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中国生育率下降得益于女性获得教育与工作机会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放开二孩，这一决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哈佛大学经济学及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1月2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在促成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生育率大幅下降的诸多因素中，基于新型小家庭利益的决策理性的发展起到的作用要比独生子女政策大得多。

森出生于英属印度孟加拉管辖区桑蒂尼盖登 （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因为在饥饿、人类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贫困机制、性别不平等以及政治自由等方面的工作，被誉为“职业良心”和“经济学界的特里莎嬷嬷” 。

森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性别不平等方面的研究，他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生育率不平等是性别不平等的其中一副面孔（The Many Faces of Gender Inequality，The New Republic，2001）。

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这篇专栏文章中，为了论证理性在降低生育率方面的作用，森检视了中国陷入高生育率困境到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行之间的历史。他指出，在独生子女政策颁布的1978年之前的10年间，中国的生育率已急剧下降──每个妇女的生育数从1968年的5.87降到了1978年的2.98。而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中国妇女生育率温和地延续了此前的下降趋势，在近40年的时间内，由2.98下降到了今天的1.67。

由此可见，中国妇女的生育率显然还受到了独生子女政策以外的因素影响。森进一步指出，通过不同国家间的比较，以及对印度国内几百个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妇女生育率下降的两个强有力的因素是女性参与学校教育和获得有偿工作。

在森看来，这种联系并不难理解。过于频繁地生育、抚养孩子，最遭罪的就是那些年轻的母亲们，而学校教育和有偿工作都令妇女在家庭决策中更有发言权：她们往往倾向于减少生孩子的数量。

在中国，学校教育和工作机会的迅速扩张早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并且持续至今，更重要的是，这一扩张把女性也包括在内。森认为，评论者们往往过分强调中国严厉的干预措施的效果，但对其开展的支持性政策（包括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高度重视）的正面作用关注度严重不足。

森因此总结认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废除事实上可能是个容易的选择。随着理性在家庭决策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妇女被赋予更多权利，强制性的规定已经基本上没有必要存在了。

森还指出，理性有助于降低生育率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鼎盛时期马尔萨斯和孔多塞候爵那场关于人口过剩的经典论战。当时孔多塞就预测了随着建立在“理性的进步”基础上的新型小家庭范式的出现，同时伴随着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率的提高，人们会自愿减少生育。

决策中的理性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森认为，在中国，理性已经在限制家庭人口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还应进一步渗透到其他方面。尽管中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在对女性胎儿进行选择性流产的记录方面却是世界上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男女出生比例为100比85，而正常的比例应该在100比95左右。

中国的女性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传统的“男孩偏好”却仍然猖獗，甚至法律在对抗选择性流产方面也被证明效果不佳。

森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培养公共理性以在家庭内部克服“男孩偏好”。他指出，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女性赋权的帮助下进一步发展理性来对抗专断的偏见。这一途径的有效性已经在韩国被证明了，在韩国，女孩对男孩的出生比例一度也非常低。对积极公共理性的培养和对性别平等需求的广泛理解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森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法律强制，独生子女政策的废除无疑时朝着这一方向的重要举措。理性的培养对于中国处理其他方面的挑战也会是富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