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值的幻灭遇到战争的呼唤 | 赏书

1882年和1885年，尼采先后在《快乐的科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断言“上帝已死”，为宗教价值的幻灭和虚无时代的到来正式命名。30年后，弥漫欧洲的竟是一股呼唤战争的思潮，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杀戮无数但毫无意义的世界大战。经历战争之后，宗教信仰进一步崩坏。

在价值虚无时代，为寻找价值而呼唤来的战争，却导致更大的虚无，而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在这场悲剧中白白逝去。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重演。

战争的救赎

文 | [英]彼得·沃森

在我们当下的时代，伴随着世界大战出现了大屠杀、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以及20世纪已确知的存在于东亚的许多杀戮事件。让我们回想这类冲突的一个例子。索姆河战役自1916年7月1日早上7点30分打响。在那个周六的早上，超过11万名英国士兵沿着13英里长的战线参与了进攻，结果第一天就造成不少于6万人的伤亡，这至今仍然是一项纪录。“超过2万人死在了交战双方的战线之间，有些人受伤倒在了这片无人之地，哀号了好几天才咽气。”

1914年现象

不过那是在1916年发生的事。1914年的夏天和秋天则全然不同。站在现在的立场，我们很难相信那时候的人们会如此欢迎战争。我们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伦敦一名书商宣称这场战争是“欧洲的尼采主义战争”，这一事实引出了第一个问题。他指的是如下事实，即在战争爆发时，尼采著作的销量大幅度提高。造成此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许多德国人的敌人认为这位德国哲学家是罪魁祸首，是最应该因为这场战争而受到谴责的人，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他们还认为尼采要为一战的残忍承担个人责任。

加拿大哲学教授斯图尔特（H.L.Stewart）在他的著作《尼采与德国理想》（Nietzsche and the Ideals of Germany）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不择手段的尼采主义反道德论”与“珍视基督教约束原则者”之间的战争。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同样被激怒，他向几家英国报纸抱怨说：“我应当想到，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这种状况，一个作家使一个国家变得如此混乱。”德国被视为未来超人的国度。用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话说，超人已经成为“类似神的祸害”。在很多人看来，尼采大声鼓吹的上帝之死最终带来了人们预料之中的大灾难，似乎这个深渊已经被洞察清楚了。

在德国，神学家、历史学家西奥多•卡普施坦（Theodor Kappstein）承认，尼采的确是世界大战的哲学家，因为他教育整整一代人去追求“一种危及生命的诚实，一种对死亡的蔑视……教育人们为了整体而成为祭坛上的牺牲，追求英雄主义和宁静、快乐的崇高”。甚至更为人熟悉的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他后来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最钟爱的哲学家]也在1915年发表的《战争天才与德国战争》（The Genius of War and the German War）之中赞扬了使这种争议“变得高贵”的某些方面。他欢迎作为“人类存在的有机根基复归的那种战争……我们将不再处于既成现实的孤独状态！个体、民族、国家、世界、上帝之间被割裂的生活纽带将会在瞬间复归”。舍勒说，那种公共性的“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当中优先于个体的自我”，个体的自我是“文化传统和历史过程的一种人工产品”。

弗里德里希·尼采

虽然不论支持还是反对尼采影响的主张都有些夸大其词，但却并非没有任何基础。在德国，《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歌德的《浮士德》（Faust）以及《新约全书》一样，是识字的士兵最喜欢带上前线的作品，“以便获得激励和安慰”。不仅如此，根据史蒂芬•阿施海姆的说法，15万本特别耐用的战时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被分发给士兵。甚至有些识字的非德国士兵也带着这本书，最著名的是罗伯特•格拉韦斯（Robert Graves）和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我们也不该忘记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的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他的行动加速了1914年的危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喜欢背诵尼采的诗歌《瞧！这个人》（Ecce Homo）：“像火焰一样贪婪，我燃烧耗尽了我自己。”

无论准备得多么充分，我们都需要花点力气才能适应第二个问题。它是这样一个事实：在1914年的时候，有很多人欢迎战争的到来。这一点仍然具有特定尼采式的意蕴。战争被当成了一个人英雄品质的终极测试，被当成对意志的测试，而且还是体验狂喜的最佳机会。不过战争不止意味这些，远远不止。很多人把战争视为救赎。

不过有人会问，战争把人们从何处解救出来呢？其实这个问题的候选答案并不稀少。1914年之前，尼采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广泛地批评了无所不在的人类堕落。此前我们已经看到，斯特凡•格奥尔格在《圣约之星》中主张，战争将会“纯化”濒死的精神团体。德国剧作家厄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同意此观点，声称参加战争的一代人是“精神上的破产者”。斯蒂芬•茨威格认为冲突是某种精神的安全阀，他援引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本能”的发泄并非仅仅凭理性就能克制。通常，表现主义者盼望资产阶级社会消亡，“从这个社会的灰烬中诞生出更高贵的世界”。

约翰·巴肯（John Buchan）1910年发表的小说《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中，有一段对话彻底摧毁了持续时间超过千年的西方文明。其中一个角色说：“鉴于我已经吸干了文明的果实，我知道它的苦涩。我希望一个更简单更美好的世界。”1913年，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告诉反对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说，“世界性的战争是从堕落的民主以及淹没高级文化的平民浪潮中，拯救法国的最后机会”。巴雷斯的同乡亨利·柏格森认为战争“将会带来欧洲道德的重生”，并且他谴责德国人“机械而没有灵魂”。同样，法国诗人夏尔·佩吉在1913年的时候也相信战争可以具有价值，“因为它带来了某种重生”。未来主义者最早在他们1909年发表的宣言当中就主张，战争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保健法”；他们还在别处主张：“在斗争之外找不到美。”欲望会因为对某种伟大救赎事业的渴望而得到满足，这种渴望在战前鲁伯特·布鲁克的诗中可以看到：

调头，就像泳者跃入一泓清池，

来自世界的愉悦变得衰老、冰冷又困顿，

孱弱的心不再被荣誉驱使，

残缺的人，他们粗鄙的歌，他们的沉闷，

他们空无的爱。

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以及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他们都同意战争将会“震动人类的灵魂”，“把他们当成为某种灵性事物而做的准备”。尤其是在德国，人们觉得一个商业的世界“把英雄排挤出去了”。G.K.切斯特顿对于现实的看法更加平实但也不乏批判，他表示宗教和政治理想都在腐朽：“人类的两个重要激励来源都失败了。”

这也是当时比现在更重要，更易产生分歧的主题之一。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Stromberg）在他《战争的救赎：知识分子与1914年》（Redemption by War: 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中注意到，“通过暴力的自我发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一部分，1914年8月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战争是“精神对于物质的一种胜利”。有人觉得相比于从前的无趣，战争的爆发使生活再次充满趣味，而甚至像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以及马塞尔•普鲁斯特这样的人物，也持类似观点。“战争是共同体的复归，是对无价值琐碎生活的逃离。对战争的这种解释可能比把战争解释成一种拯救，更容易令人接受”，斯特龙伯格如是说。按照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说法，“8月战争爆发所导致的最普通意象，是净化的火焰或洪水，‘又或者是将把世界锻造成新形状的铁匠’”。而按照在一战中殒命的英国诗人艾萨克•罗森伯格（Isaac Rosenberg）的说法，“破坏和实现自我的权利相伴而行”。他写道，“古代暗红色的诅咒”，将会“为宇宙带回/其纯朴的繁盛”。美国的俄国史学家汉斯•罗格（Hans Rogger）宣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很多作家、知识分子欢迎战争，“因为战争把俄国从偏狭和卑鄙中解放出来，为俄国带来了通向伟大的新态度。有人还把战争看成还是一种精神的觉醒”。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宣称，在奥地利“所有人都按照一种新模具来转化和浇筑”。

Redemption by War: 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

Roland N. Stromberg /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1982-1

类似意见反映了普遍观点，当然，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认为战前的精神状态并不健康，人们着迷于物质主义，忽略了“心灵中的事物”。即便战争期间杀戮程度已经变得显而易见时，这种意见仍然持续着，并达到了顶点。丹麦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小提琴家卡尔•尼尔森（Carl Nielsen）在他1916年首次公演的《不可磨灭交响曲》（Inextinguishable Symphony）中，设置两组定音鼓之间的“战斗”，致敬生活的力量，哪怕在死亡中不断更新自身，“不断填充自己的丰富性”。

共同体：贯穿1914年的主题

这些看法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孪生的感情使很多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感到震惊。他们在战争之前为自己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感到骄傲。罗兰•斯特龙伯格说，民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宗教。陶艺和艺术史学家昆汀•贝尔（Quentin Bell）引述了这一说法：“剑桥大学如同国家中的多数一样，已经皈依了民族主义宗教。它是一种强力的，恐怖的，有时又充满美的魔法。”斯特龙伯格说，民族主义“与谋求共同体身份是一致的，都是贯穿1914年的主题”。埃德蒙•高斯写道：“战争产生了一种美妙的后果，即人们心灵的团结。”诗人、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在战壕中写道：“我不想为我的国王和国家而死。如果我真的死了，那也是为了我自身灵魂的拯救。”他还在别处写道：“战争期间我时常感到我们彼此的同伴情谊，它将会在和平时代到来之后，将我们引向某种新的社会秩序。这是种在和平年代不曾存在过的人类联系和人类现实。它克服了（或者无视了）所有阶层、等级以及教育的差异。我们不把这种秩序称为爱。我们曾经不承认它的存在，它是庄严的事物，因此也是神圣的。”斯特龙伯格确认，庄严的事物实际上徘徊在每部战争小说的背景之中，也在这场最有文化含义的战争之中。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觉得，无知的人最终具有令人愉悦的，摆脱他们“短暂有限生活”的机会，此机会将有助于共同体意义的复归。不过德国的格奥尔格圈子对此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数以万计的人必然在神圣的战斗中死去”，格奥尔格评论说。贡多夫也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灵魂的疾病才能被治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进步才能成为可能。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热衷于“我们民族精神不可思议地高涨……幸福就是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埃米尔•涂尔干觉得战争将会取得他长期追求的目标，即“复兴共同体情感”。德国神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相信战争提升了他同胞之间的德国感（feeling of Germanness），这种感觉“类似对上帝神圣力量的信仰”。他还补充说，“正是由于8月事件，在战争危险的影响下，才促使人们形成内心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性以前从未出现过”。

战争的另外一重影响在于，“社会服务的宗教驱使那些富有愧疚之心的人，进入贫民窟消除贫困，或者至少使他们自己熟知贫困”。“有一种冲动意图摆脱扼杀生命的唯我论，它于是经常确认一个人与伟大集体之间的有机联系。”

关于救赎性共同体的所有说法中都有一种潜在因素。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欧洲国家在人种和语言上都不同。他们或许可以生活在普通的法律和政府下，但他们并不需要言说同一种语言，继承同样的习惯。俄国和奥匈帝国尤其如此。在较小的范围上，这一判断也适用于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由战争大量产生的新神圣联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克服了所有差异，虽然后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抛弃了这种新的共同体，认为它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还有一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人代表的所谓精英派，他们怀疑战争取得的收获。虽然韦伯和很多人一样主张他所谓“对现代社会失落整体性的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眷恋”，但他同时也主张“永远不能让人民处于统治地位，国家也永远不会消亡，权力不会因为诗人的咒语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总结说：“基督教伦理在人类社会不可能实现。”

当然，消沉和幻想的破灭最终还是很快到来。画家洛斯•迪金森（Lowes Dickinson）公开谴责战争期间的讨论缺少差异性。“赢得战争，或者安全地躲在获胜方的身后，这是唯一的念头。国外只能听到枪炮之声，而国内则只听到喋喋不休的宣传，它全然和真理无关。”昆汀•贝尔谈起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时说，“可以这样讲，他们之中没有谁‘信仰’战争，并且他们坚决地拒绝对战争表示虔诚”。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则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他觉得“人性需要修剪”，认为“死亡的伟大冒险”对小说来说是合适的主题，并且他也渴望“真正的共同体”。不过他认为战争中并不存在共同体：“战争并不是斗争，而是谋杀。”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像他之后的多位社会学家一样，都曾经论证“战争是反常社会或堕落社会的一针解毒剂，是团结的修复剂”。也许这种观点能够解释为何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战争的爆发欢呼雀跃——对那些通常因为教育和利益原因而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分离的人来说，战争可能有一个好处，能把他们和其他人“重新团结起来”。

斯特龙伯格还说，1914年的社会环境有一个独特的性质，这个特性从未存在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出现了。“这是一个意识发展的时代”，其最有意义的主旨是关于共同体感复现的“原始事实”。他强调，对很多人来说，战争的心理学起因并非是恶意的，相反，他们具有“对身份、共同体、目标的一种强烈渴望。他们本身渴望积极有价值的目标，不过他们的渴望却被滥用和误导了，但不是在渴望的源头就被投入了剧毒”。

1914年的精神是“针对社会反常状态的一剂解药，这一状态来自最近各种强大力量的扫荡，包括城市、资本以及技术的力量。这些力量撕碎原始纽带，强迫人们进入危险的社会关系”。但这一剂解药也伴随着高昂的代价，所以我们仍然在寻找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一方面是救赎和共同体这些重要主题，一方面又是阵地战迅速演变成的噩梦，无怪乎我们在此会特别关心在一战中展现出来的两个元素。其一是诗性的，其二则是社会主义的。诗歌和战争相互牵绊的程度令人吃惊，并且富有启示性。

反讽和单纯

诗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一种主要文学形式（至少在英语世界中的确如此），“这在20世纪的任何其他时候都未发生过”。这是像伯纳德•伯尔贡齐（Bernard Bergonzi）这样一些人的论调，他们认为英语诗歌“始终没有度过一战时期”。引用英国诗评人弗朗西斯•霍普（Francis Hope）的话来说，“毫不夸张地讲，1918年以后的诗歌完全都是战争诗歌”。回顾过去将不难发现其原因所在。奔赴前线的许多年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意味着在那个时代他们都熟悉英语诗歌。前线的生活紧张而不确定，适合更短、更锋锐、更紧凑的韵文结构，并且它们能提供大量吸引人的生动意象。在作者死亡这一不幸事件的渲染下，诗集悲伤哀婉的性质将会展现出令人无法抗拒的浪漫吸引力。许多年轻人直接从板球场走向索姆河或帕斯尚尔，他们不是好诗人，但书店却填满了在其他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出版的诗歌。不过在这些作品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现在家喻户晓的名字。

不止于此，尼古拉斯•默里（Nicholas Murray）在《年轻人的红甜酒：战地诗人勇敢短暂的一生》（The Red Sweet Wineof Youth: The Braveand Brief Livesofthe War Poets）中指出，这些诗人从未像100年以后的今天那样流行。“目前英国的所有学校都在研究战争诗歌。它变成了国家神话的一部分，成为历史意识和政治良知的表达。我们如何阅读甚至崇拜战争诗歌，表达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是何种存在，以及想要成为何种存在。”互联网现在为战争诗人提供服务，正如前桂冠诗人安德鲁•姆辛（Andrew Motion）所说，他们的作品现在被赞誉为“神圣的国家文本”。

他们很多人也没有直接回应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和维尔浮莱德•欧文（Wilfred Owen）承认自己反对教权。萨松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完整也不参加宗教活动的基督徒……教会在我看来并不能为西部前线发生的疯狂战事提供任何帮助……在我的记忆中，前线上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起过宗教。教士也从未靠近过我们——除了在我们安葬某人的时候”。他的诗《基督与士兵》（Christ and the Soldier）描写了法国路旁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对许多士兵来说，这幅图仅仅提醒士兵们记起宗教对待屠杀和灾难的无能为力”。1916年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在《星期二下午》（February Afternoon）中发现了宗教仅有的慰藉，那就是在诗歌中，上帝“完全耳聋完全眼瞎地”俯瞰众生。欧文说他自己大概在1912年中就完全放弃了福音派信仰：“所有神学知识在我看来都越来越不合口味。”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的最佳诗篇之一，《经验的报告》（Reporton Experience）包含以下诗句：

……我看到正义的荒芜之地，

他的康健、荣耀以及品格都放置于此。

全文以一句反讽“上帝保佑我们”而达到顶峰。

这是反讽。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在经典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中论证说：“现代理解似乎具有一种统治性的形式，就其本质而言是讽刺性的。心灵和记忆把反讽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诸多事件，这成了它的主要起源。”他举例说明自己的意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比任何其他战争都更具讽刺性，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的开端比任何战争都更加单纯。英国已经有一个世纪不知战事为何物了。处于青年时期的人们都不知道战争会是什么样子。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写道，“荣耀”“光荣”“勇气”这些抽象词，相比“村庄的具体名字、道路的数目、河流的名称、巨大的数目以及日期”而言，是空虚而下流的。福塞尔列举各种委婉的宣传语，它们都试图减少正在发生的战事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将朋友说成“同志”，马说成“坐骑”，危险说成“冒险”，战争说成“斗争”，不抱怨说成“有男子气”，年轻人的鲜血说成“年轻人的红甜酒”（鲁伯特•布鲁克）。很显然，战争一开始被视为类似游戏的某种东西——1915年的洛斯战役，第18伦敦团第1营踢着足球朝对方阵地发起进攻。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Paul Fussell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 2000-3

在许多讲述战争的故事当中，结局都是讽刺性的，包括近来的这些故事也表达着这层意思。福塞尔引用了埃德蒙•布伦登《战争的寓意》（Undertones of War）中的一个片段，故事中作家来到一名年轻一等兵面前，在战壕里泡茶。布伦登祝他好好享受这杯茶，然后离开了。不久后，一枚炮弹在战壕上方爆炸，一等兵被炸成一团“焦黑的血肉”。当布伦登将他带回来的时候，“一等兵的弟弟才终于想通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例如伟大工程、伟大主题、伟大理念中的那个“伟大”（greatness）概念，即便没有被完全抛弃，也遭到深深的质疑。这可能就是诗歌能成为战争时期主要艺术形式的原因——生活，不论是好生活还是坏生活，不论是战壕中的生活还是家庭生活（当你同家人分离的时候），都由诗人关注的微小事物构成。所有这些重要的细节都不具有讽刺性，它们是因为人的缘故而显得具有意义。诗人的这种说法，现象学家和实用主义者此前就已经说过了，他们认为生活中的快乐在小事物之中。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种意义。当反讽进入想象的时候，真理便不再是战争的首位受害者了——单纯才是。这对信仰的版图来说不啻于一场地震。在一战之后，人们就不再信任信仰了。

（本文节选自《虚无时代》，有删节，本文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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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

[英]彼得·沃森 / 高礼杰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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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史学家之一，彼得•沃森以尼采在世纪之交引发的思想震荡为起爆点，考察这一震荡如何侵入精神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荣格、胡塞尔、易卜生到毕加索、鲍勃•迪伦，从心理学、现象学、神智学到印象派、波普艺术、爵士乐，从奥斯威辛、广岛、大清洗到伍德斯托克、“9•11”的点点滴滴连接起来，以优雅、精准的笔触挖掘出看似彼此无关的现象背后有章可循的脉络，绘制出一张从古典崩溃时代到光怪陆离的后现代的思想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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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当价值的幻灭遇到战争的呼唤 | 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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