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的罗尔纯老师让我想起法国画家柯罗

10月31日，在微信的朋友圈里惊闻罗老师去世了。开始并不太相信，以为是误传，后来同样的消息频频出现，消息的来源也有所不同起来，就不得不接受这个噩耗了。人固有一死，但死于如此惨烈的意外，我只能惊愕无语，我想到他腿的残疾，想到大火起时他的无助，等等，虽有一些问题可以事后追问，但都晚了，没有用了，我感到造化的无常和某种深深的恶意。

罗尔纯老师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三工作室的老师。我1978年入学，1980年第一次见到他。一个干瘦的小老头，走路跛脚，而且蛮明显的。衣着却是一身灰色青年装，直领，没有口袋盖的那种款，头戴有帽檐的干部帽。

他当时也就五十出头吧，但显老。瘦削，皮肤尤其干燥，好像整个人严重缺水似的。说话声也干巴，以至于你感到他这样说下去，嗓门会很快充血冒烟，然而他的话却很少，即便说两句，也很谨慎，显得十分胆小，但他的眼神是明亮的，在那里似乎能看到他想说的一些话。那时我便感到，他这样的处处小心防范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必事出有因，但说来惭愧，我至今也不知道更没有主动问过他的过去是怎样的。

后来我毕业留校任教，和他多了些往来，逐渐发现他的话少，完全不是他没话说，没观点和没主见，只是久处特殊的生态环境而养就的防范习惯而已。有趣的是，即便谈教学谈画，说完之后，他也常常会加上一句“不要对人说啊”。然后，脸上露出些许尴尬，甚至脸色涨红，好像在说原谅我啊，原谅我啊，我这样胆小，也是没办法的。记得有一次说到美院附近某餐馆里的某菜肴，他说很好吃的，就是有点贵，说完后竟也不忘补充道“不要对别人说啊”。如今想来，他像个仅求自保，绝无奢望，更无任何攻击欲望的弱小生命。

他完全没有一点点教授的架子，几乎是个无声的存在。我甚至认为他是有点怕见生人的。他的残疾给他带来格外的不便，这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那时我们的教室在U字楼的二楼，他住的地方也是在二楼，我看到过他上楼的不易。他的上身挺得笔直，有残疾的腿与那条健康的腿轮流交替，左右些微摆动，如此重复，上得一节节台阶，然后再一跛一跛地走到教室去。

第三工作室成立于1980年。当时工作室的主持是詹建俊老师、朱乃正老师、毛凤德老师和任至玉老师。罗老师应是这一年调来美院的吧。在这之前，听说他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1980年代的校园，学生思想活跃，各路艺术流派通过各类讲座纷纷潜入校园，当时的电教室，也就是各类讲座举办的地点，常常人群爆满，其中也有不少校园外的小年轻或其他“闲杂人员”挤在里面，一时有点“革命”的氛围。电影院上映外国电影了，不少学生就旷课去看，我也溜出去看过一次澳大利亚的《悬崖下的野餐》，回来时，被守在学校大门口的校党委书记在手中的小本上一一记下，严肃处理。但后来也没发生什么。

学生宿舍有关艺术的彻夜激辩时有发生，教室里学生的作业也早就不安分了。忽有“出格”的画冒出来，便迅速传开，大家跑着去看，如同现在大街上围观痛殴小三。孟录丁的“亚当夏娃”就是那时露头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三画室几个同学也不满老是画静物，嚷嚷要画别的什么，有点要罢课的苗头，其实就想提前画女人体（当时我们二年级，学校规定三年级才能画人体），惹得朱乃正老师微笑，詹建俊老师动怒，立刻召集开会，把我们训斥一顿，及时打压了我们这些兔崽子的野性。

印象里罗老师是不在场的，之后也没见过他对此事有任何评论。事实上，在教学检查或别的场合里，他是基本上不说话的。他总是无声地跟在各位老师的后面，一瘸一瘸地默默地走着。

但他好像总在画画。我们去他屋里看过他。当时他住在美院西南角的几幢灰砖楼之一，靠北那幢的二层。1980年代的美院，不少老师都住在校园里。1950年代画那幅著名的《起家》的詹建俊老师住在东北角灰砖筒子楼的一层西端，门对门两间小屋。

1960年代那幅名扬全国的《英特纳雄耐尔》油画的作者闻立鹏老师，则住在灰楼南面的小平房。平房外加盖油毛毡地震棚，棚里全是书书书。站在屋中，挪动身体时要小心别碰翻了什么，脑袋也要略为低垂以免过于紧贴屋顶。此外还有一位银发小老头也偶尔上下楼，安详地在灰砖楼下晒太阳。

有一次我看见他拿出许多像古董了的油画让人拍照，后来才得知他曾是1930年代大名鼎鼎的导演和画家许幸之，和鲁迅等人混得很熟，曾出任过当时左联的美协主席。此外还有一位据说是副部级的人物，姓李，名字忘了，据说是叶剑英的同僚，酷爱绘画，1949年共和国初立，他不去当官而来到美院做老师，其实就是想画画或者离画画的事离得近一点而已。此人也住在那些筒子楼的某房间里。

那时师生关系普遍融洽，师生间的串门是很随便的，学生到老师家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留饭喝酒的事也是有的，袁运生老师住的平房离饭堂最近，所以常见他屋里的学生“食客”，围成一小圈埋头吃喝。朱乃正老师的平房位处东端，离食堂略远，但我们也是时而在饭点的时候去敲门的。那时的五粮液，质量与今天的五粮液不可同日而语，而此等佳酿，我们就是在朱乃正老师家里尝到的。

我的划拳行令也是从朱老师那儿学来的，记得也在三画室的学生刘小东当时不会划拳，又想学，所以常被罚酒，不过他也好酒，当时也是个穷学生，所以有人怀疑他是故意装傻。后来有个读硕士的日本留学生，花了整整两个晚上，向我学习那套带有西北风的划拳行令。

罗老师的屋子与许幸之好像是同一层，也很小，十二平方米的样子吧。他当时家属好像还没调过来，自己单住。幽暗的小房间放满了东西，一些大纸盒端庄地靠墙一溜摆开，盒盖子上标着“信件”、“杂物”、“待弃”和“过期杂志”，等等。他笑盈盈地说东西太多太乱，怕用时找不到了，所以这样分一下类。

画架支在靠门的地方，画布上的稿子起完了，调色盘上的颜色很新鲜夺目，整个屋子散发着油彩和松节油调色油的味道。记得他看到我们注视着他的画时几乎是腼腆的，嘟囔地说：“我乱画的，我乱画的”，“我要向你们年轻人学习”，弄得我们呆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罗老师毕竟是老师啊，这话学生如何受得了，然而话又说回来，现在的大学里，有哪位教授会在或者敢在学生面前说那样的话呢！

罗老师的画是类似欧洲野兽派和德国表现主义那个路子的。色彩明亮，笔触张扬，造型因感而变，这些与他本人的低调和中规中矩正好相反，而且好像五六十年一路过来没有怎么变过。我并非觉得那种“没变过”是缘于他“排除了各种西方流派的干扰”，“坚持走自己的路”，那样说不通，因为他画里欧美绘画的影响无疑也是属于外来影响，只是他可能觉得它更适合自己，于是从一而终，换句话说，他是个“本色演员”，而非“角色演员”，他的全部目的就是顺着自己的天性来完成自己，如此而已。

他好像没有画过什么主题性创作之类的画，或者那类创作的实践没在他自己珍爱的画里留下什么痕迹，几十年来一直倾心于村景农民之类的写生，画得非常主观自在，我行我素，风貌的辨识度很强，一看画，便知是出于他的手笔。他曾谦和地说自己不懂苏派油画，其实心里可能在想，不用去管它，一意孤行地走自己认定的路子，而那条路子当时在不少人看来可能并不时尚，也似乎缺新视角，更无极端私我的心理层面的探寻。所以在他来美院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在1980年代之后在国内艺术新潮中，估计罗老师的画也许是不大吃香的。

他拙于言辞，不善表达自己，对各种艺术观念和艺术理论，也没有多少持久的兴趣。他就是爱画画，努力在这个世界里为自己悄悄地寻就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快乐地作画而已，从这点来说，罗老师让我想到法国的柯罗，那位死后也期望在天堂里有绘画的人。现在想来，罗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甘边缘，耐寂寞，是他的弱弱地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存在，以飨享绘画给他带来的无上的喜悦和快乐。

他勤奋多产。我曾经和他以及詹建俊老师合用一个画室。画室也就是十六七平方米大小吧。詹大（詹建俊个高一米九，系里人都叫他“詹大”）尚大画，平日来画室不多，一有创作，即撸起袖子在画室大干一场，这样一来，在詹大没画完之前，我们是肯定进不去了。罗老师在画室里好像总是画小画，总是悄悄地，不做声地坐在画室的角落里，一笔一笔安静地画着那些色彩炽烈的画。

因为残疾之故，他画画时不能站着，所以当他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感到他缩成一团，显得更加矮小了。那批红土风景系列，大概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完成的吧，其中有幅尺寸大的，题为《望》的油画，也出于那个时期。眼下写这些的时候，我还能隐约记得那天我去画室推门看到那幅画时，那迎面撞来的浓郁而强烈的“红”。

后来我出国留学，1996年回来去校尉胡同的美院看望老师，在学校的大门口偶遇罗老师，他正拖着旅行箱，一跛一跛地在那里走路。是夜晚，夏秋交季，旅行箱子轱辘的声音在胡同的小街上显得清脆而空旷。我们都很高兴，聊了几句，询问彼此的近况，等等，然后他说要赶去法国的飞机了，所以也就没能多说些话。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我虽久居国内江南，却一直没想到再去看看他，现在想来满怀愧意。如今噩耗传来，阴阳永隔，那么那次在校尉胡同美院大门口的一面，便成为见他的最后一次了。

愿罗尔纯老师安息！

（2015/11/1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