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刊扫描︱台湾的殖民疮疤：棒球运动的荣耀与耻辱

【编者按】

1945年，台湾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走上了新的历史轨道。交织在这片土地上的从来不止一种元素，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苏联的……有太多的文化形态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20世纪就是这些元素轮番上演的舞台。从地理、政党这些宏观视角，或是从运动、语言这些微观层面，都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夹杂生长的烙印。

棒球运动：今日台湾的荣耀，曾是殖民耻辱的象征

文章来源：R. Kenji Tierney, "Book Reviews-China: Colonial Project, National Game: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225-226.

在1969年8月举行的世界少棒大赛（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上，台中金龙少棒队在决赛中大胜美西队，勇夺比赛冠军。时至今日，只要提到棒球运动，台湾人就会自然地回想起上世纪70、80年代的那段黄金岁月。

在2012年第1期的《亚洲研究杂志》上，R. Kenji Tierney向读者推介了Andrew D. Morris于2010年出版的《棒球运动在台湾的发展史》（Colonial Project, National Game: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一书，该书作者Morris试图跳开人们的常识中对台湾棒球运动的认知，转而从历史的变迁中去思考这项神话背后所隐含的失败与屈辱。

Morris从1895年棒球运动被引入台湾开始说起，他提到，当时在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者被禁止参与这项运动，因为殖民当局仅仅希望通过这项运动来展现殖民所带来的现代性的优越，而不是给予台湾当地居民以挑战殖民者的契机。书的第二章重点分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台湾少数民族对棒球运动的参与如何革新整个社会对于这个群体的认知。在此过程中，殖民政府的殖民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提出了“种族和谐”的政策。第三章则讨论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国民党进驻台湾准备普及足球与篮球运动的时候，却遭到日本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棒球运动的“阻挠”，作者认为，那些怨恨“白色恐怖”和戒烟法的人把从事棒球运动当作了一种抵制国民党政府的隐性方式。Morris在第四章与第五章重点讲述了1960-1980年间棒球运动在台湾的盛况以及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认知，棒球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成功与其本身具有的殖民性质形成的悖论是其主要讨论的问题。全书的最后部分，Morris通过对现今棒球运动在台湾状况的分析发现，这项运动吊诡地成为人们缅怀过往的象征。

书评认为，虽然目前关于全球化运动的研究汗牛充栋，但Morris的这本书仍然是相当可取与独特的。他不仅是关注了一项源自西方的运动在殖民时代的背景下迁徙到东方的过程，更加重要的论点在于这项运动的本土化过程，也就是这项运动如何被殖民地的人民认可、接受、进而转化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的过程。这两个过程被Morris本人概括为“glocalization”，相当值得未来的学者在这个领域内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台湾语言变迁：白话文成功了，罗马字运动失败了

文章来源：Yao Liu, “Book Notes: Japanese models,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lemma of Taiwanese language reform,” Language in Society, Volume 43, Issue 01, 2014, pp.122-123.

我们听到的“台腔”中总是带着软糯的语音，也很容易注意到中国台湾人在一些词汇的用法上与大陆人存在显著差异，Ann Heylen在2012年完成的《日本模式、中国文化与台湾话改革的进退两难》（Ann Heylen, Japanese models,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lemma of Taiwanese language refor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2）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台湾语言的变迁问题。2014年，《社会中的语言》（Language in Society）上的一篇书评对其做了简要介绍。

Ann Heylen认为，语言在台湾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其源头的多样性有关，而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也在共同作用下对其产生影响。在第一章中，作者介绍了明清时期台湾语言的发展情况，当时台湾人使用的书面语言主要是大陆通行的文言文，而口头语言则以闽南话为主。第二章展示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语言规范化进程。这一时期的台湾处于多文化与多语言交杂的社会背景中，当时的台湾人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多种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少社会精英人士纷纷倡议各种与文字、文学有关的活动，比如建立中国诗社、发行中文刊物等，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台湾当地语言和文化的传承性。1919年，大陆如火如荼展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亦震动了台湾文学、思想界，随之发生了三场文字改革运动。

Ann Heylen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中分别介绍了这三场运动。第一场由蔡培火发起的想要完全西化的罗马字运动失败了，而第二场推广盛行大陆的白话文则取得了成功。HEYLEN认为，改革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运动有无植根于台湾的本地文化与中国传统。

文章来源：Richard Louis Edmonds, "Aspects of the Taiwanese Landscap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165, March 2001, pp.1-18.

地理学作为一门考察空间问题的学问，日益受到各界学者的重视。《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01年3月版上的开篇文章， 《20世纪台湾地景的几个方面》 （Aspects of the Taiwanese Landscape in the 20th Century），即是对20世纪台湾的空间变化状况进行简要回顾。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者Richard Louis Edmonds从政区地理、人口地理、农业地理与灾害地理四个角度入手分析，从而提出：“从殖民者的农业种植基地变为人口密集的城市工业社会，是台湾社会在20世纪所经历的最为重要的变迁。”

20世纪初的台湾完完全全是一个农业社会。那里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台湾有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是山地，因此只有南部的台南平原、屏东平原；西部的台中盆地与台北盆地；东北部的宜兰平原以及东部的纵谷平原能够发展种植业。

大米与甘蔗是两种最重要的农作物，是日本殖民政府的重点培植对象，因为它们能为日本人带来直接而可观的利益。Richard Louis Edmonds认为，1930年以后，日本殖民政府将本国的水稻培植方法引入台湾，进一步提高了大米的产量。这种培植方法首先改良了大米的种类，在台湾的土地上移植了日本本地生产的大米；其次，化学合成的农业肥料在同一时期进入台湾；灌溉技术的改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台湾的大米主要向日本出口，特别是在战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士兵的口粮问题。

日本人对甘蔗的关注始于1910年，他们注意到蔗糖制品的出口可以为殖民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1925-1939年期间，台湾的蔗糖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古巴和爪哇两国的牵制，地位有所动摇，此时的日本帝国势力不遗余力地进行保护，目的就为了确保蔗糖出口贸易所产生的财富。1950年以前台湾的制糖行业如火如荼，不少糖厂留存至今，成为了观光娱乐的休闲场所。

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开始着力发展台湾的工业设施。尽管一开始情况不算太好，但从1960年代开始，工业开始进入增长阶段，不少工厂迁入内地城市，与当地的农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名为“leap-frog”的土地模式。这并非是一种最合适的工业土地模式，却形成了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由此开始，台湾逐渐走上了工业社会的轨道。

从人口分布上可以最为直观地察觉到这一社会转型的发生。从1950年至1975年，台湾的农业人口整整下降了30个百分点，而早在1960年，就已经有一半的台湾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当时城市的总体面积仅占台湾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在此时期，城市化进程最快的一些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郊区城市化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生可以说明工业化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出现在卫星城市与台北、高雄、台中等城市的郊区，又或者在更小型的制造业中心如中坜、桃园等地。1975年以后，台湾社会的工业情况又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型：从传统制造工业转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这次转型对台湾的城市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总而言之，到了1975年，台湾已经彻底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台湾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恩恩怨怨

文章来源：Anna Belogurova, "The Civic Wor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Taiwanese communists and the Comintern (1921–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Volume 46, Issue 06, November 2012, pp.1602-1632.

关于共产国际与地方共产党的关系，向来是学界众说纷纭的话题。2012年11月，德国柏林大学的Anna Belogurova博士在《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上发表论文，考察共产国际在台湾共产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于2003年曾有访学台湾政治大学的经历，对于台湾共产党的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文章表示：“台湾共产党的历史为人们了解第三国际与世界共产主义在政体上的合作方式提供了一个窗口，台湾共产党曾经是一个积极的活动机构，而不仅仅是共产国际所利用的一个消极工具。”

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根据第三国际对于各国支部“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规定，台共隶属于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民族支部”。它是东亚共产主义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日共于1945年以前在日本属于非法，因此台共在台湾日据时期也被台湾总督府视为非法政党而加以取缔，1931年，台湾共产党党员遭大举逮捕入狱，台湾共产党停止运作。

过去的研究认为共产国际需要为台湾共产党的衰落负主要责任。研究人员指出，共产国际过多地干预台共，并且对之强加了非常激进而又不符合台湾情况的政策，导致台湾共产党最后走向分崩离析。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一件名为“给台湾共产党的信”（Letter to the Formosa Communists）的证物，这封信在1931年逮捕共产党的行动中被截取，其主要内容是鼓励台共组织更为积极的各项活动，而信件正是由共产国际发出的。另外，根据被捕共产党人的证词以及他们数十年后写下的回忆录，也明白地显示共产国际频繁地参与了台湾共产党的活动。这一结论恰好符合过去关于共产国际与远东地区共产组织关系的通常看法。

苏联解体后，新的资料与观点不断涌出，不断挑战过去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莫斯科中心”（Moscow-centric）理论。这些解释重新衡量了共产国际在地方共产党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认为共产国际对地方共产党的影响没有想象中强。在这一理论背景下，Anna Belogurova对台湾共产党报告、翁泽生于1930-1931所写作的信件、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令、台湾共产党人的回忆、租界巡捕房等历史资料进行多重解读，重新考察台湾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结论认为，共产国际并未对台湾共产党形成实际控制能力。一方面，在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国际路线”并不与台湾本土的社会、政治情况相吻合，没有得到贯彻，并且被党派内部纷争所利用。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看，共产国际也无法对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策略，因为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严密的监控，再加上两地间隔的遥远、通讯技术的艰难，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台湾共产党人本身并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在这些指示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相违背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