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寻书记：签名页上的失踪者，见证20世纪中国的小人物

一个月前，在学校边上的二手书市场淘书。我挑了一本Benjamin Lee Whorf的作品集，还有一个香港出版社出版的中英对照的《武松的故事》。在以五美元低价得到了两本书后，摊主看我是中国人，就送了我一本小开本繁体版的圣经新约。

回家之后，我打开书仔细翻看，发现在《武松的故事》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内页，都盖了一个蓝色的印章，内容如下：

LORETTA PAN

404 Kent Hall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27， N.Y.

在圣经新约的书底上，再一次出现了同样的名字，只不过名字变成了缩写：L. Pan。

《武松的故事》的封底内侧则是手写的：

Loretta Pan

404 Kent

Columbia

Sep'69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谷歌搜索了Loretta Pan这个名字，出现的第一条搜索记录，是刊登在2015年4月19日的《纽约时报》印刷版上的一则讣告。

讣告简要地介绍了这位Pan小姐的生平。她于1917年10月1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常州市，于2015年4月12日在纽约去世。Pan女士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她于1951年来到美国，开始教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学习中文。1953年，她搬到了纽约，并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中文，一直到1987年。

我继续搜索，在一个名为Ancestry（世系）的网站上，找到了这位Pan小姐于1965年正式归化（naturalization）为美国公民的证明（ 该文件出现在1792-1989纽约归档的归化申请索引中。归化是当时针对非美国的外来移民的政策，想要成为正式的美国公民，移民必须先完成归化意向申请，这类文件被称作第一文件。通常来说在移民刚到达美国领土不久后他们就会填写这个文件。当他们填写了这个申请并且在美国居住达到要求年限后，个人便有资格提交归化申请。申请文件也被称作第二或最终文件因为他们是完成归化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步骤。移民也要进行归化宣誓或效忠宣誓。当完成了所有步骤，个人将会得到归化证明。）

在这张证明里，我想寻找的这位Pan小姐，和其他到美国来的外乡人一样，被数字化成为几个编号。这千千万万的移民，因着各种缘由、带着各种故事踏上美国的土地，但在国家管控人口的手段面前，他们的人生际遇、酸甜苦辣仅仅由十个阿拉伯数字的摆列组合所代表。想到这里，不禁觉得些许感慨。

第二天起床，匆匆吃过早饭，我又坐在电脑面前，继续搜索关于Loretta Pan的资料，最后仅得到几条线索。

一、 Loretta Ren-qiu Pan的中文名字叫做潘纫秋。这是在一本名叫The Making of a Family Saga: Ginling College （家族轶闻的产生：金陵女子学院）的书中发现的。作者Jin Feng在写书过程中采访了好多金陵女子学院的校友。这位Pan小姐便是其中之一。

二、潘纫秋中学就读于常州市私立芳晖女子中学，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她被特聘为翻译。

三、潘纫秋1940年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去了上海市当时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也就是张爱玲所在女子中学教英文。

四、潘纫秋在1946年曾翻译过菲力·魏斯特姆的《雪莱小传》，刊载于1946年的《青年诗人杂志》 。

五、潘纫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哥大一名很优秀的中文老师。这是哥大历史学博士、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李又宁教授在2011年胡适研讨会上透露的信息。李教授提及当时哥大讲中国历史的是富路德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只有五十多岁，而中文老师则有一位潘纫秋小姐，十分优秀。

六、 1967年夏志清第二任妻子王洞刚到哥大东亚系报到时，做的是编写语言教材的工作，供语言老师录音。而和她共事的正是潘纫秋。王洞后来在一篇回忆夏志清的文章中提及此事。

从这几条仅有的线索中，她的生平以及她的社会关系开始慢慢浮出水面。为了更加接近真实，我写邮件给讣告里提供的地址询问情况。这封邮件又牵扯出了更多的关于潘纫秋的故事。回邮件的人叫做Thomas，一位中年美国男性，他是晨边高地社区的一名帮助孤寡老人的义工，陪潘纫秋度过了她人生中的最后时光。作为一个在潘纫秋人生最后几年才认识她的美国人，Thomas对潘纫秋之前的人生经历知道得并不是很多。但从他的描述中，还是能依稀拼凑出潘纫秋的人生。

潘纫秋的爸爸是一个商人，妈妈是一名教孔孟经典的老师。他们一共有十二个小孩，潘纫秋应该是家里排行较小的，她之后就只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在她走后三天过世，现在仍在世的小妹妹，则是个医生。潘纫秋从中学开始便接受西方教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940年她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在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教英文。后来供职于上海的英国大使馆，从事翻译工作。1949年，离开上海，到了台湾。1949到1951年在台湾待了两年。1951年，她受美国政府邀请来到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开始教外交官中文。1953年，搬到纽约，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中文老师。1987年她从哥大退休，之后也还会辅导中国学生英文，或者教外国人中文。

Loretta在哥大时是出了名的严格。听说每节课开始，为了赶跑那些仅仅想拿好成绩的学生，她会说在我的课上我从来不给A，想拿A的同学就不要上我的课了。事实证明，这并非虚张声势。在她三十多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她只给过两个A。虽然她十分严格，但在学校她的声誉非常好，听说当时还总是有哈佛、耶鲁的学生来到哥大上她的课。Loretta在哥大期间东亚系的主任是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他也十分喜欢Loretta。作为一个很早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的女性，并且生于二十世纪初女权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时期，Loretta十分不满传统的中式婚姻，那种女性对男性绝对的服从。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终身未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生身上。

潘纫秋出生于“五四”运动兴起的中国，彼时知识分子感怀于衰微的国运，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探索。接受西式教育，成为基督徒，上女子高中、女子大学——潘纫秋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国追求进步、探索现代化之种种可能的过程。西方思想的冲击、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些都在潘纫秋个人的人生轨迹中体现出来。而后1949年离开上海到台湾，最后辗转至美国并定居于大洋彼岸的一系列生活轨迹的变迁，则反映了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的剧烈变革。她终身不婚，将全副心思放在教书育人上。她笃信上帝，认为教书是上帝指派给她的神圣的事业。她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文专业，而到了美国之后，教的是中文。她逐渐成为沟通中国和美国文化的一座桥梁，而她自己，也试图在两种文化的张力中寻求微妙的平衡。

个体是渺小的，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小心翼翼地前进，在种种社会条件的影响下争取着最大程度的主动性。在宏大的国家、历史叙事前，个体可能很卑微，卑微到仅仅由一张归化证明和几个阿拉伯数字便可代表。但个体也是鲜活的，每一次机缘巧合，每一次阴差阳错，每一次重大抉择的背后，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更多关于Loretta Pan的故事，可至本文作者的微信订阅号“漫步经心”（wanderlust_2015）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