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老兵朱伟正式退休，三联生活周刊进入李鸿谷时代

转为周刊以后，我们从2003年到2004年有两年的瓶颈期，这个瓶颈期确实很艰难，但到2005年，因为张伟民张总开始主持工作以后对《三联生活周刊》进行指标经营责任制管理，使得《三联生活周刊》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三联生活周刊》周期的发展是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延续了11、12年的高速发展期。它最快的发展期是从2008年开始，然后到樊总这个时期，应该说是《三联生活周刊》发展最快的时期，它的利润额从1000多万到2000多万、3000多万，到去年达到了5100万，使得《三联生活周刊》真正变成了大刊，这是它的发展历程。

《三联生活周刊》的模式——我一直说它的模式不可复制：

第一，因为我们赶上了很好的时代，中国允许一个周刊的生长期，我们赶上周刊的生长期，这和当时董总的决策，沈工和董总一起来做《三联生活周刊》创刊的决策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决策正好赶上了中国一个周刊的生长期，这个生长期允许我们有10年时间可以慢慢地生长。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生长期要十年是不可考虑的，现在的环境非常困难。我们2005年开始收获，这十年的生长抚育期，《三联生活周刊》的老领导们付出了巨大的投入。

第二，它从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从不到100万、一年90多万的编辑费开始起步，现在编一个刊物几乎不可想象，我记得和方向明开始来搭这个班子时，我的工资是5000元，方向明的工资是3000元，现在不可能有个主编能够接受5000元的工资。当初苗炜他们年富力强，编辑部就几个破电脑，根本不可能出差，90多万/年的编辑部维持了一个周刊原始的创业。

第三，有三联书店，站在我对面的几位老领导，他们能够容忍我的缺点，因为我的缺点是很多的，当然我很有个性，但我的缺点很多，前面的领导能容忍我的个性，放手让我做这本杂志。董先生时，给《三联生活周刊》倡导了一个特别自由的环境，使得《三联生活周刊》有了特别宽松的自由生长创业期，因为它的创业期很困难。但创业期给予太大压力的话，它就没办法能够很好的生长。张总时代，给了生活周刊，给了我最大的放权，只要有经营责任制在那儿，责权利我可以有最大调度资源的能力，从此开始了《三联生活周刊》一个新的时期。到了樊总时又给了我特别大的信任，给了它特别大的平台，让它来发展。没有领导的支持，《三联生活周刊》不可能（发展）。他们容忍我这么一个有缺点的人来当“不合适的主编”，从我们现在对主编的要求来讲我的毛病太多了。我是个特别任性的人，也是个特别随意的人，因此，我带出了一个特别任性、随意的团队。如果没有一个任性的人带出一个任性、随意的团队，生活周刊也不可能有今天。按照现在对干部考核标准，三联书店不可能有这样的主编，三联周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队伍。

第四，《三联生活周刊》它的成长道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我总结它的经验可以说是个成功的刊物，因为董总退休时，《三联生活周刊》发行量只有5万册（实销量，印量已经很大）。转周刊时，董总跟我说，如果《三联生活周刊》不能迅速发展发行量，不能做到10万册以上的话，《三联生活周刊》没可能生存下去。我们和发行总监范玉林（音）讲，如果能做到10万册我就很满意了，当然后面的发行量出乎我的预料。

要说《三联生活周刊》成功的标准有各种各样，从发行量、广告量、影响力、利润率角度来讲它应该是个成功的刊物。从2005年张总开始做指标经营责任制，我们的利润开始上升，但它的利润很可能也就几百万。十年时间它能达到5000万利润，人均利润值从很低一直到最后达到50万，它当然在中国的杂志中间是成功的。

要说成功的经验是两条：

第一，《三联生活周刊》不拘一格地培养了一批我们手下、现在在座的很多主笔，这么一些人支持着《三联生活周刊》，他们都有各自独立的个性，按照他们各自独立的个性共同来支撑起了《三联生活周刊》。在《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经验，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三联生活周刊》是个特别奇怪的机构，没有编辑，严格来说就我一个编辑，所有的人都写稿，从副主编一直到资深主笔、主笔、主任记者、记者。一个副主编写稿子写得不好，他的地位就可能跟一个写稿子好的记者一样的地位。在我的概念中，只有稿件才是我衡量的唯一标准。这维持了《三联生活周刊》相对比较高的质量，这是《三联生活周刊》成功的一个最最重要的经验，它慢慢地培养了一支人才队伍。

第二，《三联生活周刊》完成了一个编辑部和市场的关系。当然，我很感谢《三联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使得我从一个文化人变成了经营者，方向明的说法是变成了“文化商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型，我可能还是一个坐在家里讲讲道理的文化人，因为生活周刊的重任压在我肩上，所以我慢慢成为经营者。这两个经验特别重要，一是有个宽松的环境，有一支这样可以发挥每个人独特个性的队伍。二是《三联生活周刊》一直要求上游向下游要效益的模式，我们一直顺应这个市场模式往下走，这样使得《三联生活周刊》走到了今天。

作为我个人，真的很感谢三联书店各位领导，给了我这样的平台，使得我用19年的时间达到了我自己的目标，我跟董总说，你不让我当主编我也想当主编，因为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平台太好了，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觉得是有能力的编辑，但我的能力得不到发挥，董总开始给了我这个平台，一味支持我。在我经历中有一个很感动的就是张总，我的脑袋做手术时张总赶到医院来看我，张总就跟医生说，你们一定要把他治好，因为他是我们最好的主编，我确实很感动，觉得有这么多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培植，才有了我的19年。

我真是非常感谢在座的很多周刊的老同事们，因为《生活周刊》前前后后有正经上了版权页的250位同事，250位同事共同倡导了这个周刊，而且在整个编刊过程中他们容忍了我的坏脾气，容忍了我的毛病，辛辛苦苦地生活周刊做到了这一步。我在去年写的那篇文章是真心的，我是一个好编辑，从做《人民文学》开始我就知道我是个好编辑，我知道什么样的稿件是好的，什么样的人能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所有的工作，作为主编我就在协调这个事儿，总算我的协调还有个比较好的成果。今天开这个会，《三联生活周刊》创刊20周年，等于给我开个欢送的会，也感谢路总能够体谅我的要求，因为毕竟做到了65岁，很难支撑这一摊，帮助我完成了对鸿谷的新老交替。

从今年开始，《三联生活周刊》第20年实际开创了《三联生活周刊》新的时代，对一本刊物来讲其实20年太短了，美国《时代》周刊做到现在快100年了，如果从100年的长度来看，《三联生活周刊》20年它只是过了一个青春期，我们只是做了《三联生活周刊》的青春期。从第20年开始鸿谷接手《三联生活周刊》是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的全媒体时代。所以，第20年开启了《三联生活周刊》新的时代。我充满了祝愿。

借这个机会，真的感谢在座所有的领导，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