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与汉之间·名与望①：命运在水底潜行

几乎无人站立，商贩在街道两侧青石垒砌的人行道上或坐或蹲，紧贴着石头。在他们脚下，行人走在人行道之间凹陷的地里，他们停下来抬头讨价还价，白气吞吐。最后，在下方意犹未尽的叨叨喋喋中，居高临下的乡里人尽量只是回以或长或短的“噫”“咧”，那是成交前聊胜于无的反驳，很快就拖着长尾，消散于凛冽，然后他们向前半探身，一手递出红菜薹、泥蒿、茼蒿，或者是香烛、杂货，一手从点缀着黄泥浆的藏蓝色宽袍深处掏出钱找零。

一点微芒，从他手中脱出。一簇轻薄，落入买家脚下。大半截国徽露出湿土，已经脏了稻穗。“钱脏了还是钱。”然而买家终于没有捡起硬币，只是恨恨走开。

午夜，再回到这条街，这次我乘着乌黑的划子，冬夜并不茫茫，而是无尽的狭长。商贩喧哗烟消云散，两岸垒石后方露出民居，如同舞台上缺乏深度的布景。偶尔，月光碎裂，过分细腻的泡沫，裹挟着渣滓，随桨影后退。此情此景，送我前行，直到青石驳岸的一处高台前。我跨出船帮，拾级而上，踏步台顶，就醒了。

梦境带着童年的我直达久远年代的深处，而今我已不再梦见那些。梦中我拾级而上的地方，叫做陡码头，在汉阳古城外西大街口。那条梦里是河、白天是集市的路，叫做西桥路，曾是汉阳城西门外的护城濠，也叫夹河。清《汉阳县志》：“西门外护城濠有古桥，称西门桥。”桥下以北通往月湖，南流向夹河水道。明清时，人们无论是去不远处的归元寺敬香，还是走城外古驿道进京，都要在陡码头、西门桥上下中转。民国十六年，西门桥毁。1954年大水时，护城濠水漫过堤岸。后来，夹河护城濠段填平筑路，名西桥路。

青石夹道的西桥路集市竟然真的曾是一条河。自从我得知真相与梦境一致，再看这座城市，山不再是山，水不再是水。那些蜿蜒不合情理的路，时空错乱拼接的街市形貌，难以对号入座的地名地望，全部变成了密码。

仍然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

在武与汉之间，在沧浪横流的时空中，“世界观”反而要比“世界”稳固得多，陆地是漂浮的，冠予陆地的名字反而可能不朽。

同一个名字，反复在不同的时空中，或沉沦，或漂移，或淤堰，或面目全非，或无人知晓，乃至去而复来，失而复得，转世投胎。

这些名——

“若神物然，而隐其机也。”（明嘉靖《汉阳府志·卷之二》）

若种子，再繁盛的大树也将凋零，而种子流落到新的洲滩，长成另一株大树，以同样的物性，迎向不同的命运。

如巨舰，会远航，会沉没，也会搁浅。

如灯塔，指着哪里，被指引者便会抵达哪里，开辟航路和港市，寄寓《尚书·禹贡》以来冥冥中指向“江汉朝宗”的缥缈图景。

如星辰，与更多星辰互为参照、相向而行，终于形成星系，成长为足以跨越巨壑的城市，浮显在文明的穹庐。

若名，冠予了什么，被冠者便会成为什么，就像马孔多镇老布恩迪亚家，一代又一代的奥雷良诺、何塞·阿卡迪奥和蕾梅黛丝们，祖先通过名字寄居在后代的躯壳里，直到后代死去，再搬进新娩出的后代的躯壳。

大雨中的江汉关江边。  谌毅 图

1769年，清乾隆年间，江夏（今武昌）县民吴秀卿心头经年笼罩的阴云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在他的家园白沙洲被长江吞没数十年后，江对面汉阳一侧新近淤出的一块洲岛似乎稳定下来了，面积竟有85顷又56亩。吴秀卿请求官府，用这片新的洲地“补课”他们湮没水下的白沙洲，就叫补课洲。

《尔雅》云：水中可居者曰洲。

吴秀卿未必深究过《尔雅》，却把握到“洲”的要义在于可以承载居民。

“可居”，不仅意味着可搭建房屋供人居住，还意味着洲上土地能够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稳定提供某种产出来养活居民。在武汉的历史上，这种洲岛产出有时以作物收成开始，多数情况下会很快被显然更为丰厚的贸易收入取代。

白沙洲民向官府请求“补课”，动因是权宜的，看上去是要拿新地收入补课旧地税赋，实质则是主动寻求以某种“官民合作、上下共利”的方式开发这块暂时无主的处女地，以许诺承担附属于土地的编户齐民义务来换取官府对地权的确证、保护，实现某种渐进式的合法性，最终完成从临时权宜到永固正当的暗度陈仓。惟其如此，以下这种情形才是合乎情理的：主动要求补税，而主动发起“补课”的主体反而不是真正行使课征主权的官府，而是国家课征行为的客体、承受课征的白沙洲民。

看上去，这块汉阳江面上的新生岛屿就要担起武昌白沙洲民的冀望。

然而，四十六年后的1815年，清嘉庆年间，不同于汉阳乡民纯以利益面目争夺，知县裘行恕另辟蹊径，高举高打，以道统文脉名义解决了新洲的归属问题。他三次奏请“存古迹名胜”，用这个江中新洲传承近一个世纪前（1720年左右，清康末雍初）彻底沉没于武昌江中的古鹦鹉洲名号，最终成功。

“惟吴秀卿补芦地冲课七十二顷,业已报部者,仍其旧。其再有淤出,归汉阳作为官地,仍复鹦鹉名以存古迹。”（清同治《鹦鹉洲小志》）

为了把“鹦鹉洲”这个名号戴得再踏实一点，汉阳地方官还把与古鹦鹉洲得名大有渊源的祢衡墓迁了过来（1997年，汉阳鹦鹉洲尾鹦鹉花园小区工地掘出了祢衡墓的墓碑墓座）。

自19世纪初定名后还不到一个世纪，汉阳鹦鹉洲开始与汉阳并岸连成一片，逐渐失去江中洲岛形态，成为汉阳陆地一部。

鹦鹉洲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带着漂泊无定的意味。

“击鼓骂曹”的汉末狂士祢衡得罪了曹操、刘表，又流落到刘表臣属黄祖门下。黄祖之子黄射请祢衡即兴为一只鹦鹉作赋，祢衡当场写出《鹦鹉赋》，感叹“平生之游处”“今日之两绝”，昨日形影不离的好友今日天各一方，漂泊萦怀。作为《鹦鹉赋》诞生之地的洲岛，于是得名“鹦鹉洲”。

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江景。  谌毅 图

古鹦鹉洲靠近长江南岸，大致在武昌古城外今长江大桥（古黄鹤楼所在地，今武汉内环）至鹦鹉洲大桥（明武昌城南缘，今武汉二环）之间，几乎与新鹦鹉洲隔着整个江面。也正因如此，“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在古人和我们脑海中唤起的其实是不同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汉阳树和鹦鹉洲都是站在武昌临江黄鹄矶的高点上看到的对岸远景。而在古黄鹤楼上写出这两句诗的唐人崔颢以及清嘉庆年之前来到此地的古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汉阳树还是对岸远景，“芳草萋萋鹦鹉洲”却是武昌城外江洲上植被茂盛的近景，两句诗由远及近，日暮西望，江面晴光返照，远处汉阳树逆光下的清晰剪影历历在目，触动人心，低头思怀，视线又落在芳草萋萋；1985年，复建的新黄鹤楼从原址武昌江边黄鹄矶（今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基础台地）后退数百米，爬高到蛇山顶，我们乘电梯登顶黄鹤楼看到的“汉阳树”“鹦鹉洲”，都是极远处的“缩微景观”了，没有望远镜帮忙很难“历历”。

崔颢《黄鹤楼》列“唐人七律第一”，人人都能背上两句，诗中构建场景早已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心领神会的意象图景，而今黄鹤楼、鹦鹉洲貌似都在，实际却已移形换影，以至于还原即重构。

 鹦鹉洲死而复生，在18世纪初湮消后迅速易地“转世投胎”，缘于它已历经千年成为武汉之间四岸三镇共有的文化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强大到足以跨越行政区隔来完成传续。

其实，鹦鹉洲的名望是复合于一的，不止于单一的诗赋斯文层面，还蕴涵着武汉两江交汇时空中，最早的港市繁华气象。

宋人范成大所著的《吴船录》载：“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

范成大看到的是唐宋漕粮兴起数百年后鹦鹉洲积淀的繁华，从他的描述可以判断鹦鹉洲港口与市面的情形：鹦鹉洲与南岸夹合水域为港湾，显然鹦鹉洲起到了为港湾抵挡大风急流的作用，而港湾沿江形成密集街市，商铺排列，娱乐场所豪华壮观。当时长江南岸还没有扩建成明武昌城规模，城垣尚未向南越过蛇山，鹦鹉洲下首对齐古黄鹤楼所在的黄鹄矶，夹岸街市都在城外南面，因此也被称作南市。

范成大也记录了足以解释鹦鹉洲繁华原因的现象：“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四川、两湖、江淮、浙江等地的货物都汇聚到南市，到港的货物不管数量多大都能在一天之内卖光，显然“一日可尽”不是说这些货物都被港口当地有限的人口零售消费掉了，而是通过南市销往了最终的市场。

拨开文辞的浮沫，犹可确定的是，两宋时代，武汉一带的主力港口，鹦鹉洲，已经以转运贸易为主导了。

比范成大稍晚的陆游，也在《入蜀记》里记录了南市的盛况：“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陆游对南市浓墨重彩的书写是真切的，但却未必“真实”。不能无视的是，城墙围合圈养的古建康城与墙外野生的鹦鹉洲的南市之间可比性有限，前者是礼法秩序的空间外化，空疏有致才得体；而后者虽然超越了一般附庸于城池的本地性集市，仍然算不上独立的城市，只是自身本能地追循通航停泊的便利与商业贸易的集中度效应，是故自发密集，花团锦簇，招摇江面。

“回望堤上，楼阁重复，灯火歌呼，夜分乃已”，那一年日暮时分，移舟江口，依依遥望，终于化为陆游笔下近乎幻象的盛景。

从崔颢到范成大、陆游，他们眼中、笔下的鹦鹉洲景观如今渺不可寻。但若有心，在冬季枯水期来武汉，站在长江大桥武昌桥头，约等于站在了古代黄鹤楼的位置，此时往上游近处江中望去，就在古鹦鹉洲消失的地方，一片狭长洲地露出水面，一直延伸到鹦鹉洲大桥下古鹦鹉洲首位置，这就是武汉人多半不知其名的“潜洲”，枯水露出，涨水潜没。三百年前长江洪流带走了古鹦鹉洲，近百年前又在原位置开始淤出潜洲，并且，潜洲还在一年年生长。

明嘉靖《汉阳府志》记载，汉阳人士戴金有论：“洲聚于沙，而沙搏于水也。”这揭示沙洲生成消长的原理在于水流与泥沙的相互作用。然而物理事实从来不简单等于历史事实，接下来戴金描述鹦鹉洲“汉晋以前，横亘于鄂，尾接鹤楼。下逮国初，徙于汉滨”，显示他在清楚沙洲形成原理的前提下，仍将武昌古洲与汉阳新洲视为同一个鹦鹉洲，只是从武昌岸徙于汉阳岸罢了，看来这种观念明已有之，只是到清乾嘉时期才最后由官方盖棺定论。至于“每经世复有消长，革而复营，或逆为汜，别为沱，随时异状”，则表明汉阳这个新洲岛在明代还是初出茅庐，非常不稳定（另一方面同期武昌古鹦鹉洲虽常隐没但彻底消失还要到清初）。最后，戴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自己科学物理认知的总结，“若神物然，而隐其机也”，将沙洲的本质归为某种神秘而不可测知的客观意志（神秘不等同于愚昧，一旦由神秘凝结共识形成传统则不言自明毋庸论证）。这种物理事实历时过程的观念生命，也就是历史意志。“洲更名不易”“若神物然，而隐其机也”正是武汉之间长期以来社会与自然共同造就的历史意志。

明初楚王就藩武昌，大兴土木，城池越过蛇山向南直抵鲇鱼套近江（今二环线鹦鹉洲大桥武昌桥头北），这样城墙就将宋元时代原鹦鹉洲的南市江岸腹地部分圈进了城墙范围，而有明一代也是古鹦鹉洲在江流冲刷下日日崩陷湮没的时段，依托于港湾的南市随着城墙南进、鹦鹉洲沦丧改变范围，逐步从鹦鹉洲对岸向东南转移到新兴的金沙洲至白沙洲一带，相当于明武昌城西侧南段沿江转向南侧城外，或今武昌沿江平湖门、文昌门一带转向解放桥、津水路一线及以南。

没错，这里的“白沙洲”，就是前文中18世纪末与汉阳居民争夺新淤出洲岛的白沙洲民的故园，那块令他们铩羽而归的新洲岛后来继承了鹦鹉洲的名望。但古鹦鹉洲的南市的港口和贸易地位，在古鹦鹉洲彻底消失之前就主要由金沙洲、白沙洲承担了。金沙洲、白沙洲地形稳定于明代，而今原金沙洲、白沙洲早已与武昌连成一片，如果强行要在当代地图上做一个分辨，那么古白沙洲大抵西起沿江东抵今夹套河街、北抵今武金堤玻璃塘，古金沙洲则约略在以上范围东缘到巡司河之间，今陆家街、八铺街一带。

明清时期，长江有一分汊（即夹套河），穿过白沙洲、金沙洲之间，来自汤逊湖、南湖的巡司河又穿过金沙洲与武昌城南之间，两条水流在鲇鱼套附近（今武昌船厂，鹦鹉洲大桥武昌桥头）汇合入江。在更靠近长江主水面的白沙洲翼护下，金沙洲形成避风良港，于16世纪初明朝中叶达到“东南都会”盛况，并一度与后来崛起的汉口争夺漕粮中心港的地位，后在17世纪中毁于明末左良玉、张献忠发动的两场兵乱，商贸市场大部分转移到汉口；18世纪初白沙洲一度沉没，金沙洲“毛将焉附”遭到江水冲击，八条街市毁其四；自19世纪初起，金沙洲逐渐与武昌淤成一片，没能在今天的地图上留下名字，可谓名望俱灭，这在素有“洲更名不易”（明嘉靖《汉阳府志·卷之二》）传统的武汉之间，可谓意外。

汉口硚口视角拍摄汉水月湖桥对岸，远处湖泊为汉阳墨水湖。  谌毅 图

2010年代，有几年下班回家，我常走古金沙洲上空的二环高架，每当落日余晖洒在起义门城楼（复建的通湘门）上，津水闸、新桥、解放桥（王惠桥）、鲇鱼套这些连接着金沙洲、巡司河、武昌城的故地，就开始依次从脚下后退，送我跨过鹦鹉洲长江大桥，在汉阳夹河路口落到地面，再回到西门桥陡码头外不远处的家中。

没错，就像上世纪外公举家从汉口六渡桥迁居到汉阳钟家村，大学毕业没两年我也辗转从汉口搬到了汉阳。几年前，这一带大规模拆迁，陡码头连同青石驳岸不复存在。有一段，人都迁空了，施工还没开动，方圆数公里没有灯火，从远处看，闹市夜色中，仿佛暗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旦与黑洞对视，目光便无法逃离黑洞，目光成为管道，任由黑洞抽吸脑中的记忆。于是，我闭上眼，在黑暗与虚空中，耐心等待，直到某些不可预料的图景隐约浮现。

西门桥下、陡码头间，月湖水黑如铁，穿过西桥路护城濠，然后又去了哪？

向南，汇入古夹河水道，就在疫情中的冬天我最后一次买到红菜薹的夹河路，月湖水在那里与古汉水汇合。是的，古汉水。古汉水从平塘渡（今琴断口，长丰桥汉阳桥头附近）南下，过三眼桥，大致沿着今天的三环线一路向东，沿途串起汉阳诸湖，一脉在鹦鹉洲首老关火巷，也就是白沙洲大桥桥头流入长江（后来这一脉被拦江堤挡住，转从上游沌口入江），一脉“折而北至陡码头东今永安桥，月湖自北来会，复东行，由南门河口入江”（余家旐《新辑汉阳识略》），沿着拦江堤路，在汉阳古城南门外与鹦鹉洲尾之间，流入长江。

山南水北为阳，汉阳就是汉阳，哪怕15世纪后期汉水主脉改从汉阳城、龟山以北入江之后，城南的古入江口也曾余绪多年，至今气息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