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补习业奇景：头牌老师转会费近亿，天王天后堪比娱乐圈

在巨大的投影屏幕上，一个面容姣好，一身名牌的女老师蹬着高跟鞋稳健地走上讲台，她一脸笑意，站定后，伸出左手来向着左边的镜头挥动，热情地喊道：“铜锣湾分校的同学们，你们好吗？”镜头一转，她朝向另一边，以同样的语调说道：“旺角分校的同学们，你们好吗？”她并没有像冯巩那样补上一句，“我想死你们了”。实际上，她对于这两家的学生可能毫不认识，但这无碍于她满面笑容。作为一个香港补习老师，她可能有着月入百万的身价，开宾利住豪宅。而对着投影屏幕的学生们，每年则要花数万元来各处的写字楼里观看这样的“补习直播”，以期能获得一点对高考有用的答题技巧。

香港补习业规模之大，别地之人可能无法想象。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统计，超过八成学生补习，每年花销超过二十亿。今年十月，震惊香港的一桩大新闻就是林溢欣事件。林溢欣是香港一家叫做遵理的教育机构的头牌，而另一家叫做现代教育的补习学校为他开出了8500万港币的转会费。这个价码如果放在亚洲足球圈，是历史第二的高价，即便在欧洲也达到了准一线球员的转会价码（虽然在香港也只能买套小豪宅）。

分析人士指出，林溢欣事件背后可能有现代教育打击遵理上市的意图。补习业这门大生意和这出大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热议，而其本身也折射了香港的制度与风气问题。

奇特的补习景观

补习活动在香港有着悠久的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即存在小规模的补习活动，那时香港经济并不十分景气，补习课成了年轻学生赚外快的最主要活动，通常是高中生帮初中生补，初中生帮小学生补。不过，那时候的补课大多是一对一的私下活动，未成气候；七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教育业也随之商业化，催生了补习业的大发展。补习学校的模式最初是在1972年由一间叫做圣类斯的夜校发起的，一位叫做CC.Lee的老师被认为是补习班鼻祖。也许将来某一日圣类斯会变成香港人的孔庙，CC.Lee 也会像圣人那样被供起来也未可知。

至于香港补习班老师为什么常常以英文名行走江湖，这其实也是一个传统。因为七十年代所有中学都规定在校老师不准兼职，而老师们为了补贴家用偷偷去补习学校教书，为了低调不被校方发现，就采用了这样的折中方法。虽然常常听起来像发廊杀马特“设计师”，但时至今日，补习老师大多还是坚持用Garry Lau 、Tony Ng之类的名号。

九十年代，补习机构大规模企业化，流程化，新的一批老师上位，他们便不似过去老师那样讲讲课本知识和考试难点即可，在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机构的引导下，新的补习天王天后诞生了。他们极其注重形象（模仿流行明星），上课内容也会生动许多，常伴随着插科打诨和别样的幽默，吸引年轻学生报名，也稀释了学生在繁重课程中的心理压力。这些天王天后的照片和宣传画贴满了香港的大街小巷，不论是地铁还是楼房外墙，都可见这类光鲜亮丽的补习老师形象。不过，一位较年长的补习前辈曾说，新一代的补习天王天后就像“栋笃笑”（即广式单人脱口秀）演员一般。更有学生坦承，对补习机构也只能信一半，因为感到补习机构其实和娱乐圈没有什么两样。

关于补习天后的形象设计，业内人士June Leung总结了这样几条规范：一，形象专业，这样才能获得学生和家长的信任，这也是为什么补习天王天后在大幅广告中皆着正装；二，衣着体面，可以让学生眼前一亮，提高注意力，这在样样注重名牌，需要偶像的香港尤为有效。塑造特别的形象和性格成为补习老师的一门必修课，然而行业中也有哗众取宠终至擦枪走火的个例，今年夏天就有补习天王恶趣味扮ISIS斩首，引起舆论大哗。

补习业的周瑜打黄盖

补习已成为香港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现象，分门别类的补习班琳琅满目，迎合了香港应试教育和文凭至上的社会风气。近日甚至香港幼儿园面试都有补习项目出现，“不输在起跑线”的想法，香港和内地皆是。甚至香港一家补习社打出广告：“孩子将来住太和还是银湖天峰，看你的决定”，前者是廉租房后者是豪宅。在社会风气与竞争心理的双重作祟下，今夏沙田家长通宵排队报名补习班之类的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香港的高考制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香港近年补习业的大发展。2009年香港教育制度334改革之后，由原来的两考定生死变为一考定生死，学生压力陡增。香港高考的高难度常令专业人士咋舌，甚至许多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会向老师抱怨为何要学一些自己中学就学过的内容。换言之，如此高难度的学习内容，也会使家长与学生产生担忧心理，报读补习班就不难理解了。

报读补习班无非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升学机会和择业可能。香港的企业招工检视简历时对在校成绩和高考成绩都十分看重，学生们因此战战兢兢，生怕某一次考试的成绩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未来。在香港，由于自主创业路径的狭窄，如果没有上过大学，很难有较好的出路。而且当地产业结构单一，较好的择业选择集中在金融业和政府部门，于是乎，学生必须上大量的补习班才能在高考中获得好成绩，才能上名校读好专业，从而在毕业时获得进入金融圈或者政府部门的敲门砖。这条独木桥的路径逼迫着广大学子不能落后于人，不进则退。而这种忧患意识也是贯穿于香港社会始终的心理状态。忧患意识伴随着从众心理，补习业的火于是越烧越旺。试问当同学们都补习，有几个家长和孩子能够抵御这样一种朋辈压力呢？

事实上，香港补习业背后的心理机制带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应试教育的实用主义要求逼迫香港人不得不选择将求知视作一个阶层上行的工具，甚至将针对考试的补习班与正常的学校养育本末倒置。在社会的现实压力面前，求知本身已经不再重要，A level （决定能否进大学的高级程度考试）以及first honor（大学毕业时的“最优生”荣誉）才是目的。香港一些社会人士对此也有着非常尖锐的批评，认为香港如今的政治乱局正是一群徒有完美求学背景的庸才把持了政府高位所致。

补习“青椒”与残酷环境

今年五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公布了全球青年大学教师收入排名数据，中国位居全球高校教师月工资收入水平的倒数第三位，平均工资仅为720美元，新聘大学教师的工资为每月259美元，是全球最廉价的大学教师。

香港作为全球公认的大学教师收入最高的地区，然而青年教师的处境却不比大陆同胞好多少：一方面香港教职有限，而本地青年教师面对着的是全球同行来港竞争的压力，想要出人头地获得更好的收入水平是极为不容易的；另一方面，香港楼价暴涨，生活成本高企，对于刚刚就业，甚至还面临婚姻以及育婴双重压力的青年教师来说，经济上的负担巨大。而这时候，转行做补习老师就成为了一个来钱快，可以解决现实压力的选择。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一位教授曾说起，自己曾有一位学术非常优秀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后在高校工作，然而微薄的收入无法支持小家庭三口人的生活，他于是放弃了高校的工作，毅然做起了补习天王。这位教授有一次过马路，有一辆巨大的双层巴士停在旁边，上面是一张巨大的补习天王的形象宣传画，而这个天王就是他的那位学生。这位教授事后说起时依然十分感慨，除了惜才之外，也许竟有一丝丝的羡慕也未可知，毕竟他的学生应该比他赚的多多了。

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民众，其实基本上还是沉浸于补习业浮华的表象，其实在这个行业里，月收入几百万的也就十人左右，大多数的中下游的补习教师面临着残酷的压力。

香港知名补习机构现代教育的广告

首先在经济上，刚出道的补习老师是没有底薪的。学生不喜欢他，下一堂就不来了，学费也会停交，老师自然也就拿不到钱了。而且许多机构为了扩大知名度，打出了许多达不到一定成绩就退钱的广告，而这些艰难的目标都需要补习老师想办法硬着头皮实现。此外，新入行的补习老师为了扩大知名度，不得不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地铁站，流动电视，报纸上打广告，而这些都是需要教师自费的，补习机构不会有任何补贴。这些巨大的广告开销是对教师的一种巨大压力，如果教学成果不好，赚不到钱不说，还会赔上一大笔钱。因此，许多老师为了搏出位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曝光率，挤破头增加有可能的媒体接触机会，相关的炒作自然也会应运而生，今年有香港补习女教师超短裙视频在YouTube上热炒，就是代表性的事件之一。

其次，补习老师其实地位并不高，备受社会指戳。常有社会人士看轻他们做工只为了钱，一旦教育与金钱挂钩，社会人士一定会有意见。而实际上，香港人如此看重金钱，却这样非议补习教师，无非是有些酸葡萄心理，嫉妒后者赚钱多而快罢了，后者的辛苦与残酷环境大概是被忽略了的。

香港的主要补习学校有十数家，还有大量受不了机构抽水而跑单帮的个体户老师。由于竞争激烈，学生选择困难，香港甚至有个叫做“补习天王指南”的网站，介绍各个科目与各个学校的教师情况，结构类似大陆的“大众点评网”，可以为老师个人的“讲解”、“笔记”、“课后支援”等方面进行打分，甚至可以单独撰写评论文章。在学生评价的压力之下，补习老师们自然不敢怠慢，始终保持有新鲜感给学生之外，亦一定要保证相当的教学质量，否则会被行业淘汰得更快。一位叫做Stephen Lee的港大学生就坦言，觉得补习教师的上课质量比中学老师好多了，要不是补习老师，他根本不会有现在的英文基础。

补习业自然是一门大生意，这门生意在目前可见的前景下亦只会越做越大。然而现在正在课堂上参加补习班的青少年们，个个怀揣梦想，希望借此改变人生命运的同时，可曾想到自己面前眉飞色舞的补习老师也是怀揣着同样的梦想呢？作为香港现实的承受者和林溢欣所代表的那种“香港梦”的信徒，他们何尝不是一样。更为值得考量的是，这些学生之中，有一些将来也会变成站在面前的补习教师，如果提前预知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命运，他们又会怎样选择呢，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