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砚”纯属子虚乌有：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省思

10月31日，“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来自全国二十来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四十余位学者与会，在“偏远荒凉的”南开新校区（常建华教授语）就“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做报告，相互切磋讨论。这次会议为期两天（10月31日—11月1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第一天的会议共分四场活动，第一场为“主题报告”，另三场的讨论主题分别为“日常生活的物质性”、“物质生活的多样性”、“物质文化及其他”。

按照议程，首先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致辞。他说，这是该中心召开的日常生活史系列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主题不一，这次聚焦于“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他指出，这几年“物质文化”颇受大众青睐，比如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就相当畅销。以往的物质文化研究大都关注物质本身，近些年来受新文化史研究影响，人们对物质文化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从视觉文化或形象（图像）史学的角度切入。物质文化不仅要关注“物”，还有必要强调人与物的关系。

10月31日的会议主题相当丰富，这里仅择取部分报告略作介绍。

卢建荣：“火药味十足”的园林文化政治   

这次会议有三位学者作“主题报告”。

第一位报告人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卢建荣教授。卢教授在大陆学术圈鼎鼎有名，他这次提交的论文题为《唐宋游园文化的形成：政坛沉浮真情告白录》。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园林本是静谧休闲之所，可是卢教授另辟蹊径，深入挖掘园林背后的“文化政治”，作出颇为新颖独特的解读。

该文以欧阳修的数篇“亭/园记”文本为切入点，试图梳理唐宋游园文化的变迁。他对比了宋人（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与唐人（柳宗元、白居易、裴度、李德裕等）对庭园的不同态度，认为唐宋时期这种文类着重书写的不是园林本身，而是园林之外的政治意涵。它们隐藏着某种“文化论述”的“编码”，从中约略可看出两种心灵结构，一种是藉自然治疗政坛创伤（如柳宗元、白居易），一种是活化可在政坛中屹立不摇的斗志（如司马光）。在卢教授看来，园林不仅是休憩的场所、排遣困境的工具，而且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用来向政坛喊话，宣布自己的政治态度。

刘永华：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可能路径

第二位报告人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刘永华教授。他的论文《物：多重面向、政治意涵与生命史》受到评论人卢建荣和主办方常建华等教授的好评。卢教授不吝赞词，认为这篇论文应作为大会第一篇报告宣读。

该文以法国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为坐标，梳理他对会议关键词“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讨论，认为布罗代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物质文化史研究做出了示范性的贡献。基于此，刘永华认为，“正是经济过程、社会关系与意义体系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物质文化的主体内容”。其中，“经济过程为理解物提供了基本骨架，社会关系为物提供了血肉，而文化体系为物提供了精神”，“物”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始终离不开人的参与与干预，构成了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基本主题。

日常生活是由物质生活中无数琐碎物事的无数次重复造成的，日常意味着行为、态度及周遭环境的重复性，所以，“物是日常生活的外在表象，而日常是物质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布罗代尔毕生钟爱的“结构”就隐含在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背后，就是长时段的存在方式。受福柯启发，刘教授还指出，日常生活常常是微观政治运作的基本空间，是“微观权力”运作最重要的舞台，因此，“或可尝试从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中发现微观权力运作和微观政治斗争”。比如，白馥兰对传统中国住宅的分析显示，中国人的居住空间就刻着父权制的烙印。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认为，偷懒、装糊涂、开小差等“日常形式的斗争”其实就是微观政治抗争的反映。另外，刘教授还引入人类学的分析路径，建议书写物的传记，或对物的生命史进行研究。

在布罗代尔等人的基础上，刘永华对物质文化史研究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在研究对象上，可以串联物的经济、社会与生活面向；在研究方法上，不妨打通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

陈锋：“四大名砚”之说靠谱吗

武汉大学专攻财政史的陈锋教授是第三位报告人。他出过诗集，业余收藏砚台，《“四大名砚”考辨》从身边器物着手，试图终结人云亦云的“四大名砚”之说。的确，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端砚、歙砚、洮砚、红丝砚（或澄泥砚）是我国四大名砚。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成为文史“常识”。然而，它有什么确凿的根据吗？

经过考辨，陈教授指出，所谓“四大名砚”，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三种，但是这些说法纯属子虚乌有。同时，陈锋教授还对各种名砚的排序作了探讨，结论是，“不管是何种排名法，或二种，或三种，或五种，或六种，或十余种，恰恰没有四大名砚的排法”。而且，即使是名砚，不同时期不同人士的品评也存在差异。比如，曾被视为第一名砚的红丝砚也存在被名家否定的记录，可见其言人人殊。

不过遗憾的是，此文未能考证出“四大名砚”说的起源，也没有分析这种说法背后的内涵和缘由。看来，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同理，“八大菜系”、“XX十景”之类耳熟能详的说辞背后可能藏着不少谜团。

“物质”“生活”与“文化”

澎湃新闻注意到，不少与会学者表示，这次学术会议比较“接地气”、“很有意思”。确实，衣食住行是人们一生须臾不可缺少的。而这次会议要“日常”有“日常”，要“生活”有“生活”，要“物质”有“物质”，要“文化”有“文化”！

远道参会的学者要么乘坐高铁，要么乘坐飞机。交通工具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的论文《夏人造车和夏代车制推量》讨论的是最原始的车子。中国古代的车子是谁造的？众说纷纭。车的发明人有奚仲，有奚仲的儿子吉光，有无所不能的“发明大王”黄帝，有伏羲等各种说法。还有说法称尧、舜时发明并广泛使用了车架。孰是孰非？因文献不足徵，难以定论。作者倾向于认为，“诸说之中，吉光作车，子承父业，为一代造车世家，这倒是很有可能的事”，然终究是猜测。

朱教授还提出，“相土乘马”（相土是商族先公）是与“王亥服牛”（王亥是商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服牛”据王国维解释是以牛拉车的意思）可以相提并论的发明创造。而夏含夷等学者对此似有误解，认为商族先公不可能先有“相土乘马”而后有“王亥服牛”。对此，朱彦民认为商族早期是游牧民族，最早接触到的家畜可能是马而不是牛，牛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商人完全有可能先“乘马”而后“服牛”。另外，夏人没有将车子用于战争，而商汤时期就有战车用于车战。朱教授认为，这恐怕是夏商两个部族军事力量差距所在，也是决定夏商战争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除了车子等交通工具跟“行”有关之外，鞋子跟“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夏炎副教授《魏晋南北朝的鞋与人：一项中古日常生活史的建构尝试》指出，《三国志》《晋书》《南齐书》《陈书》《南史》中鞋的名称，到了《太平御览》里全部被改写，其中“屣”写作“屐”，“屐”则写作“履”。然而，该文重点不在于呈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脚下穿的鞋，而且侧重探讨“人与物的灵性互动”，尝试解读“文本叙述中暗含的信息”，比如，屐履（提着鞋）、蹑履（拖着鞋）迎客以示尊重，这种礼俗在汉代就已出现，在东汉逐渐普遍，到南朝时期仍然沿用；倒屐、倒履是倒穿着鞋的意思，后来成为形容主人热情迎客的代名词。这些本是穿鞋的非正常行为，却生动反映了鞋背后影藏的人性因素。

有人研究脚上穿的，自然有人研究头上戴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志生副教授对旧时女子出嫁时的凤冠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她提交的论文《凤冠：以唐五代为中心的考察》图文并茂，用大量敦煌壁画来解说凤冠的形制，直观形象。比如明代人绘制的则天皇后像相当常见，但画像上的武则天头戴凤冠，却不符合唐制，应属后人的想象。该文认为，凤冠在唐五代流行，跟唐朝崇尚道教的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枕头在这次会议颇受重视。中央民族大学的黄义军教授和陕西文创研究院的朱丽莉都讨论了枕头的功能和意涵。

民以食为天。吃喝当然不会被历史学者轻易放过。比如鹅，2014年《农业考古》发表了《唐代鹅的用途与市场效益》，这次会议上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孙笑颜试图对“曲项向天歌”之物作较为全面的探讨。她的《鹅与明清社会生活考述》指出，明清时期食鹅成风，甚至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鹅肉价格之昂贵使平民百姓望“鹅”兴叹。这种奢靡风尚在社会语言中也有所体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是一例。

有吃有喝，方为人生。祁门红茶名声在外，安徽师大的康健对近代祁门茶农、农工生活状况做了一番考察。

此外，还有不少论文以某个区域的具体物事为研究对象，如李军《“白果台”：晚清民国闽北惠安祠的神诞供品及其文化、经济意涵》，张小坡《清明会：明清徽州的墓祭组织及其所反映的民众祭祀生活》，姚春敏《明清时期陕西杂姓村的祠堂、祖茔和庙宇》，罗艳春《清代的宗族祠堂与城乡关系的演变——以江西万载田下周氏祠堂为例》，恕不一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