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韦力谈寻墓中国：访了两千处文人遗迹和古墓，还在继续

【编者按】

“富而好书”的韦力，近些年来，书出了一本又一本，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古书展开：《古书之美》《古书之媒》《得书记》《失书记》……接下来，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人文遗迹，靠着自己的双腿，走遍全国，一一寻访、记录。其实，据他自己介绍，十多年前他最早出版的《书楼寻踪》，就已经开始关注人文遗迹了，只不过集中于其中的特定部分——古代藏书楼。由此延伸开来，去寻访古人墓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一寻墓之旅当中，困难不断，有的受自身学力所限：要补读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方面的书太多；有的来自外界环境：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地方政府的官僚作风，都常常让他败兴失望；更残酷的是，一次偶然的意外，让深山访碑的他断了一条腿。即便如此，他也并不气馁放弃，而是努力将这一人文寻踪之旅坚持了下去。对他来说，这不是自得其乐，而是有着大关怀与大抱负：保存、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澎湃新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寻访古人遗迹的计划的？

韦力：这件事的缘起，来自一本书，就是大概十六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寻访遗址不是我的念头，记得是一本叫《书窗》的杂志，上面连登三期南京藏书家徐雁先生寻访藏书楼的文章。我当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徐先生的图片和实物对不上，因为其中一座藏书楼我去过。我就给他去电话，他也很直率，坦然承认说，他其实没有去过，是一个当地的朋友帮他找了张照片，配上他写的文章。于是，我就想到，既然如此，是否应该正正经经地访一访藏书楼，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跟徐先生谈到这个想法，他倒是很鼓励，说如果你有工夫的话，能这么实地寻访，比坐在书斋里写写文章好。这样一来，我就开始制定计划，准备去寻访藏书楼了。但我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古代文献上记载的藏书楼地址都语焉不详，另外，即使有的记载很详细，但是古地名与现在的地名对不上，这让我光查资料就下了很多的工夫。历史上有那么多藏书家，他们的名声都很大，但是这些人当年建的藏书楼究竟在哪儿，很难确切地知道，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两可的，比如说叶德辉，他在近代的名气很大，人们提到他，都会按照郡望、籍贯，说是长沙，你会想当然地认为他的藏书楼双梅影庵坐落在长沙。结果，经过一番查考，我才知道，他的藏书楼其实建在苏州。这种情况非常多，让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才理解徐先生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他已经在大学做了老师，没那么多时间在全国到处跑。这件事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澎湃新闻：这样说来，您一开始远远低估了寻访遗迹的难度。

韦力：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徐雁先生抽不出时间去实地逐个探访，因为有些藏书楼他也去现场勘查过，有的是他请朋友代拍了照片。后来自己下了工夫，才算真正地理解，这件事原来这么难。但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既然把这个事情做了起来，而且突然发现又是这么的难做，反而就有一种发自本能的越挫越勇。我还非得把这件事情给弄出来不可。然后，我就开始查地方志，四处找渠道。渠道就是通过各地的地方志办公室，现在很多地方还设有这个机构。我挨个打电话或者托人问：我有一个地址，能不能帮我查证一下，这个地方今天叫什么，还在不在。等于说，通过他们来“换算”古今地名，当然，不能确保所有地方都找到，但有了他们帮忙，能找到五六成。在这五六成里面，有一半已经没有了，旧城改造的时候早拆平了。但这依然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最终确认某座藏书楼已经不存在，本身也是一个结果。再然后，我开始规划路线，确保自己尽量别走重复的道路，比如说，先到南京，再到苏州，再到常熟，每次跑个十几天，把能跑的地方都跑到。

当时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是因为网络不发达，不像今天，搜索引擎可以查很多信息，非常方便。当时我要翻大量的书，比如地方志，看看上面大致记载了些什么。但这个过程也很受挫。因为大家经常去的、挂在嘴边上的，也就那么几座有名的藏书楼，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天一阁、铁琴铜剑楼什么的。你真正想找的，九成记载不详，对我来说，相当于是第一次把这些藏书楼的地址落实下来，探究清楚，它们究竟在哪儿。有不少朋友鼓励我，说这件事做得很伟大，其实，刚开始我并不觉得伟大，心态就好比写游记，就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因为爱古书，所以爱古代的藏书家，出发点很简单，爱屋及乌而已，只不过别人都来夸我，自己也越做越深入，觉得这是件值得去做好的事。

这一跑，陆陆续续就是五年。跑的过程中，所费的劲就不用说了，然后，就出了第一本书《书楼寻踪》，那是十一二年前的事情了，得益于徐雁先生的帮助，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属于“书林清话文库”这个系列的第一本，大家可能觉得好玩吧，把它排在了首位。

澎湃新闻：很多人是“劳心”，坐在书斋里面写文章，您是“劳力”，不辞辛苦地四处去跑腿。

韦力：对。到今天为止，搞文献学研究的大部分学者一直在书斋中搞研究。对我来说，我是后知后觉，在跑了这么多地方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所在，因为，慢慢地我就能总结出来，某个地方的人文到底有多发达，某些藏书家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在文献中读到一些藏书家来往很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实地探查以后发现，这两家离得这么近，他们的来往是自然而然的。只是，这些关系没有人记载。在我的探求过程之中，像这样的发现，比我想象的多得多，一多半是意外的发现。我一直说自己的期望不高，那么，既然得到这么多的意外之喜，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特别的意义，形成了一种习惯，就一直把这件事做下去了。

澎湃新闻：后来这本《书楼寻踪》怎么样了？

韦力：这本《书楼寻踪》要再版，但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十五六年前的寻访用的是胶片机拍，照片没有电子文档，河北教育出版社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也调走了，底片也没有了，当时还没有备份这个概念。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其实藏书楼我没有跑完，而且我有意撇开了三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因为这些地方人最多，完全可以单独成书。所以后来就跑续集。在这个过程中，又查资料，又有新发现，又写出来两本。一本几年前就交给了中华书局，叫《书楼觅踪》。本来想叫“书楼寻踪二集”，书局编辑觉得不太合适，就改成现在这个名字了。另一本叫《书魂寻踪》，就和墓有关了，寻访藏书家之墓。一探究我就发现，近些年拆迁的速度很快，各地都在大搞城市化，在这种情况下，最先被抛弃的就是古文化，因为它最没用。这就促使了我加快地跑。慢慢地我明白过来了，只谈书楼，只谈藏书家之墓，这只是中国文化的一小部分，在大的拆迁运动下，荡然无存的不止藏书楼，还有很多其他文化遗迹。有些古人比藏书家更伟大，他们是不是应当也要留下遗迹呢？如果有人跑，那不是很好吗？但是我自己跑了十年多的书楼，并没有什么人跟进。你知道，咱们这儿某本书、某个专题引人注目了之后，会有人迅速跟风，出一系列的东西，藏书楼几乎没有。一个朋友说：你这种做法，没人跟你这么学。我所下的工夫，跟所得不成比例。比如跑藏书楼，折腾这么久，写了一本书，各类开支恐怕达到一百万了，出版所得稿费却不到花费的十分之一，很少人愿意干这种赔钱的买卖。但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在乎真情与真气，我就是真心喜欢这个，花多少钱是另一回事。就像去环球旅行，还能指着把钱赚回来吗？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就系统地寻访古墓。我发现，除了一些有名的景点，百分之七八十依然没人梳理。因为有跑《书楼寻踪》的经验，我系统地开始做功课，准备了一年半。

澎湃新闻：这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韦力：最大的困难是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这种人文寻踪涉及的知识太广，而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涵盖这一切。今天回头看，我太过理想化了。当时怎么办呢，就是买了很多通史著作，先确定古人的历史地位。人本能地会认为自己熟识的人重要，客观来说，其实未必是什么重要的历史人物。我的设想是一个体系一个体系地来。我原本想大而化之地以“儒、释、道”来涵盖中国文化。但我藏书偏好经学，认为经学代表了中国人文精髓。既然我熟悉经学体系，那就系统地通读近现代专家学者所写的各种经学史，将这些著作提到的人物提炼出来，开出名单，再用这些名单查找今日可能存在的踪迹，确定这些踪迹的方位坐标，而且根据这些人物的历史影响力以及在每个专史中的价值地位，按一星到五星，定出相应的星级来。

澎湃新闻：您评分的标准是什么？

韦力：就拿经学来说。经学的源头是孔子，孔子就是五星。然后是曾子，曾子是孔门弟子，地位自然低于孔子，那么他就是四星。但是曾子的弟子孟子反而是五星，因为他对中国“人性本善”这种思想学说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与之相对的，荀子也是五星，“性恶说”由他发端。性善性恶作为两条线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儒法斗争所争论的问题，也无非就是这些。确定了思想学说的源头人物，然后再产生后世的中心人物，比如董仲舒，他几乎是今文经学的鼻祖，因为他的谶纬之学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后世。与他同时而不同观点的，比如说数术之学的代表人物京房，也定到四星。我的思维方式就是，先看有没有某个人物，如果有，再看在哪儿。就这么一层一层地把框架搭起来。

再举释家为例。隋唐之间产生了八宗一派，但是在八宗一派之前，还有很多高僧，一种是西天取经，一边是佛法西来。大量的高僧来中国，这些人是最早的传播者，如果没有最早的传播，也没有中国宗派的产生。这些人，是不是都比宗派伟大呢？这倒未必。于是我就分了两个体系，前头叫部派时期，后头叫宗派时期，分别单独论述。如果不区分不同体系的话，最后等于说争论孔子伟大还是鲁迅伟大，这个题目做不下去了。

澎湃新闻：这样做的前提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了然于胸，您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太高了。

韦力：有一阵子天天读书。为了客观，我会尽可能地参考不同学者不同观念的著作，比如说释家，我买了不同的《中国佛教史》，赖永海系统的、任继愈系统的，还有各种佛教专史，例如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这种专史有许多，有的站在唯物角度谈，有的站在宗派角度来谈。我必须知道关于每个人物不同的评价，才能保持客观，不会以偏概全。原来准备一年半跑完，结果跑了三年半的时间，还把自己的腿跑断了，然后停了一年，从今年开始，又开始边跑边补，而且更加有侧重，因为现在我爬不了山，也下不了水了。很多人问我，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跑啊？我说，我不跑，我能咋办呢？这得有结果啊，否则的话，前期付出这么多年，不是白扔了吗？尤其是体系都弄出来了，并且跑了七八成。于是现在就开始写，写到哪里断环了，再去专门补课。

对很多问题，我也只是点到为止，我感兴趣的只是文化的普及与记录。若要深入探讨学理，每个专家都会比我写得深入。我做的事情，用一种带有贬义的说法，叫“横通”，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反思，我认为今天的专家专到已经完全自说自话了，社会是一套语言系统，学者是另一套系统。我总是试图把这两个糅合起来。不管成功与否，至少我希望自己能起到一些作用。

澎湃新闻：您是怎样产生走遍中国、寻访古人遗迹这种想法的呢？

韦力：近几十年，各地搞了各类人文景点，这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当然是好事，至少是一种“富而好礼”的表现。问题是，哪些人物值得纪念，在我看来，很有斟酌的必要。至少现状是，有很多为我们民族历史，尤其是在人文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的人被完全忽视了。一说到中国历史，我们特别有民族自豪感，五千年文明史灿烂辉煌。但是，对那些构成传统文化基础的历史人物，比如我感兴趣的经学家、藏书家，却少有人去纪念，这种做法客观上其实是把民族文化给截断了。我身处江湖之远，无法左右由庙堂决定的大气候，但是我可以纪念我认为有价值的人物。我寻访到这样的人物的墓，再把结果发表出来，可能把它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对我来说，我已经尽己所能了。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些人，做过这样一些事。

澎湃新闻：您这样不计成本地四处寻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肯定损耗很大，您方便谈谈吗？

韦力：说实话，损失是很大的。比如这次受伤，有很多朋友来看我，都会把我的受伤跟我的寻访联系起来。但是，如果以宿命解释这一切，其结论当然是一种颓废，但颓废就能挽回自己的遗憾吗？如果不能，这种无穷的懊悔除了折磨自己，还能有什么用处呢？大家都关心花了多少钱的问题，这其实涉及整个社会大环境，文化人应该这么穷吗？从历史上来看，真正有作为的文人，并不必然跟“穷”字联系在一起。我们都说顾炎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者，他的经营之道我们却常常不谈。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每到一地都会带弟子开荒，然后出租有价值的土地挣钱。你要是去谈学者的这一面，很多人会觉得太俗气，其实，解决了身体这副臭皮囊的生存问题，才能让思想飞扬。不过，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大家很难心平气和地谈这些东西。

澎湃新闻：您的寻访古墓之旅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吗？

韦力：上个月还在跑。比如说跑净土宗，我先写到三祖，又写到七祖，还有几环断了，我就继续深入查史料，看在哪儿能找到更多跟净土宗有关的遗迹，然后接着去跑。10月22日，我在复旦开会，去之前我就会筹划，复旦附近有哪些遗迹可以寻访，记在自己的小本上，开会的时候带上，把东西拍回来，然后接着写。

澎湃新闻：您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去之前满怀期望，去了之后非常失望？

韦力：失望的情况占七成。这种失望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某位古人在历史上的伟大名声，跟现在的劫余反差太大。比如说，我做的史学之旅当中的班固，太伟大了，仅次于司马迁的人物了，当时后世，有太多关于班固的记录了，经学史上，他也是重要人物，当年在白虎观，记录白虎通的人就是他。找到班固的时候，墓小到半米高，就是一个小土堆，比平常农村的小坟都小，看见以后极为失落。我心想，怎么可以这样呢？班固不比今天很多人伟大千百倍吗？这种心理落差是极大的，接着就是愤恨，这个社会的思维方式成什么样了！我去寻访佛教的祖庭，名气很大，去那儿一看，发觉简陋得很。三阶教也很重要，它的院落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就是一间小小咖啡馆的面积，而今新建的寺院常常是层层山门次第开，不知大到哪里去了，但是历史地位根本就不能和三阶教相提并论。这种情况下，让我愉快的遗迹没几个，大部分都让我感到失落，甚至愤恨。

不过，寻访古墓的过程当中，也让我发现了不少一直以来层层相袭的错误，文人们只是在不断地转录，但是几乎没人去实地勘察。你读了不少书之后，再去实地一看，会发觉书上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地理位置上有误记，人物姓名上有混淆，比如，佛教人物有很多重名的，从唐代史料开始就弄错，后来就一路错了下去。

话说回来，我的寻访不是为了考据，这么多年下来，访了大约两千处文人遗迹及古墓，越是寻访，我越是感到，自己这么做是有意义的。这就像是朝圣，历史上存在过这么多的伟大人物，我第一次走到他们的墓前，鞠上一躬，这是我的福分，让我成为一个知敬畏的人。

澎湃新闻：寻访的古墓的真实性问题您考虑过吗？现在这方面的争议屡见不鲜。

韦力：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一些古人的遗迹确实不在了，所谓古墓不过就是一个衣冠冢。我的寻访是个由头，用这个由头让大家记住，曾有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至于古人的尸骨是否在里面，跟我的寻访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那么，我的寻访是不是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可以随便乱写了呢？也不是这样。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寻访的古墓要有文物部门的认定，要有市级、省级、国家级的文保牌，不管哪一级，要有认定。至于这方面的争论，在我看来，不是争论学术，而是争夺名人，要把名人抢到自己那儿去。我尽量不掺和这种地方上的争斗，在文章中我会把各家说法、各方观点都摆出来，极力保持客观。拿曹雪芹来说，我去了樱桃沟，找到了当地立的碑，还有那块顽石，拍照作了记录，至于围绕曹雪芹的争论，这是一本专著的话题，不是我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该去触碰的，我能够做的，就是将我见到的当地情况说清楚。这是一次人文寻访，不是考古鉴定，我的目的只是通过寻访古墓来纪念古人的历史功绩。

澎湃新闻：看得出来，您还是想在学术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之间做到兼顾，但是，您不担心两头不讨好吗？同为人文寻访，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虽然文笔讨喜，却总是被人诟病硬伤太多。

韦力：我并不担心。其实，我对围绕着《文化苦旅》的非议不以为然，我认为大家太过苛刻。《文化苦旅》刚出版的时候，对我影响很大。后来读书渐渐多了，从考据角度来看，发现不少内容并不确切，但我并不以之为非。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这个人、这本书挺了不起的，在那个时段、那个社会，影响了一大批的人，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任何学问都是前疏后密，我如果处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家做得好呢，作为后来者，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尽可能地既有人文色彩，又保证学术上的严谨客观。

澎湃新闻：您为自己定下的寻访目标，哪些达到了，哪些还没有完成？

韦力：有很多目标没有找到，大概占到五分之一，我列的单子上有两千多处目标，差不多四百处没有。有的是我到那儿才发现，几个月前拆了。比如说释道安的墓，大家都知道《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他和习凿齿的故事，这个人物太重要了。我去寻访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彻底被夷平了，现在是一个工地，人家告诉我说这里以前被改为监狱，现在监狱迁走了，又要重新规划建成新的旅游点，我眼前所见，就是一片面积巨大的黄土空地。好在这片空地上还能有些许的遗迹，比如还有两棵古银杏树，而这两棵树，就是当年谷隐寺的标志所在。所以，我是怀着一种迫切的、抢救遗迹的心情在寻访古墓，因为我知道，城市化运动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些遗迹会妨碍别人的开发，立了文保牌，拆起来很麻烦，所以开发商要尽快在文物部门立起文保牌之前，将其拆得了无痕迹。我是在跟城市化运动竞赛，尽可能地留下文字和图片的记录，再过若干年，等到大家醒悟过来，还有修复和还原的可能。

有些遗迹，即便已经访到，但是得知它们被拆，我还是很难受的，比如，在我心目中，黄丕烈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去寻访他的士礼居，发现是在一个丝绸厂里。当初通过江澄波老先生的关系，我找了当地的一位文化局副局长，才得以进去，又是拍照，又是做笔记，折腾了一番。几年前我再去，那里已经建成一个花园洋房小区。连黄丕烈这个级别的人物都无法幸存，其他的可想而知了。

澎湃新闻：藏书家的墓，应该是您的寻访之旅重点关注的对象了吧？

韦力：最开始是这样，后来逐渐越来越宽。其实，我喜欢的藏书家的墓大部分都没有了，能找到的是少数。比如，黄丕烈墓的原址是马骥先生通过几层转折关系带我找到的，这本是让我很兴奋的一件事，然而到了现场一看，黄丕烈的墓已经完全没有了痕迹，旁边只有一个大水塘。一番辛苦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站在水塘前，会是怎样的心情。铁琴铜剑楼主人也就是瞿家的坟原来在虞山脚下，也被彻底荡平了。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的墓我倒是找到了。一般说来，越偏僻的越容易保存，红卫兵去砸的话太费劲；离城市越近的地方，或者是古墓越集中的地方，越容易被破坏。

这里面有个规律，子嗣越繁盛，保留下来的概率越高。某个家族没有断后，香火旺盛，历代有人维护，墓就能够保留下来。如果没人管，不用砸它，就彻底的没有痕迹了。还有就是门生众多，哪怕子嗣凋零，门生也会去寻找祖师的墓，善加维护。好多墓其实很早的时候已经荒掉了。比如说毕沅，每到一个地方任职，就会探访古墓，探访出来之后，他掏钱让当地人刻大碑，然后撰文记录。他做了很多这种事，让我觉得很伟大。我很想效仿，但是往往做不成，比如说我到嘉兴，由范笑我带着在一片荒地中找到朱彝尊的墓址，然而眼前所见就一块残碑，连坟都没有，碑上文字已经看不到了。我说，我出钱，请人立一块碑，结果找了当地很多部门都不行，因为我不是相关部门，没有权力在这里立一块碑。还有一次，也是马骥先生带着，我在苏州兴福寺山上找到了惠栋的墓，我特别激动，因为惠栋太重要了，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汉学派中吴派的创始人嘛。我一看墓碑，题字的是李根源，回头一查资料，才知道他在《吴郡西山访古记》中谈过，读了这本书我才明白，李根源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找了好多人，才确定这里葬的是惠栋，为了防止这一处遗迹湮没，他自己掏钱刻了碑。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也很感慨，我想效仿前贤，却连资格都没有。很多地方找不到关系，连拍照都不行，必须让有关部门开介绍信，有的当地人甚至斥责我，没有文物局批准，怎么可以拍照呢？

澎湃新闻：您对藏书家之墓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受自己喜欢的藏书家影响？

韦力：性格的作用更大，就是本能的喜欢，就是想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很多事情，书读多了，总想知道为什么。读古人的书，有很多的情趣在，但是真正有情趣地来写书跋的却很少，除了以前特别喜欢的黄丕烈——他的书跋写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时代，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他所写的书跋不够学术，但他却获得了绝大多数爱书人的喜爱，大家第一次体会到，原来藏书不止是严肃正经地做学问，还可以包含这么多的情趣。黄丕烈这个写法很重要，今天所说的书话，我想就是从他的书跋中脱胎而来。而后有许多藏书家都效仿黄丕烈，也写出了许多有情趣的书跋，当代这方面最成功的，应当就是黄裳先生了。黄裳在写法上，以我的愚见，就是古代情趣书跋的现代版。但黄裳更贴近版本之外的人文情怀。他会写今天的心情感受，写天气对自己的影响，但是他就不说今天的版本怎么回事，而是直接下断语，这版本如何稀罕，我就本能地反应：您为什么没有推论的过程，就直接得出结果呢？我比较习惯的思路是一步一步的推论，某个版本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儿，其中道理需要一一交代清楚。我想自己是不是理科思维，文人不会这样的，喜欢就是喜欢，没什么道理。

我总是想把学者跟文人融合起来。像何焯、钱大昕、戴震这些学者，他们写的书跋几乎无可看，但是学问却如日中天。还有一类，就是像黄裳这样的，写得很好看，但是版本方面不着一字。两者能不能结合呢？我写东西追求这种写法。我知道这很危险，会两头不讨好，学者觉得你没有学问，文人觉得你没有文采，也有人提醒过我。但我还是愿意以自己固有的偏执实施下去。

澎湃新闻：在您寻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您有没有受到国内外类似的著作启发？

韦力：我的这种做法，我自认为是前无古人，这样说，倒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因为，从谢灵运开始，历代都有很多游记，今天还有很多人写游记，写写探访过程的曲折，发发感慨。但是，系统地、有目的地去跑中国的人文遗迹，把它们都梳理一遍，我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谁这样做过。当然，前人的著作我会大量地去阅读、借鉴，比如《徐霞客游记》，里面写到的他本人的心态、所经历的细节，都很动人。这提醒我不要遗漏寻访中遇到的细节，看似闲笔，说不定会对人家产生触动。

比尔·波特这位美国作家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黄河之旅》写得很好，不过我更喜欢《禅的行囊》。他这本书其实就访了禅宗的初祖到六祖，切入口特别好，就这么一段，也少有历史的回顾，多是个人的描写。我很羡慕他这种写法，但我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访了六处遗迹，按照我的设想，这样来寻访的话，三百年也弄不完。但我觉得他的写法好看，值得借鉴。

前面谈到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我都读过，觉得文笔不错，但我也没法写成那样，虽然难免流露情绪，我还是想尽量保持客观，通过事实向现在的读者介绍古人的历史功绩，而不是抒发个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