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代美苏为何选择中立国进行首脑会谈

作为冷战时代最为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美苏关系的变动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在整个冷战时代美苏领导人的十几次会晤中，双方将地点选择在了既非美国，又非苏联的第三方。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冷战由此拉开序幕。二战时代的大国协调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走向解体，世界局势又一次变得紧张。之前的二战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惨痛记忆仍旧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而不久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又加深了这种惨痛的记忆。这便使得大国协调机制需要再一次被建立起来。在冷战时代，这种大国协调的重担便落在了美苏两国身上，其中首脑会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一共进行了16次最高领导人会晤。其中有八次是在美国或苏联境内举行，其余八次则都在美、苏之外的中立国进行。

冷战时局图

为何选择中立国？

早在二战时期，为充分协调对德意和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作战行动，战时各大国便经常在第三国举行双边或多边的首脑会晤。如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11月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以及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但这时的首脑会议地点选择更多是出于各与会者赴会交通比较方便的考虑，而不是什么其他因素。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从合作走向对抗，世界也逐渐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举行重量级的领导人双边会晤需要有完善基础设施和国际会议接待能力，而有如此条件的国家大部分都在两大敌对阵营内部。而在敌对阵营内部进行双方的首脑会晤，还要考虑到己方领导人赴会的安全保护和情报保密等措施，以及应对本国舆论质疑等诸多问题。这就使得中立国和永久中立国成为了不多的、可以考虑的选择。

中立国是指将中立原则奉为外交政策的国家，这些国家根据条约或宣言，不论在平时或战时都奉行中立政策。永久中立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初期，永久中立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与其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才有永久中立的存在必要。永久中立国的形成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愿承担永久中立义务；二是其他国家承认并保证该国的永久中立国地位。

宣布中立是一国权利，但是否得到他国或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永久中立国，国际法定义为“它的独立和完整完全是由条约担保的，条件是它承诺不参加军事同盟（除抵抗外来攻击外），而且也不承担可以间接地使它卷入战争的义务”。中立国因为其本身的中立地位，其经济发展不会受到战争的威胁与破坏，基础设施情况较好，比较适合举办美苏之间的首脑会晤。纵观八次在中立国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的地点，则会发现它们都是位于欧洲的中立国，即瑞士、奥地利、芬兰、冰岛以及马耳他。

这五个国家除了拥有法定的中立地位，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会议接待能力外，它们还位于欧洲“铁幕”沿线附近，属于欧洲两大阵营的交界地带，而且风景优美，比较适合举行高规格的首脑会晤。其中，瑞士日内瓦和奥地利维也纳都有联合国办事处，而且两地有举办国际会议的传统，因此在日内瓦和维也纳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次数也最多的——每个地方进行过两次。

维也纳会谈：和赫鲁晓夫谈判，太难

1953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外交政策辩论会上首先提出，在冷战时代各大国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召开首脑峰会来解决世界的问题。1955年7月，美苏英法四国首脑聚会日内瓦，这是自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以来东西方最高级别的元首会晤，也是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冷战期间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东西方领导人就德国和欧洲集体安全，裁军与东西方接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并未达成任何意见。其唯一的意义在于重新开启了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东西方对话。

随着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召开，以及1959年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冷战中的东西方关系开始有了一丝缓和的气息。然而1960年5月1日一架美国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直接导致了原定于1960年5月中旬在巴黎举行的东西方首脑峰会被取消，东西方局势又一次走入紧张。而到了1961年4月，美国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失败，更加剧了这一紧张局面。这时，再举行一次美苏首脑峰会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1961年6月3-4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举行了新的一轮首脑会晤。

维也纳会谈的第一天，赫鲁晓夫在美国大使馆同肯尼迪总统共进午餐，气氛颇为融洽，赫鲁晓夫还不忘夸耀苏联的太空成就，说俄国的第一条太空狗“斯特列尔卡”刚生了一窝小狗。但随着会谈内容逐渐深入，尤其是谈到双方对柏林问题的看法时，双方唇枪舌剑，毫不相让——柏林问题是这次维也纳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

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坦言，如果美国在柏林问题上把战争强加于人，苏联就会奉陪到底。对此，肯尼迪并不准备让步，但又不想过分激怒赫鲁晓夫而惹出麻烦。后来，二人共进午餐时，肯尼迪还摸着赫鲁晓夫佩戴的列宁和平勋章，温和地说了一句，“我希望这枚勋章能让您保持和平。”这次会谈的另外一个焦点军备问题上，美苏双方也缺乏共同语言。总之，维也纳会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来，肯尼迪也说，同赫鲁晓夫的谈判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差使”。

第二次维也纳会谈：防止一切发生战争的可能

经历了1961年美苏维也纳会谈后，东西方对峙的局面并未好转，尤其是不久之后发生的柏林墙事件，以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更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这一时期虽然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但美攻苏守的局面仍旧持续，且愈演愈烈。所以在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也并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首脑会晤。

到了勃涅日列夫时代，随着苏联经济得到大幅度发展，苏联的军备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因为1970年代美元危机的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美国面临“生产停滞、通货膨胀”的经济风险，且陷入越战泥潭难以自拔。这一时期的美苏争霸逐渐形成“苏攻美守”的局面。由此美苏首脑会晤次数开始增多。

由于时局所限，这一时期的美苏首脑会晤多在苏联境内举行，即尼克松在1972年和1974年两次访苏，以及1974年底美苏领导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次非正式会晤。而在苏联之外的美苏领导人会谈只在美国举行过一次，即1973年勃涅日列夫访美期间。还有两次在中立国的会晤，即1975年福特总统在欧安会议期间同勃列日涅夫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会晤，以及1979年卡特总统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的会晤。其中，1979年的维也纳会晤可谓成就斐然。

在1979年6月15-18日的维也纳会晤中，美苏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限制战略武器以及地区冲突问题，强调必须控制核武器，防止一切发生战争的可能。而在这次会晤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双方领导人签署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和一系列附件。条约规定双方战略武器总限额为2250件，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为1320枚。双方还在限制重型导弹，苏联限制逆火式轰炸机、美国限制巡航导弹等问题上达成协议，但对双方战略核潜艇不加限制。

从雷克雅未克到马耳他：苏联衰落，美苏全面和解

1979年12月底，苏联开始入侵阿富汗，并且在美国的带动下，整个西方阵营也开始抵制1980年举行的莫斯科奥运会，再一次让刚刚得到缓和的美苏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这一时期，里根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开始推动“星球大战”计划，大力发展高科技太空武器，以加强在美苏争霸过程中的军备优势。而在里根时代，随着美国经济状况开始逐渐走出泥潭，在美苏争霸的形势下，美国又一次开始走向攻势。

1982年勃涅日列夫去世，在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老人政治”时代后，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这时的苏联因为长期的重工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常年军备发展的庞大压力，让这一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外加长期的“老人政治”使得苏联政治体制僵化的问题更加凸显。这时的苏联已无力继续坚持勃涅日列夫时代的进攻型路线，开始转向全面收缩。美苏争霸再次呈现“美攻苏守”的态势。

新一轮的美苏首脑会晤便在这一背景下展开。从戈尔巴乔夫开始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1985年，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这期间一共举行了七次美苏首脑会晤，其中四次是在中立国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开始走向制度化。

1985年11月19日—21日，里根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了自1979年维也纳会晤以来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晤。这次会晤并没有发表什么新鲜惊人的倡议，双方对一些核心问题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通过两位领导人间建立起来的某种私人关系，对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起到了某种缓和的作用。

维也纳会晤的成功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美苏领导人进一步会晤开了一个好头。1986年10月11-12日，两国领导人又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第二次会晤。

选择雷克雅未克作为美苏双方首脑会晤的地点，一个考虑是雷克雅未克地处偏远，不太容易被媒体所关注，而且又在美苏两国首都之间的中间点。然而，当两国领导人准备出发时，才发现雷克雅未克早已云集了世界各国的记者，可见美苏关系着实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在这次会晤上，苏联提出了具体的裁军建议，要求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但被美国拒绝。雷克雅未克会晤又一次无果而终，但这却为美苏关系走向缓和铺平了道路，尤其为1989年马耳他首脑会晤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则是标志美苏正式走向和解的重要事件。

马耳他会晤的成功，使美苏两国开始走向全面和解，但这种全面和解是建立在美苏关系中美国的压倒性优势，以及苏联的全面收缩让步的基础上。在“高尔基”号邮轮上举行的首脑会晤也像1941年“奥古斯塔”号上的美英首脑会晤一样，标志着苏联的衰落。而后不久，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冷战时代，在中立国举行的八次美苏首脑会晤的遗产直至今日仍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双边，乃至多边问题的一种范式。或许，这也是当年丘吉尔提出“首脑会晤”这个词的一个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