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区域性博物馆正在消亡吗？

尽管新闻头条仍聚焦于艺术界光鲜亮丽的一面，从轰动性的演出，到拍卖会上衣着光鲜、相互竞价的人们。这些报道遮盖了一个影响我们所有人，并值得我们注意的基本问题：整个欧洲的区域性博物馆正在日渐消亡。

策展人普遍预期，21世纪将激动人心、充满挑战。艺术市场已经快速增长了多年，刺激了藏家数量的增长，后者又反过来刺激前者。但迎接他们的现实则是残酷的：例如在2013年，荷兰20多家文化组织失去了他们全部的公共资金，也就是维持它们运转的唯一渠道，于是不得不关门大吉。同时，英国政府在艺术方面的资助从2010-2011年的7.028亿美元削减到2014-2015年的5.36亿美元，削减幅度达31%。地方上给予的预算同样锐减：例如，在2012年，萨姆萨特（Somerset）郡议会投票赞成削减100%的文化开支，这在英格兰地区各郡议会中尚属首家。从而，许多区域性的博物馆被迫想方设法来弥合日益增长的资金缺口，将目光投向各种商业活动——从公司租用到举行婚礼——以获取至关紧要的收入。

诸如泰特美术馆和蛇形艺廊这样的顶尖机构与小规模的区域性机构之间的差距正越来越大。  视觉中国 图

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各国政府正面临诸多挑战，要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刺激增长，公共博物馆并不总被认为可以持续。甚至可以说，公共资助的博物馆这个概念，是20世纪欧洲的乌托邦。这种根本性的变化造成了小规模、更脆弱的区域性机构，与那些名号响当当的顶尖机构（例如，伦敦的泰特美术馆[Tate]和“蛇形艺廊”[Serpentine]）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后者日益稳固，并同私人赞助商发展越来越多的伙伴关系；而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为追求稳固的私人资助挤破头，有时还会造成展览质量的下降，或缺乏对未来明确的规划。

为什么区域性的艺术机构越来越难以说服本地社群，表明博物馆和文化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艺术与文化越来越集中于首都，这又有什么风险？在英国，我们就将面临财富与文化上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能将整个国家四分五裂。因此，政府和纳税人就必须避免文化上的“沙漠化”，认识到博物馆在传播知识与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在国家和区域两种尺度上制定文化政策。

区域性的博物馆将不得不进行自我转型，它们的想法则千差万别；它们仍将会申请经费，然而，并不仅仅争夺公共组织和资助机构的青睐，还必须接近私有部门——从富有的收藏机构和个体，到地方性的、国家的或国际性的公司。而且将来，这些机构必定会重新考虑，它们这一行中什么才是领导力的标准：一位好的博物馆馆长，是能比其他人带来更多经费，还是有能力“收藏”收藏家的人？又或是一个脱离市场、关注研究的人，能精确知道什么东西才最具历史价值？如果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回答说：以上全部。

Montabonel & Partners、Mark Doyle和Museums Sheffield几家艺术咨询公司发起的一个项目——“走向公共”（Going Public），就是想设立一个平台，推动关于公共与私人收藏之未来的讨论。在一场持续一天的峰会上，艺术界中的国际领袖人物（从藏家到博物馆长、画廊主、政治家和思想家）将云集一堂，讨论如何才能弥合国家与区域机构之间的裂痕，同时思考私人藏家在建立21世纪博物馆新范式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Museums Sheffield的首席执行官Kim Streets说：“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谢菲尔德市，大慈善家不仅广泛参与到城市的政治活动中，而且还参与到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来。”城市获得一些数量可观的捐赠；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有很强的合作关系。整个20世纪中，这种关系开始逐渐消失。二战以后，国家日益兴隆，对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的需求看来就降低了。

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私人收藏家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角色，认识到他们对公众和艺术家的责任。旧金山的费舍尔（Fisher）家族和德国的艾奇迪欧·马尔措那（Egidio Marzona）就是个中代表。而其他人，不幸的是，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机构利益之前。在这一过程中，长期来看，藏家和慈善家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博物馆长和策展人分享知识与经验的能力，使机构间的对话不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大有裨益，而且从创造性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欧洲正在慢慢向美国模式看齐，特别是在强有力的董事会能够影响决策的那些方面。

有些积极主动的区域性博物馆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挑战，但公共和私有领域之间更大范围的对话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催生出新的、可持续的合作方式，以使这对平行的艺术世界之间切实有效的互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应该在更大的尺度上更频繁地进行。通常来说，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来贯通公共和私有这两个世界，以保证这种合作平衡有效。

威尔逊·切尔滕纳姆美术馆今年10月迎来了第一个“艺术家房间”系列展——影像艺术家比尔·维奥拉的《我们的旅程》。

根本上来说，公共与私有领域之间的平衡处于威胁之中，但艺术界的生态系统需要两者保持健康发展。我们都相信这实际上是可能的，而专注收藏国际当代艺术的“艺术家房间”（Artist Rooms）计划——由苏格兰国家画廊和泰特美术馆在安东尼·德欧菲（Anthony d’Offay）的慷慨支持下建立——则是这一方面的杰出案例。它显示了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家携手合作时，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作者系伦敦艺术顾问，朱恬骅编译自《The Art News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