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移风易俗”：近代男子如何从剪短发到剃光头

11月1日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学术研讨会第二天。与会学者从民族文化交流、物质性与地方社会、城市生活、医疗生活与文化四个主题对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进行了讨论，内容十分丰富，“江南三白”、高利贷、近代致意礼、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民国时期儿童玩具、针灸等都是这一天学者讨论的议题。

在澎湃新闻记者看来，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礼俗、物质文化的变迁的几篇文章，尤其印象深刻。在此简要叙述，与读者分享。

宋美龄倡导修建女浴室，蒋介石取缔女子烫发

石家庄是有名的“火车拉来的城市”。作为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汇点，传统村镇逐渐成为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聚集了大量的人流、物流，于是，一座近代城市由此诞生。跟着铁路进来的，还有几百公里外的城市生活。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地域文化研究所的李惠民教授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他长期着意于挖掘石家庄城市史，已发表、出版相关论文、著作。近代石家庄理发、洗浴行业，是他近期的一个考察内容，此次会议论文也是围绕相关内容展开。

李教授介绍说，辛亥革命前，石家庄及周边村庄还没有固定的理发馆，也没有公共的洗澡场所。当时的理发行业就集中体现为走街串巷、担着剃头挑子的剃头匠。辛亥革命后，满清政府被推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通令全国剪辫。理发一下有了市场，许多在日本从事理发行业的中国人纷纷回国开店。石家庄最早的理发店是民国初年由日本人开设的。

至于浴室，这原本只是少数富庶之家才有的生活设施，一般家庭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石家庄的第一家公共浴室诞生于1920年（民国九年），是获鹿人李铭琳开办的新明池。随后，公共澡堂行业陆续发展起来。到20世纪30年代，石家庄已经有9所比较正规的公共澡堂，而且据《石门新报》记载，当时旅客下了火车进澡堂洗个澡，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特别要说明的是，1930年代石家庄的公共澡堂大多数是男性澡堂，只有极少数供女性使用的小型浴室。而这些女性浴室的消费者多是妓女。李先生说，以前有俗语说“石家庄三大宝，饼子、山药（当地指地瓜）和破鞋（即妓女）”。作为物流中转地，来往石家庄的商旅不少，于是妓女、暗娼也不少。光顾女性公共浴室的消费者首先就是这一批人，而一般良家妇女是很少有人光顾。

女性公共浴室之所以会出现，还得益于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刷牙、洗浴、剪甲、理发，这都是新生活所倡导的内容，而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更积极倡导女性新生活，修建女性公共浴室正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政治如何影响百姓日常生活，同样体现在近代石家庄的理发行业中。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受政治运动的倡导，男女发型都有不同变化。

1920年代，曾在繁华大都市中流行的妇女烫发，也在新兴城市石家庄流行起来。而1934年南京政府推出的新生活运动则要求取缔妇女烫发。报刊登出的文章说，听说这是蒋委员长认为女子散发或烫发，既不美观又有害健康，于是要求取缔。继而又发生变化的是男子发型。1940年代初，石门市日伪当局倡导男子留短发，说这是俭朴美德，而男子留长发则被视为是奢侈陋习。而后不久，这一运动又进一步升级，变成“提倡推光头运动”，甚至掀起了全市范围的推行光头大动员。理发行业自然是这一系列运动中的参与者。

近代交通如何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而新兴城市的城市化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纠缠，从李先生论文讨论的案例中即体现了这一点。

另外，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李教授走访了不少早期洗浴、理发行业的从业者，对传统行规、惯例颇有了解。报告的最后，李教授还分享了关于“正月不理发”这一民间说法的新知。石家庄从事理发行业的老师傅告诉李教授，“正月不理发”其实算是个误传，并不是说正月不能理发，而是一般人年前都会理发，正月里就不需要理发了，而且就石家庄的情况来说，早期很多从事理发行业的都是外地人，过年就回家了，正月里也很难找到理发师傅。

近代中国人更易接受“鞠躬”，却难习惯“握手”？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许哲娜在会议中报告的论文是《全球视野下的礼仪、身体与日常生活——以近代致意礼变迁为中心的考察》，这也是涉及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研究。

其实，近代中西礼仪之争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中最为强烈的一个集中表现。中国传统致意礼有跪拜、作揖、拱手、请安等多种形式，而西方则表现为鞠躬、握手、脱帽、颔首等形式。中西方礼仪之不同，尽管发生过比较激烈的冲突，但是到了1898年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已经开始主动考虑外交礼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在接见德国亨利亲王访华时，不但允许其行脱帽礼，还给予对方“赐座”的“优待”。可见，近代中国在当时已经开始接受西方礼仪了。

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对于西方不同的礼仪，中国人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相较而言，鞠躬更易接受，而握手能难得多。许哲娜从身体规训、伦理道德方面对中西礼仪进行了分析。

许哲娜认为，无论是中国礼仪，还是西方礼仪，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靠“惩戒”身体来表达某种敬意。比如微微点头的颔首礼、俯首弯腰的鞠躬、腰膝俱屈的跪拜礼，身体动作越复杂，改变幅度越大，完成动作花费的时间越多，所表达的敬意越多，也代表对方身份越尊贵。从这个角度说，中西礼仪不同之处是，西方礼仪较为简便，对身体的改变没有那么大。从简便的角度说，近代中国人容易接受西方礼仪，特别是伴随着近代西方思想的涌入、现代服饰的改良，减轻身体负担，行西方礼仪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接受。

那么，为什么握手礼却受到中国人的排斥呢？许哲娜认为，尽管中西方礼仪都是通过身体表达情感，但不同的是，中国人尤其禁忌身体接触，这是握手礼在中国被视为“不洁”、遭受排斥的主要原因。

这种“不洁”一方面体现于生理层面，就是普遍的卫生常识，害怕握手会导致传染病的传播。林语堂就持此观点反对握手礼，说用手掩口咳嗽完，再跟人握手，不卫生。而类似握手礼伤害健康的说法也见诸报端，比如握手会导致脱臼、握手太多以致手部生瘤等，未必科学，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在这一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不洁”体现于道德层面，所谓“男女授受不亲”。

近代面对西方礼俗的冲击，中国人如何对待西方礼仪，又选择何种礼仪体系，许哲娜的报告从全球化的视野，将礼仪的变化和身体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当天会议一个独特而具启发性的讨论。

夷夏互动下的物质文化变迁

除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之外，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是物质文化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陈宝良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张佳副研究员的研究议题都与明代物质文化有关，前者讨论的明帝国中的蒙元遗俗，从政治制度、服饰、饮食、婚丧礼俗、宗教等多个方面讨论明代日常生活中的胡风遗迹，后者讨论的则是明初朝鲜半岛上“大明衣冠”的袭用历程，两位老师互为点评，对听众感知这一话题更显得有趣、有益。

在政治制度方面，陈教授以为明代政治制度有蒙古因子，比如，在礼仪上以“左”为尊；比如，明代后宫三宫并立，与元代相似。对此，张佳的看法并不同，他认为政治制度与物质文化、风俗礼仪相异，讨论明人日常生活，是否应该论及政治制度还需思考。另外，以“左”为尊的说法也有待考证，因为张佳的研究议题即涉及“大明衣冠”，对于元代服饰尚左还是尚右的问题，他也有了解，对此有不同看法。

元朝灭亡、明朝建立，民族交融过程中造成了物质文化的变迁，而明朝作为重新统一全国的汉政权进一步要求重建中国礼仪，而这一系列的政治文化变动，不仅在中国产生影响，同时影响了中华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张佳的研究议题即讨论了丽末鲜初朝鲜半岛接受“大明衣冠”的曲折历程，背后故事跌宕复杂，涉及朝鲜半岛上的政局变化。有兴趣的读者可待此文章正式发表后，一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