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学会“写历史”：土司遗址的村史计划

2013年夏天，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在广东省雷州市的历史文化名村——东林村启动了以“乡土考古学、社区博物馆和村史”为主题的本科生田野教学实习项目。这个计划的新意不在于将“写史”实践推广到原本没有触及到的社会基层，而是视角和操作从由上而下的“赋予”历史蜕变到激发社会基层自我认知和塑造的“写历史””。换句话说，我们不是送历史“下乡”，而是从基层学会“写历史”。东林村是最早的“种子村”之一。

2015年8月末至9月初，村史计划移师湖南省永顺县司城村。按照通常的观点，和东林村相比，司城村的“历史价值”更显著——永顺宣慰使彭氏土司曾经在这里号令统治武陵山区长达数世纪，当年的土司衙署遗迹还屹立在地面或者浅埋在农田之下。就在我们出发前一个月，包括永顺老司城在内的中国土司遗产被高票接纳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之中。村史计划之所以选择这样具有广泛认可的“历史价值”的村落，就是意识到传统的俯视视角可能更容易产生成见和陋见，而自下而上的乡土和社区视角也就越有可能形成独到的贡献。

在为期三周的小学期中，十五名同学通过课堂研讨、听取不同学科的优秀学者的讲座、阅读各种类型的文献、实地访问和调查等教学活动，初步进入老司城的村史计划，对基于乡土和社会的历史学实践形成初步印象。

老师们的讲座

小学期田野教学安排了最好的师资和课程，使我们很快就进入到老司城的情境之中。老司城的发掘都是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初至长沙，该所郭伟民所长作了报告，让我们对老司城遗址的前世今生有了全面的认识。老司城历经了宋元（聚落）—明早期（建城）—明中晚期（繁荣）—清前期（衰落与废弃）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在考古学家的四次发掘后，最终全面展现在观众眼前。除了介绍遗址上各种遗物和遗迹现象，郭所长还详细叙述了调查评估、采集信息、技术修复等申遗工作环节，让我们对遗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吉首大学是土司研究重镇，成果非常丰硕。在吉首大学，三位在土司研究上卓有成就的老师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经典研究和最新思考。成臻铭老师讲述了土司研究史。土司研究的五大主题——土职、土司政府、土司区、土司关系、土司制度——仍有许多的盲点尚待探索。

罗维庆老师向我们勾勒了“土司”的历史演变。五代、宋皆在溪州地区设羁縻州，史籍中亦无“土司”之名。元代始有“土官”之称。土官虽隶于国家行政，但元代未建立起完善的土司制度。“土司”正式见于明代文献，皇帝颇为重视，“土司有罪，罚而不废”，土司制度得以发展健全。清代开拓西南，改土归流，“土司”失去自治权，成为一种政治符号。总之，土司应该是“立蛮酋、领蛮地、治蛮民”，狭义的土司仅存在于西南，广义的土司则可见于西南、东南、西北各地，但土司制度情况又各不相同。

第三场讲座“永顺土司的历史变迁”由瞿州莲老师主讲。瞿老师立足于铭文碑刻材料，向我们介绍了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转变，分析了改土归流的深层原因及影响。

离开吉首大学，我们抵达永顺。当天晚上，龙京沙老师不顾舟车劳顿，在永顺县政务中心给我们作了两场讲座。一场是老司城遗址周边各类防御遗存调查情况。从中我们得知，调查工作包括查找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综合文献与调查结果分析，主要调查城址、关卡、要塞、古道等军事防御遗址，由此厘清了“三州六峒”的分布，进一步明晰老司城中心的军事防御格局。

另一场是关于他刚刚完成的博射坪的调查工作。这使我们了解到作为老司城防御体系组成部分的博射坪的各类遗存状况，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老司城军事防御格局提供了很大帮助，也为接下来的博射坪考察提供了认识基础。（王晓真、廖思琦）

手铲下展现的历史

在持续一周的现场调查中，徐坚、龙京沙和赵云等老师以及村中向盛福老人带领我们走遍中心遗址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经验和视角不一样，给我们揭示的老司城中心区也不同。龙京沙和赵云是老司城遗址发掘的亲历者，徐坚是通过老司城等一系列遗址建立山地中国理论的研究者，而向盛福老人则是老司城的世居者。

老司城遗址主要由核心区、主体区及外围区三个部分构成。核心区分为生活区和衙署区，是贵族生活及办公之地；主体区则为集中居住区，是老司城的中心遗址，大致从核心区向外，朝北、南、东三向辐射，包括居住区、文教区和墓葬区；外围区则在主体区的基础上向北、南两面延展，包括宗教场所等辅助性功能区在内。纵观整个城区分布，老司城遗址具备相当完整的功能划分。

主体区街道由鹅卵石铺设，随河流走向和地势起伏分布。灵溪河边即是一条河街，正街与之平行，大致呈南北走向；右街为东西走向，同正街、河街垂直相接，并与左街呈平行状。正街拾级而上又与坡子街、紫金街相连。整个街道布局井然有致。在正街东侧的核心区中，生活区与衙署区紧挨着。生活区平面呈圆形，存有精砖、火铺、凉热洞等贵族生活遗迹，沿着城墙有宽约半米，深约一米的排水道。衙署区平面呈长方形，内部沿甬道形成左右对称结构；两区由城墙隔开，通过南门沟通。土王祠、五铜街巷、小德政碑、子孙永享牌坊、若云书院等遗址则散落在街道两侧，共同构成老司城遗址的核心。（朱银娇）

老司城中心区大致以衙署区、生活区、土司墓群、小德政碑、子孙永享牌坊和雅草坪为节点，以左街、右街、正街和紫金街等街道为路径相连接，以一墙之隔为边界并按方位开设城门相沟通。顺着街巷，老师们每天带着我们从土家民居或是灵溪河边穿过各道城门，奔走于围城内外，一次次提醒我们观察石阶和路面的材质、纹饰和工艺，向我们介绍遗址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背后的设计理念和民间传说，如大西门城楼下卵石铺地是西兰卡普的纹饰；土王祠建成后经历过迁址、修缮、征用为第八区政府、改造和废弃的过程；房屋地下通道打造的制冷加热两用房。在老师们悉心陪同和耐心解说下，老司城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逐渐在我脑海中拼凑成一幅总览图。（韦卓然）

历史通过景观和我们对话

读“景观”是此次永顺老司城的田野考察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也是我们了解老司城，尤其是文字上没有表达的内容的门径。按照大卫林奇的景观学说，读景观有三把钥匙——边界、道路和节点。边界是地域乃至文化认同的间隔标志，如：老司城三面靠山一面环水构成了天然屏障，同样曾经作为土司王城的颗砂以一河划分了城内/城外，张姓/彭姓。道路是景观中的主导元素，其他元素大多沿着道路展开布局，老司城“鱼骨型”的道路分布体现了城内的区域格局。关键节点是我们进入某个区域的聚焦点，如道路的连接点或某些类似于广场性质的活动场所（如祖师殿）。当然，在不同的参考系中，特定景观的元素类型也具有相对性，老司城在土司体系中毫无疑问是中心节点，但是对于改土归流之后，在平地管理的永顺县而言，则可能只是一个偏僻的终点。

通过访问当地村民，了解他们对老司城多重景观的理解和分区后，我们逐渐认清老司城的边界、道路、节点及其相互关系——对内网络；然后我们走访了周边村寨，如博射坪、谢圃、颗砂，在对外网络中理解作为整体的老司城，如此不断地深描来发掘老司城在不同的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展现一个更饱满的土司王城形象。（陈境有）

在观景台上远眺，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群山环绕下老司城的中心位置，即当地一景“万马归朝”。沿着石路行走，遍及各处的下水道系统十分完备，遗址中存在大量柱基，按此可以推断当时建筑的规模宏大。在生活区中，或见青砖铺设、房顶盖瓦或墙体抹灰的，可推断其为土司所用，因当地百姓房顶只能铺茅草，地面也多为卵石。在城门楼前，常以赤褐卵石嵌入而成“八面来福”之状，这种图案也见于土家织锦西兰卡普中，是具有吉祥意味的图案。城墙墙体坚固，由棉花、桐油、石灰和糯米混合搅拌而成，而且还有很多值得赞叹的细节。（林丽娜）

不要遗忘鲜活的当代史

带着草帽的村史小组不能错过那些还生活在遗址上的人们。这些人是鲜活的老司城记忆的最重要的主人。

我们这次调查选在了主要的迁移区——周家湾。周家湾在老司城中心区的东门之外。调查从村庄景观和环境开始，我们先沿着主要道路步行一周，对周围的景观获得大致的印象。歇气的地点特意选在村口的几家小卖店里，一边喝着土家甜米酒，一边和店家闲聊，收获了不少村中小道消息。热情的老板和老板娘就成了我们的“关键讲述人”。

接下来，我们分成四小组采访村民。我所在小组的采访对象是村民WMJ。W大哥说，他们以前住在“子孙永享”牌坊附近，要开发才搬迁到如今的周家湾。W大哥对老司城遗址开发的感情是复杂的，即使就业机会充足，也不能抹去其带来的不如意。（李婉儿）

31日下午，我们组访问了周家湾的PSH先生。晚上在住处整理文本时，我有些自己的体会。

当时，我们想了解摆手舞，但彭先生称摆手舞已不流行，很少人会跳，只有领导视察时才会组织人学习和表演。“您小时候见村里人跳过吗？”我们追问道，彭先生回忆了一会，说：“我2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跳摆手舞，小时候没跳过，也没见父母或其他人跳过，现在的摆手舞是找外地人教我们跳的。”听完，我陷入了沉思，这是否意味着这个村子从来就没有跳摆手舞的传统呢？然而，囿于材料所限，我只能得出摆手舞在八十年代的周家湾极其附近地区并不盛行这一结论，无法再深入。

当我们问及彭氏土司时，自称彭氏后裔的彭先生一下就来了兴致，给我们讲了彭士愁击败吴著冲的故事。《永顺县志》记载，公元907年，彭士愁（溪州刺史彭瑊之子）来到老司城后，被当地首领吴著冲招为驸马，后与妻子谋划在吴王寿诞之日送给吴一双装有淬毒绣花针的布鞋，里应外合之下击杀了吴，确立了彭氏的统治。彭先生所讲的故事与文献记载出入不大，在细节处却丰富了许多。

口承文本是史学研究中一项极其重要的材料。我们既不能因为它“不雅驯”而轻视它，也不能不假思索地用它来修正书面记录或者其他材料，或者当成“信史”用。当我们以史料发生学视角来分析它时，只有敏锐地看出文本形成的动因，才能将其变成真正可用的材料。（钟学铭）

访问土司的粮仓和最后的落脚地

颗砂坐落在距老司城约15公里的灵溪河上游河畔，河谷肥沃的土地使这里成为老司城稻米的重要产地。永顺宣慰使司彭世麒、彭世麟曾在此地建有别墅。清雍正二年（1724年），彭肇槐迁土司衙署于此，故有“新司城”之称。颗砂古城背倚凤凰山，面朝东边的灵溪河，呈直径约百米的近圆形，三面由宽20至30米的护城河环绕。有三座拱桥与城外相连，每桥三孔，因而称为九拱桥。古城为彭氏土司的生活区，城外则为百姓的居住区域。

来到灵溪河东岸，我们遇到了热心收集和整理乡土掌故的PNH先生，他是彭世麒的第三子彭明成的后代。彭先生热心讲述了蟠桃庵和金壶井的故事。他说，蟠桃庵原本是五进的大庙，内有石狮、大佛殿、观音殿、土司殿等。此庙是土司彭世麒为其母亲祝寿所建。三面环水的蟠桃庵仅存一座石庙门，门前有一对石鼓。参观金壶井时，我们发现一块刻有众多人名的石碑，或许就来自于原来的庙中。相传土司王的女儿提金壶到井边打水，不慎坠井，后人便称这口井为金壶井。现在仍有充沛的井水从中涌出，井上有青条石共成券顶。

彭先生还为我们介绍了“新司城八大景”，有东江渔火、北岭樵歌、上山采荒、竹节引跳、平川映月、九曲黄河、水柏枫拂等。而在《老司城遗址周边遗存报告》中则为虹桥九拱、月中桫椤、柏岭樵歌、红日映照、水泊风拂、竹节引跳、乌凤还巢、东江渔火。乾隆五十八年《永顺县志》所载的“颗砂八景”是奇峰耸碧、晴野流云、北岭樵歌、东江渔火、竹桥吟眺、松坞棊声、平川霁月、老圃含香。这几种“八景”的说法，既有重合亦有不同，具体缘由尚待考证。（高晨阳、曹梦龙）

灵溪河上游的刀枪库——谢圃

9月1日上午，在老师们带领下，我们沿着灵溪河往上游方向，徒步一小时到达谢圃。对谢圃的调查是对老司城周边村寨调查的一部分。谢圃村庄，原本属于麻岔乡上河村，现已并入灵溪镇司城村。出入除水道外，交通不便，村内只剩下十多户人家，以向氏为主。入村之后，我们首先跟随赵云老师在谢圃村内进行地面遗迹调查。谢圃遗址仍然保留着城墙、城门、街道等痕迹，东侧有一处四方莲花池塘，以前历次调查认为这里就是乾隆《永顺县志》中明代土司彭泓澍所凿莲池。残存的遗迹保留着石灰抹面，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直接反映了谢圃与永顺土司、甚至老司城之间有着不可脱离的联系。在对谢圃村寨的大致布局和遗迹等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后，回想沿途所见的卵石官道遗迹、栈道以及摩崖石刻，将这些层面结合起来，似乎将谢圃公署作为土司别墅有其道理。

谢圃，在土家语中义为“铁铺”，可能曾有过铁铺，《老司城民间故事集》说：“土司王朝时代，射圃作为兵器制造厂。”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中，谢圃就是土司的兵工厂或者刀枪库。中午的总结讨论中，徐坚老师提到，一个在口承传统中以单一功能表述的村庄可能在历史上并不一定承担字面意义的功能，如传说中的养马场、打渔街、砖瓦场等等，但是它们和中心遗址的密切关系却是可信的。（邓秋平）

以练兵场为名的博射坪

博射坪位于河谷地带，据说岸边原有一座庙，人们为了去拜佛，修了一座花桥（风雨桥）。1950年代“破四旧”，庙被拆了，桥也废了。现如今，庙遗址已荡然无存，而花桥也只剩下了石墩。跑马场和练兵场遗址还在，但已经种满了玉米。博射坪的上下卡门还在，具体位置却不得而知。

博射坪是土司时代用于军事防御的地方，是多个古道的交叉点，其地理位置很重要。《永顺县志》记载：“永顺司治西二里许，有校场坪，土人常于此习武，又西北五里，有博射坪，又西北五里曰谢圃，地势均较宽敞，土人每于此博射。”从永顺县城进入老司城，博射坪是必经之地，然而今日之路并非古道，从路边遥望，有村民告诉我们传说中的点将台的位置。

据说此处最早的居民是沈姓和张姓，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房子是张家大院。张家大院由连成一排的三座院子组成，在当地属于罕见的大建筑，张家应是富甲一方的人家了，不过，现在张家大院也是人去楼空的衰败景象。（张宇、詹秋凤）

在田野中再读文字

我们接触的民间文献主要是碑刻、题刻、铭刻和族谱。调查之前，我们学习了国内外学者在研读民间文献上的经验，也通过《金石铭文中的历史记忆——永顺土司金石铭文整理研究》接触了具体的材料。在课堂上，我们甚至有机会面对真实的拓片，解读《明故彭淑人刘氏墓志铭》和《德政碑》。深入老司城遗址，我们看到“子孙永享”牌坊、大小德政碑、新旧墓碑、拱背狮顶铁钟、古栈道上的题刻、各式功德碑等以不同载体呈现的民间文献。

平时读碑文题刻一般先注意有无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然后试读文字，然后循着人物事件查找文献记载，细心与文献记载或研究论著中的叙述对照，试图加深理解或发现问题；对于模糊不清的文字，则试图通过上下文试读做好记录以便进一步研究。但这远远不够，把关注点放在文字载体的形状、材质或纹饰上也很重要，它们也许会透露时代和阶级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置于历史发生的情境中，探究文字对于历史当事人的意义和目的。（钟文静）

老司城里学会看村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认为的历史，都是那些用统治者角度来书写的正史。但历史并不如此。

在去老司城之前老师曾说，村史计划的背景来源于多元、互动式、情景式的观察视角。这一新的观察视角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客观主义的立场，需要去探寻认知主体与客体间的呼应关系，需要理解具体情景下的历史。在此次老司城调查中，我感受最深的一个视角的转变便是：把老司城当作中心，而不再是把中央政府当做中心。

据史书记载，在改土归流前老司城“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而改土归流后不过数年就沦为荒村野地，这一转变正是因为老司城由中心变为了边缘。在土司统治的时代，老司城就是土司统治范围的中心，其他地区，哪怕是中央政府所在地都不过是边缘；而改土归流后，老司城则变成了中央统治地区中的边缘，所以老司城才会才遭弃旧建新，便倏尔破落不堪。而我们要想研究老司城，就必须重新将老司城作为中心，从老司城着眼出发，重新看待老司城与周边地区及老司城与中央朝廷之间的关系。（宗林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