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古识今|血吸虫防治运动与人口增长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 《送瘟神二首》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送瘟神二首》。这两首诗乍看很普通，其实大有来历。其背景是正在杭州开会的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得知江西省余江县在建国初期轰轰烈烈的血吸虫防治运动中率先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著名诗作。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如何开展的，对疫区人们的健康以及生命安全有何影响呢？

血吸虫病与鼠疫一样，在我国是典型的地方性传染病，具有历史悠久，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其中，在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汉代女尸以及197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西汉男尸体内均有大量典型虫卵。这些考古证据进一步表明血吸虫病在我国至少有2100年以上的历史。此外，在隋代巢元方等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水候》中也有类似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主要是指血吸虫寄生于人体内门静脉系统所引起的传染疾病。该病主要是由皮肤接触含有血吸虫尾蚴的疫水，通过血液循环流经肺，最终进入肠道、肝脏并引起一系列病变。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腹泻、肝脾肿大、贫血、消瘦、内分泌紊乱等症状，如果及时治疗多可痊愈。但如果进入晚期血吸虫病则出现门静脉周围纤维化病变，发展成肝硬化、肝腹水、门脉高压，并有呼吸困难等临床并发症。此时，如果患者进入肝硬化阶段健康难以恢复，有较高致命危险。由于血吸虫适宜在湖沼、水网、山丘等地理环境下繁殖，我国南方广大湖沼丘陵地区成为血吸虫病高发地区，这些地区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上海等12个省、市、自治区内。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前，社会动荡、战争频发、农户无钱就医以及公共卫生防疫薄弱等原因，血吸虫病疫区在南方各省大面积存在，这对当地人民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为当地的“瘟神”。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血吸虫病最大的危害是对人口数量的影响。无论是首次与疫水相接触产生的急性或慢性血吸虫病，还是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晚期血吸虫病，都足以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受感染的患者往往呈现心肌损害、腹水、神智迟钝，进而出现脾脏肿大、脾功能亢进、消化道的出血、全身性衰竭，直至死亡。以江西省为例，在建国前的30年间，因感染血吸虫病而结束生命的人数高达32万，5万多户家庭消失，1315个村庄遭受了毁灭性影响。除上述血吸虫病对人口的直接影响外，血吸虫病也通过其他渠道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主要表现为血吸虫对肺部和脑部的异位损害，对患者生殖系统产生影响进而无法生育；而且由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多为男性，这也就导致在血吸虫病感染患者中，男性人数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导致疫区男女比例不协调影响人口增长。如江西省万安县的龙丘地区，在解放后的8年时间，14户家庭，只有5个孩子得到幸免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又如湖北省新阳县，从1929年到1949年20年间，该县因血吸虫病死亡人数高达8.13万人，绝户家庭达1万多家。因血吸虫病造成性别比例失衡的例子如湖南省益阳县。在建国初，因该县较多男性患血吸虫病死亡，造成了许多“寡妇村”。又如湖南省湘阴县，在1958年的实地调查统计中男性患病不能婚育的比例是女性的9倍。

面对各地不断汇报严峻的血吸虫病疫情，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0年4月20日发出了《关于组织人员深入农村开展血吸虫病调查》的指示，并于同年4月在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将防治血吸虫病作为重点研究对象。1951年后，中央对血吸虫病防治更加重视，在当年的全国防疫专业会上制定日本血吸虫病防治方案。这标志着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为了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新中国卫生部于1953年特别召开了一次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专业会议，要求南方疫病高发的12省市必须重视血吸虫问题，加强对其调查与防治。其次，则是时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口号以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此后，随着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7）出台，一场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这里具体防治措施是：首先是专门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的普遍设立，积极开展疫情调查与治疗活动。具体表现是在疫区一系列血防组、血防站的建立。如江西省在1955年仅有一个血防大队，下设12个血防小队，人员共250人，但到了1956年专门血吸虫病防治机构设立，除了设立血吸虫病防治所外，几乎在所有的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建立血防站或血防组。此时，江西省共设立血防站44个，血防组70个，防治人员达到1860人。其次则是大规模灭螺运动的开展。由于血吸虫病是通过寄生于钉螺内部通过疫水传播，因此对宿主的大规模扑杀成为关键环节。具体措施主要是结合农田建设改造钉螺孳生环境和土埋钉螺，通过垦荒围垦灭螺，使钉螺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水淹钉螺，此外配合茶枯粉、洋花药、生石灰粉、甚至采用化学药品硫酸铜溶液、砒酸钙溶液来杀灭钉螺。最后则是加强生活卫生条件的改善，如粪便、水源以及耕牛的管理，防治交叉传染。

在经过长时间的血吸虫病防治过程后，血吸虫病防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粗略来看，到1980年代初期，疫区钉螺面积明显减少，血吸虫病感染人数和因血吸虫病死亡人数均明显下降。如江西省高安县，在其疫区的108个村庄中，1957年农户为3100户，人口10353人；防治血吸虫后这些村庄农户规模达到3581户，人口增加为18789人，户数与人口数量分别增加14.8%和74.6%。而且近期，笔者的研究团队采用更为系统化的1953、1964、1982以及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血吸虫防治运动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快速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加以识别。研究发现，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确实对人口增长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血吸虫病防治率每增加1%疫区比非疫区人口平均增长率增加0.7％。左右。而且，还发现，尽管血吸虫病可以通过异位损害进而侵害生殖系统影响人口出生率，但在对血吸虫病防治究竟是通过死亡率还是出生率哪个机制影响人口增长的研究发现，之所以血吸虫病防治对人口增长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引发人口死亡率下降来影响地区的人口增长，而对出生率影响不大。因此可以判断血吸虫防治仅仅是通过降低死亡率进而促进人口的快速增长。

通过以上对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大规模血吸虫防治运动的介绍，以及对其防治政策效果的识别，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有效遏制了地方性传染疾病对疫区人们健康的不利影响，更重要的则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何中国人口可以从解放初期1953年的5.8亿人迅速增加到1964年的7亿人。在此，建国之初的爱国卫生运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