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诞辰120周年｜他的笔，培育了中国人的觉醒和团结

在座谈会上，邹韬奋之女、韬奋基金会原秘书长邹嘉骊回忆父亲曾对周恩来说，自己周围有很多作家、专家、科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当时周恩来就笑言：“你是宣传鼓动家。”

“很多老同志对我们家人说，我是看着你父亲、你爷爷的文章才去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邹嘉骊说，在抗日战争中父亲虽然没有拿枪上战场，但他的文章确实很有鼓动性，激励了无数青年走上抗战前线。1945年9月12日，邹嘉骊的妈妈还收到了周恩来的慰问信：“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在本周一《韬奋精神六讲》发布会上说：“我们虽然也对可歌可泣的‘七君子事件’有所知晓，然而并不了解韬奋先生为了抗日救国究竟做出过多少牺牲，更没有体会到他的爱国情怀已经融入其生命，他‘推母爱以爱我民族和人群’的名言乃是出自于他生命的呼喊。”据悉，聂震宁所著《韬奋精神六讲》已由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

《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

说到邹韬奋，人们很容易想到如神话般崛起的《生活》周刊和曾拥有56家分支店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销量一度超过15万份，开创中国“杂志界新纪元”。

邹韬奋所著《患难余生记》也记载过这么一个小故事：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曾带着秘书路过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看到人山人海还以为是观众在排队抢购某家戏院的戏票。结果秘书告诉白崇禧那是生活书店，人们排队买的是书报，不是戏票。

但聂震宁感慨，人们却对邹韬奋的经营管理之道不甚了解。在当时私有制的社会里，生活书店实现内部员工股份制，限制自己在内的任何人一股独大的体制。“他实行了股份制，同时又限制一股独大，他自己也是和很多人一样拿一千股，每一股十块钱，再往下不允许再增加了。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资本的剥削，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同时内部员工入店之后，即开始安排他在工资里面提取资本金，使他成为股东。”

邹嘉骊在《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一书中回忆说，在书店的人才培养上邹韬奋不太看重文凭，更看重实在的本事和一定的政治认识：“像在1935年10月，他曾主持过一次招聘，先从数百名应聘者中挑出28人参加笔试，试题包括作一篇题为《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的文章，一些时事知识题，还有把短文翻译成英语。笔试完毕再做口试，父亲作为书店总经理亲自参加评判，择优录取。”

对于读者，邹韬奋也一直充满热情。聂震宁说，邹韬奋在十多年时间里给读者写过数万封回信。“这不是一个常人所能做到的，至今我没有发现中外的编辑家们写过读者回过2万多封回信，促成了4本书。”

女儿编书，后继有人

1944年6月2日，邹韬奋自感病情加重，要求口述遗言，由徐伯昕记录。座谈会上，邹嘉骊回忆此事，感触良多。“父亲对身边的人事一一关照。关于我，他说‘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

“爸爸的遗言既有疼爱也有期待。疼爱是担心我日后过清苦日子，期待是希望我成为对社会有成就的人。”成就谈何容易？邹嘉骊说，在她颠簸的童年、少年，自己只断断续续读了六七年书，“是父亲的临终遗言‘不要怕’激励了我没有退缩。”

在《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一书中，邹嘉骊对邹韬奋临终写下的“不要怕”有着更详细的描述：“1944年7月24日清晨，父亲已经说不出话，病室里除了妈妈低低的哭泣外，寂静无声……父亲瘦如枯柴的躯体躺在床上，神智还很清楚，胸脯却急促地上下起伏。妈妈给了父亲一支笔和一本练习本，父亲用仅有的微力，颤抖地写出了三个不成形的字：不要怕。”

“我做过图书登记员、门市营业员、校对员、助理编辑、编辑，每换一个工种，就学会一点技巧，增加一点知识。”邹嘉骊曾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做了近三十年编校，离休后又在胡愈之、夏衍、叶圣陶、陆定一、巴金等新闻出版界、文化教育界人士联名倡议下组建了韬奋基金会，为父亲编书。

在邹嘉骊的努力下，1984年出版了《韬奋著译系年目录》，1985年出版了《忆韬奋》，从此更收不住笔了。她还与韬奋基金会的同仁经过十年努力，完成《韬奋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今年邹韬奋诞辰120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韬奋全集》（增补本），共十四卷，近八百万字，收入韬奋自1914年起至1944年止约三十年间写的全部著作和译述。

座谈会最后，邹嘉骊深情地说：“可亲可敬的爸爸，可以告慰你的是，我继承了你的遗志，从事文字生涯。编书清苦，生活却不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