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变革｜谢尔久科夫军改教训：旧瓶装新酒，操之过急了

曾经的苏联对于中国的军事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今天的军事改革和建设是否还会对中国未来的军事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从大的战略环境上看，中俄都是奉行防御性战略的国家，在以核威慑力量为后盾的前提下，未来面对的主要战争模式都以地区性和局部性为主，不太可能面对一场全面战争。按照“安全环境决定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决定军事建设方向”的逻辑链条，认真分析研究俄罗斯的军事改革对于我国大有裨益。

“猫”背不动“老虎的爪牙”

考察苏联历史不难发现，其安全环境始终未能摆脱四面临敌之境遇，加之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此在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之时，面对“冷战”升级为“热战”的假设，苏联提出了“火箭核大战”的军事战略。

在这种军事战略之下，必须兼顾政治经济实力有限的现实，苏军也就必然是一支应对大规模高消耗性战争的军队。此类军队规模庞大，指挥统帅机关条块繁多，军官比例较高，预设大量“骨架”部队（平日按照编制存储足够的武器装备，但只有少量基干士兵和部分军官，需要战时动员预备役人员补足员额方才可能形成战斗力）。当真应付一场世界大战，这种军队模式是对的。

不过，俄罗斯虽然是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但却并不是一个仍然有能力竞争全球霸权地位的世界性大国。换言之，今天的俄罗斯没有苏联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去支持一支苏军规模的俄军，能依靠的是一个还没有彻底走出苏联废墟的经济和工业体系。

因此，不论从战略环境，到必要的经济支持力，俄军都必须放弃苏军的模式进行转型。正如猫和老虎看上去很像，但一只猫是无法支撑老虎规格的爪牙，否则不必临敌，当自行饿死。

且把“斧头”换“刀片”的改革

虽然普京在2014年签署了新版的俄罗斯军事学说，将北约东扩计划、美国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和非核的“全球打击”系统列为现实威胁，但作为一个核大国，上述问题对于俄罗斯并非最直接、最紧迫的威胁。

相反，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国内常年不止的分裂叛乱以及周边邻国的不稳定局势。俄军需要进行的军事行动，都是规模有限、地域不大、爆发突然的模式，例如，两次车臣战争、2008年俄格之战以及时至今天仍然没有停息的乌克兰东部冲突。

很显然，这种军事行动与大规模战争相比较，一个好像在脸上刮胡子，如刀片一样“精、快、灵”的俄军更符合需要；另一个类似林中伐树，需要“大、粗、厚”斧头式的苏军更为合适。

在两次车臣之战和俄格冲突中，仍然没有脱离苏军模式的俄军虽然最后以“压路机”战术碾碎了弱小得多的对手，但付出的代价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比例。无法进行有效动员的情况下，苏军模式的部队暴露了种种弊端：编制庞大但兵力空虚，军兵种之间协同不灵；卫星网不能有效提供情报、通信和导航定位等支援。

在这个背景下，以“打造军队新面貌”为口号，俄罗斯前任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进行了被认为是俄联邦军建立2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他主导的这次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俄/苏军几百年传统的陆军“师—团”为战役基本单位的模式转变为以“旅”为基本单位，如此一来，战役战术指挥实现了三级体制。空军也同样实现了三级指挥体制，削减指挥层次，缩小基本单位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指挥灵活性和部署的灵活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谢尔久科夫改革对苏军遗留的“政令混合”指挥体制进行了明确划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别作为最高行政和最高指挥机关行使职能，不再有过多的重叠，军兵种司令部单纯作为行政机关，而经过合并的“军区”机构成为具有全新职能的“联合战略司令部”，对于自己区域内所有军兵种部队（独立的兵种除外）进行作战指挥。

谢尔久科夫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将军队中次要的后勤保障功能文职化或者社会化，实现了减员增效。

如此改造的俄军，抛弃了大规模动员的可能性，因此可以汰除大量的空虚编制和冗员，能够集中预算于满编的常备部队，以便更新装备和武器，强化训练程度，提升军人待遇和士气。

当然，谢尔久科夫也并没有忘记俄罗斯军事学说中的头号威胁。因此，这次军事改革的第三个亮点即将原本分散于空军、航天兵以及海军航空兵，陆军防空兵等军兵种的空天防御力量重新整合，形成了全新的空天防御部队，建立了一套顺畅的空天防御力量的指挥链条，提高了作战效率，强化了对自身通信信息系统的防卫和对来自空天敌人打击效能。而新一代导弹攻击预警系统和“沃洛日涅”新型雷达的部署，大大拓展了预警范围，提高了预警能力。

“旧瓶新酒”的回顾和反思

虽说谢尔久科夫改革让人初一看眼花缭乱，但仔细深究就会发现，他并非是一时兴起任性而为。许多做法都是有着历史渊源。

作为改革的重磅戏码，“联合战略司令部”制度早在二战初期就存在过。当时苏军划分了西方战略方向司令部和西南战略方向司令部，铁木辛哥和布琼尼分任司令员。只是由于当时种种技术原因（指挥通信系统达不到足以支持这种司令部的水平，如果强行设立，必然造成机关庞大，效率低下）和指挥员个人素质原因，这两个司令部存在期间效果不佳，因此很快就被撤并入大本营最高统帅部。

战后苏军对于西欧一直采取“以进为退”的攻击态势，因此恢复设立了以上两个司令部（且增加了一个南方方向司令部），分别以苏军驻德集群总司令部和基辅军区司令部为掩护，并且不惜血本克服技术困难：从容忍庞大机关，选拔培养高素质参谋军官以及苛严的管理纪律等等。苏联解体后，谢尔久科夫的几位前任也多次提出大同小异的类似版本联合指挥部，但均未成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谢尔久科夫敏锐地抓住了通讯技术更新换代到数字化和提高指挥自动化水平两大现代战争的基本要素，并力图低成本地实现目的。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提高了俄军军兵种之间的协同水平，还将其作为一个裁减机构、压缩指挥层次的手段。

早在1999年，俄罗斯军事学者斯里普琴科将军在其所著的《第六代战争》中就对今天俄军可能需要面临的种种挑战做了预言。虽然有的预言过于极端，但其描述的许多现象却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成为现实，尤其是他对于精确制导武器和非接触作战等内容的描述。

这些内容都可以被视为谢尔久科夫改革的理论渊源。谢尔久科夫在任期间大力更新空海军装备，建立空天防御部队，而将陆军列为重点压缩对象，不能不说契合了斯里普琴科将军的思想。

虽然谢尔久科夫已经被解职日久，但今天的俄罗斯军事学说已经把“精确制导弹药”作为一种威慑武器提出。该学说认为爆发“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战争”可能性已经降低，而领土争端、干涉他国内政，在太空使用战略武器等破坏稳定的风险正在增加。

由此可见，谢尔久科夫确实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他的“旧瓶新酒”改革能够推行得开，除了一些大环境气候之外，与他的个人能力因素是分不开的。

不过，谢尔久科夫最后的黯然离开，也同样与他激进的改革不无关系。改革过程中，反对声从来没有断过，甚至是一浪高过一浪。

需要指出的是，谢尔久科夫在“旧瓶新酒”的改革中操之过急，没有处理好没了“新瓶”的“旧酒”。大量被裁员的军官，犹如垃圾一样被扔到了一边，最后被迫游行示威去反对这次改革，也不能不说是一大奇景。这种局面除了对士气形成极大打击之外，同样也成为了反对改革的阻力策源地。

另外，过于强烈追求压缩部队编制和员额的目标，而对俄罗斯国情过于忽略，对于军队设立的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大动刀斧，一砍干净。前面说过，军事建设除了以军事战略为基准之外，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实力。俄罗斯目前仍然没有从苏联解体的震荡中完全恢复过来。原有的国防教育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尚有待整理，轻易的砍掉大量的院校和科研院所，必然会给日后的军事人才培养和军事技术发展带来大麻烦。

这一点上，新任的国防部长绍伊古踩了刹车，一定程度上还“开了倒车”，重建了大量的军事院校，暂缓裁减机关人员。

另一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俄军经过谢尔久科夫的改革后，彻底成为了一支针对有限、局部战争的军队。即便不是面对大规模全面战争，对手只是拥有一定规模的中型强国，俄军的作战效能也要打一个大问号。

绍伊古上台后重建坦克第一集团军，被《简氏防务周刊》评价为明确针对乌克兰危机而采取的行动，虽然该周刊还强调了这个指挥机构具有镇压内部问题的作用。即便如此，对于大平原上展开的大量部队，显然“师”比“旅是更合适的模式。”

俄军事改革带来的启示

军事建设时刻不能脱离自己所在的环境。军事技术或许可以力求超前，但军队组织建设如果一时脱离现有技术水平或者经济实力支撑，都会立即招致祸患。谢尔久科夫的成败皆出于此。

军队中常言道，“队列没有会的，战术没有对的”，在军事建设上同理。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别的国家虽然在某些方面先进，值得借鉴，但绝不可以照搬抄袭，否则就可能受到现实的惩罚。俄罗斯军事改革仿效了很多西方国家的“轻型、快速和灵活”模式的“旅”建制作为基础，但却因此让俄军变成了“玩具熊”，实实在在把“北极熊”送进了历史。

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仔细考虑现实的需要而只是为了单纯实现改革的某个指标，最后必然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