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瑞来：为何日本史学界曾将中国史称为“东洋史”

11月3日下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宋史专家王瑞来先生在上海师大文苑楼708室开讲，题为“20世纪以来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与宋史研究”。讲座由上海师大古籍研究所汤勤福教授主持。汤教授笑着说，从满满一堂的听众来看，这是上师大近期最受欢迎的一次讲座。

稍作介绍后，王先生就进入正题。他说，这是他第三次讲这个题目，此前分别在杭州师大和西北大学讲过。下文所述，大体是讲座要义。

何谓“东洋史”

甲午战争后，中日地位逆转。本是文化先进国的中国被日本打败，日本转而成为亚洲的优等生。中国人纷纷涌向日本留学，既学日本，也经由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日本对中国影响之大，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在这个背景下，20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期间，中国的新史学在体例和形式上都借鉴了日本学者的著作，这在1900年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和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中明显可见。其实，直到今天，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日本学者也有其独特的贡献。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了解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在日本语和朝鲜语中，“东洋史”专指中国史。内藤湖南曾说：“余之所谓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历史。”在现今日本的大学，“东洋史”则是一个偏旧的说法了。不过，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学习院大学还保留着这种提法。

所谓东洋史，其实是跟西洋史相对的。这是日本二战前仿照西洋的分类。战后，包括在东洋史范围内的东南亚史、中亚史、西亚史、北非史等作为地域史被逐渐分出，东洋史的名称虽然保留下来，但范围缩小，仅指中国史，并包含西域史为主的东西关系史。

东洋史学谱

接着，王先生介绍了已故的著名东洋史学者和目前活跃的东洋史学者。因为专攻宋史研究，王先生还着重介绍了日本老中青三代宋史学者。

说到东洋史研究大家，首先不能不提内藤湖南（1866—1934）。他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至今仍具有国际性影响。1884年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内藤做过几年小学教师，然后前往东京，做了10年的报纸记者者编辑。1907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09年成为教授。执教东洋史讲座20年，与狩野直喜、桑原隲臧并称为京大“学宝”，形成京都中国学派。

“西有内藤，东有白鸟。”白鸟库吉（1865—1942）与内藤湖南并峙，他师从那珂通世，学术范围广泛，遍及亚洲全域。1909年发表的尧舜禹非实有人物论，堪称近代“疑古论”的先锋。白鸟库吉关于邪马台国和卑弥呼的考证，引起日本史学界激烈争论，由此形成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白鸟、内藤治学各具特色，因此有“实证的内藤，文献的白鸟”这种说法。

桑原隲藏（1871—1931）也是京都学派的重镇。1898年东京帝国大学硕士毕业，同年出版的《中级东洋史》颇得好评。1907—1909年留学中国，而后担任京都帝大教授直至退休。1923年，他的宋代南海贸易史研究论著《蒲寿庚事迹》获得帝国学士院奖。桑原运用中国传统考据学和西洋文献学方法，在中国史和东西关系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南与北的观察，对学者颇有启示意义。宫崎市定出自其门下。

羽田亨（1882—1955）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导师是白鸟库吉。1938—1945年担任京都大学总长，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继内藤、桑原之后，将京都大学奠定为世界性东洋史重镇。他开创了日本的西域史研究。

任井田陞（1904—1966）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二战期间曾从事华北农村调查，著有《中国农村家族》。他长期担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后任所长。1930年代编纂《唐令拾遗》，后著有《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国法制史》等，是把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提升到世界水准的学者之一。

西嶋定生（1919—1998）、岛田虔次（1917—2000）、堀敏一（1924—2007）、谷川道雄（1925—2013）、沟口雄三（1931—2010）虽然专攻领域不同，但均为战后东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中国历史学界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目前活跃的东洋史学者

工藤元男（1950—）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现为该校教授。专攻先秦史，著有《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展开》等。

鹤间和幸（1959—）以研究秦始皇闻名，著有《秦帝国的形成与地域》《秦始皇：传说与史实之间》等。

渡边义浩（1962—）著有《后汉国家的支配与儒教》《西晋”儒教国家“与贵族制》等，监修《全译后汉书》。

气贺泽保规（1943—）专攻唐史。

杉山正明（1952—）专攻蒙元史，精通多国语言。利用《集史》等波斯语以及八思八文字石刻等蒙古语的史料，批判历来的研究，对蒙古史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被誉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第一人。

森正夫（1935—）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和中国近世地域社会史。主张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对历来的文献史学形成冲击。

岸本美绪（1952—）曾任东京大学教授，现为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教授。专攻明清史，对明清社会的研究为学界所瞩目。著有《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东亚的“近世”》、《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等。

上田信（1957—）专攻明清史，现为立教大学教授。主张以世界史的视点观察中国史。少有的左翼学者。见解新锐。著有《传统中国：从“盆地”、“宗族”所见的明清时代》《森林与绿地的中国史》《老虎述说的中国史》《欧亚大陆东部的生态环境史》等。

已故的宋史学者

宋史学者被单独提出来，是因为王瑞来先生自己专攻这个领域。说起日本头号宋史学者，大概非宫崎市定（1901—1995）莫属。宫崎市定是战后第一流的日本东洋史研究大家，长期担任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会长。宫崎继承并完善了唐宋变革学说，从社会经济史的视点，比照西亚和欧洲史，将唐以前视为中世，宋以后设定为近世。从这样的设定出发，宫崎对宋代的政治、制度、社会和经济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

青山定雄（1903—1983）专攻宋史与历史地理，编著有《中国历代地名要览》《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宋代传记索引》《宋会要研究备览》等。

周藤吉之（1907—1990）长期担任东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宋代经济史研究》《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等。

中嶋敏（1910—2007）193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论文为《北宋与西夏的关系》。长期担任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和东洋文库研究员。专攻宋史，但涉猎极广。著有《东洋史学论集（宋史研究及其周边）》和《东洋史学论集》（续编），主编《宋史选举志译注》和《宋史食货志译注》等。

佐伯富（1910—2006）专攻中国近世史（宋至清），著有《王安石》《中国盐政史研究》等。编制大量索引，嘉惠学林。

柳田节子（1921—2006）曾任学习院大学教授。专攻宋代社会经济史与女性史。

高桥方郎（1949—2009）北海道大学教授，因病去世于北京。专攻宋代社会法制、经济史。

冈田司（1962—2009）曾留学于杭州大学，是日本宋史研究的中坚之一，英年早逝。以南宋江南社会为研究重点，发表过很多有分量的论文。主编有《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去世后，日本宋史学界同仁集资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宋代沿海地域社会史研究：网络与地域文化》。

竺沙雅章（1930—2015），前不久刚刚去世。他毕业于京都大学，长期担任京大教授，专攻宋元佛教社会史。

当代重要的宋史学者

梅原郁（1934—），著名的东洋考古学家梅原末治之子。1957年毕业于京都大学，长期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在王先生看来，梅原是日本专治宋代制度史研究的最后一人。著有《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宋代司法制度研究》《皇帝政治与中国》《宋史刑法志译注》等。其中，《宋代官僚制度研究》是一流的重要著作，非常值得翻译，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未有中译本。

斯波义信（1930—）195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长期在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从事研究，退休后主持东洋文库。专攻宋代经济史、商业史及华侨华人研究。在其年龄段上，是日本学界少有的中英文皆可交流的学者。

佐竹靖彦（1939—）196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革”前曾留学于北京大学。主编国际性学术杂志《中国史学》至今。研究领域广泛，由宋代上溯到先秦。著有《唐宋变革的地域性基础》《宋代史基础研究》《中国古代的田制与邑制》等。

寺地遵（1937—）长期担任广岛大学教授，日本南宋政治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研究方法上，他所提倡的政治过程论颇受注目。著有《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等。

宫泽知之（1952—）专攻宋代财政史、货币史。著有《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中国铜钱的世界》等。

大泽正昭（1948—）专攻唐宋农业社会史。著有《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是研究》等。

小林义广（1950—）以欧阳修研究知名。主要研究宋代宗族社会史。著有《欧阳修的生涯与宗族》《王安石：北宋孤独清高的改革家》《宋代地方官的民众善导论：喻俗编译注》等。

近藤一成（1946—）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现为该校教授。主要研究宋代科举与社会。王先生对近藤颇为推重。

目前活跃的中青年宋史学者

青木敦（1964—）东京大学毕业，现为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主要研究10-14世纪江南社会经济与法律。

远藤隆俊，现为高知大学教授、副校长。主攻宋代宗族与士大夫。主编《从外交史料考察10—13世纪》《宋至明宗族研究》《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等。

平田茂树（1961—）现为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在大陆、台湾学界都相当活跃。主要研究北宋政治史，近年来着力提倡政治空间论。

小岛毅（1962—）现为东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儒教史、阳明学与东亚王权论，近年来偏向日本史。

久保田和男（1962—）系宋代开封研究专家，专攻中国都市史。

川村康（1962—）专攻中国法制史，侧重唐宋时代的法律与社会。

须江隆（1963—）日本宋史研究的中坚之一。主要研究宋代社会史，重点以石刻史料来解析。主编《碑刻与地方志史料探索》。论文有《祠庙记录所见近世中国的“镇”》、《社神的变迁：宋代土神信仰》等。

新锐宋史学者

小川快之（1968—）东京大学毕业，现为早稻田大学教师。专攻中国法律社会史，以宋至清为主。著有《从地域社会的视点看传统中国的法与秩序》。

饭山知保（1976—）现为早稻田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金元时代的华北宗族，以石刻史料为主。经常现地调查访碑。著有《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

小林隆道（1978—）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在北大留学。近藤一成的学生。著有《宋代中国的统治与文书》。

宫崎圣明（1973—）毕业于北海道大学。专攻宋代政治史。

小林晃（1978—）专攻南宋政治史。对文献熟稔，论文《郑真辑〈四明文献〉之史料价值及编纂目的》，披露了其发现的《全元文》漏辑文章数篇。

梅村尚树（1980—）岸本美绪的学生，毕业于东京大学。主要研究宋代地方教育及其关联的先贤祭祀。

他山之石：对东洋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

接着，王先生介绍了日本东洋史的研究机构、课题审查和出版机构等。

最后，他还以近藤一成为例，阐发他对日本东洋史研究及宋史研究趋势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20世纪日本东洋史研究在学术风格和研究倾向上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化。比如说，从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这样对中国史的整体观察，到宫崎市定丰富和发展这一学说，可以视为宏观考察。不过，包括宫崎市定在内，还有周藤吉之、中嶋敏、佐伯富，以及梅原郁等学者，已开始向微观转化，专注于制度的考证与复原。

正如“唐宋变革论”对于海内外的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一样，20世纪日本学者在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也极显功力，值得报以深深的敬意。近藤一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接受这样的训练，成长起来的。因此，近藤的史料解读功底坚实，堪称其同辈学者中的佼佼者。制度史的训练，构成了近藤的研究根基。可贵的是，近藤先生虽承制度史研究之余绪，但并未墨守一家，而是作为一种优势，在宏观的大视野下，得到了长项发挥。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学风转向，近藤一成先生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王先生认为，内藤湖南时代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基本上属于建立在部分实证基础上的推论，所以会有后来为数甚夥的论证。而在经历了细密微观的制度史研究之后的宏观，则是基础坚实的构筑。准确地说，这样的风格应当称之为宏微相济。所以王瑞来把日本东洋史研究风格概括为宏观——微观——宏观，但他强调，这并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

当下日本学界活跃的，大多为近藤一成的学生辈。他们当中，很少有专注于制度史研究的。这大概是由于，他们在客观上缺乏严格的制度史研究的训练，难以为之。因为引导他们的老师一辈，已经显现出摆脱制度史研究的倾向。这种倾向，无疑遗传给了下一代学者。从主观上看，得益并享用前辈学者制度史研究成果的新一代学者，已不满足于章句考证似的饾饤之学，渴望更有高度的创新。

王先生认为，近藤一成之所以能成为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学风转变的一位领军人物，跟其知识结构也有很大关系。近藤的英文很好，在同辈中尤为突出，这样他可以直接关注到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可以分析和利用其研究成果。凭借广阔的视野，加上细密的制度史训练，形成了近藤一成的研究特色。他的研究往往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以小见大。看似寻常的小人物、小事情、小物件，在近藤一成那里，都被加以深刻思考，不仅分析入木三分，而且还由此及彼，引发大关注，给人大启发。

王先生还特别提醒听众，无论是欧美学者，还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都有中国学者难以企及的长处。那便是，他们的头脑中，首先有欧洲史、美国史、日本史。在他们研究中国史时，这无疑便成为一个难得的参照系。这就像是许倬云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史就是全部；而对于外国学者来说，中国史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以世界史的视野看中国史，自然观察的广度与视角较之仅据中国史的观察大有不同。另外，还应努力打破断代疆域，力求在时间畛域上的超越，而不是自我设限，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