”、“冯契‘智慧说’漫谈”、“《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解析”、“What is Practical Knowledge? Disentangling the Rylean View”和“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理解冯契哲学贡献的一个视角”的主旨报告 。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冯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冯契的智慧说”、“冯契哲学的特质”、“知识与行动”、“中国哲学理论诠释”、“西方哲学理论诠释”、“中西哲学对话”等进行了专题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