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丨探索“联接的宗教”：修士孙达尔·辛格的个案研究

本文整理自2021年6月10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办、并于腾讯会议直播的学术讲座——“探索联接的宗教：修士孙达尔·辛格的个案研究”（Explorations in Connected Religion: the Case of Sadhu Sundar Singh）。此次讲座属北京大学海外学者讲座项目，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清华大学历史系协办，季风实验室策划。讲座由瑞士洛桑大学（University of Lausanne）南亚语言和文明系副教授菲利普·博尔内（Philipppe Bornet）博士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张忞煜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与谈。

菲利普·博尔内的讲座现场

主讲人博尔内博士目前主要研究印度和欧洲之间的互动，尤其是20世纪初瑞士传教士在南印度地区的活动。他已出版专著《招待的礼仪与实践》（Rites et pratiques de l'hospitalité），主编文集《跨区域的人生与宗教：现代世界晚期亚欧的联接》（Translocal Lives and Religion: Connections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in Late Modern World）,与他人合作编著《游戏中的宗教》（Religions in Play）、《边缘的东方主义》（L'orientalisme des marges）等。本次讲座基于博尔内博士的新近发表的文章（A “Christian Hindu Apostle”? The Multiple Lives of Sadhu Sundar Singh (1889–1929?) )，此研究成果收录于2021年出版的文集《跨区域的人生与宗教：现代世界晚期亚欧的联接》。讲座中，博尔内博士介绍了“联接的宗教”（connected religion）这一研究方法，并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于印度基督教修士孙达尔·辛格（Sundar Singh, 1889-1929?）的个案。

从“比较的宗教”到“联接的宗教”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开启了后殖民研究的浪潮，这一著作批判东方学加剧了西方和东方（主要是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在时段上，博尔内博士的研究对象与东方学以及后殖民研究批判的对象有所重合。

基于东方学的批判，近年来产生了针对研究其他文化的学者的地位的问题：学者在研究自身所不属于的传统时，如何避免陷入“东方学”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学者如何避免简单“复制”自身所熟悉的宗教与文化群体的内部视角？是否存在一种跨文化的可公度性？

比较研究是能够回答上述问题的一种方法，它通过比较，试图为不同文化建立可公度性。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比较宗教的范型》（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便是“比较的宗教”的代表作；近几年，比较宗教研究的代表作品有芭芭拉·霍尔德里奇（Barbara Holdrege）的《吠陀与托拉》（Veda and Torah）和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的《苹果与橘子》（Apples and Oranges）等。

不管是在宗教还是历史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比较研究都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与此同时，历史学研究中涌现出了“跨国史”、“纠缠的历史”、“文化转向”等新的研究动向。在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新方法中，最让博尔内博士受启发的当属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与塞尔日·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提出的“联接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ies），这一概念指重新联接被历史编撰者的偏好（尤其是民族主义的）所人为分离的材料。这一研究方法需要学者联接在不同地理空间发生的事件，或不同地区对同一事件的记录。 

“联接的历史”有以下特征：（1）聚焦于被重新语境化至更大的、全球的架构之中的微观历史。“联接的历史”与“世界史”或“全球史”不同，因为它不致力于用普遍的（通常是传播论的）叙事方法来书写单一事件；“联接的历史”也区别于地方史，因为它属于更广的过程。（2）关注在各种交流的情况中发生的变化，通常在传记的层面上下功夫，需要考察在不同语境中的思想、实践是如何被编码与再语义化的。（3）通常需要用到多重语境化的手段来阐明运动中某一事物或人物的不同地区维度。

“联接的历史”能对宗教研究有所启发，因为宗教研究与历史研究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比如人为创造边界。“联接的宗教”并不是对比较的宗教的否定，而是更注重考察记录同一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不同材料，这些材料在不同的语境中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联接的宗教”更关注变动，需要从不同角度考察和进行多重语境化。

二、修士孙达尔·辛格的多面人生

在20世纪20年代，来自北印度的基督教修士孙达尔·辛格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其声名可与泰戈尔和甘地相提并论。在澳大利亚画家克里斯蒂安·玛乔丽·沃勒（Christian Marjory Waller）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玻璃画中，位于右侧的人物是孙达尔·辛格，他得以和先知以塞亚（左）、使徒圣彼得（中）这两位圣经人物并列，这能够说明孙达尔·辛格在全世界的盛名。

先知以塞亚（Prophet Isaiah）, 使徒圣彼得（Apostle St Peter）, 孙达尔·辛格（Sundar Singh）

虽然孙达尔·辛格在当时享誉盛名，但他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研究。目前，学界只有两本研究孙达尔·辛格的著作，一本是英国学者埃里克·夏普（Eric Sharpe）于2003年出版的《修士孙达尔·辛格之谜》（The Riddle of Sadhu Sundar Singh），另一本是美国学者蒂莫西·多贝（Timothy Dobe）于2015年出版的《印度的基督教托钵僧》（Hindu Christian Faqir）。对于孙达尔·辛格这一人物，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因为关于他的记录散布在世界各地，且由多种语言写就，包括乌尔都语、英语、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德语、法语等。这一现状要求汇集各种材料，凸显了“联接的历史”与“联接的宗教”的必要性。

在构建孙达尔·辛格的生平时，需要牢记的是，我们所依赖的文献是能被特定群体所接受的文献。根据一般的叙述，1889年，孙达尔·辛格出生在旁遮普地区的帕蒂亚拉（Patiala）土邦的兰布尔村（Rampur），他的家族属于贾特锡克人。孙达尔·辛格的母亲坚持用传统的方式教育他，延请了一位梵文学者和一位“老锡克修士”来当他的老师。1903年，在母亲与兄弟逝世后，孙达尔·辛格被送到兰布尔的美国长老会学校，他反抗基督教的制度框架，甚至烧毁了《圣经》。孙达尔·辛格在自传中写道，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懊悔，渴望找到精神的道路，而此时耶稣显现，劝他皈依基督教。之后，孙达尔·辛格被父亲逐出家族，前往卢迪亚纳（Ludhiana）的美国教会学校。他不喜欢教会学校的制度，遂前往萨巴图（Subathu）的山区。1905年，他在西姆拉（Shimla）受洗。

在萨巴图，孙达尔·辛格结识了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埃文斯·斯托克斯（Samuel Evans Stokes），后者当时正致力于效仿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过禁欲的生活。除斯托克斯外，孙达尔·辛格还结交了苏格兰传教士C·F·安德鲁斯（C. F. Andrews）。三人共同创立了“效法耶稣兄弟会”（Brotherhood of the Imitation of Jesus）。尽管这一团体坚持声称自己是非政治的，但其成员的经历并非如此：安德鲁斯后来参与了印度独立运动，还在泰戈尔于和平村创办的学校执教；斯托克斯在1911年放弃禁欲生活，并与一位印度女子结婚，他先加入拉拉·拉杰帕特·拉伊（Lala Lajpat Rai）的阵营争取印度独立，后来又转而支持雅利安社（Arya Samaj）；孙达尔·辛格本人没有直接参与政治，但他身上也体现了对西方国家带来的制度的厌恶。

1908年，孙达尔·辛格离开效法耶稣兄弟会独自讲道。一年之后，他被邀请前往拉合尔的圣约翰神学院（St John's Divinity School）学习，但他再一次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师主篇》（Imitatio Christi）等基督教经典。由于他不精通英语，所以他读的版本很有可能乌尔都文的。

1910年到1917年间关于孙达尔·辛格生平的记载寥寥。从1913年起，他向卢迪亚纳的一本乌尔都语基督教杂志《光芒四射》（Nur-i Afshan）定期寄信投稿，在信件中讲述了与凯拉什大仙的交流，称这位三百多岁的大仙领导着一支基督教的隐士团体。1916年，孙达尔·辛格结识了基督徒阿尔弗雷德·扎希尔（Alfred Zahir），扎希尔通过出版讲述孙达尔·辛格的书籍，提升了孙达尔·辛格的名望。扎希尔在书中称孙达尔·辛格是“基督教的修士或云游的托钵僧（a Christian Sadhu or itinerating friar）”，他用“修士”（sadhu）这一词源为梵语的称呼来翻译乌尔都语中的“托钵僧”（fakir）一词，由此孙达尔·辛格在出版物中第一次被冠以“修士”的身份。sadhu、friar和fakir三个词语都反映了孙达尔·辛格在制度边缘的位置，一定程度上能够预示后来孙达尔·辛格超脱于基督教的组织体系的特点。

1918年，在一个圣公会使团的支持下，孙达尔·辛格赴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传教，然后前往日本与中国。在此期间，基督教组织也试图将孙达尔·辛格纳入自身的体系，比如，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员丽贝卡·帕克（Rebecca Parker）将孙达尔·辛格的事迹汇编成书（Sadhu Sundar Singh, called of God），此书最开始用马拉雅拉姆语写成，主要面向特立凡得琅的女性受众，后来被翻译成英语等语言，流传甚广。瑞士的法语版本的副标题使用了“使徒”（apostle）一词，即对印度的“修士”施加“使徒”这一基督教的框架，将孙达尔·辛格塑造为使徒的形象。

1920年，孙达尔·辛格首次造访欧洲，前往英国、法国与爱尔兰传教，随后远渡重洋至美国和澳大利亚。1922年，孙达尔·辛格再次赴欧洲传教，在耶路撒冷朝圣后，他到达瑞士并停留一个月，随后赴德国、瑞典和荷兰传教。1923年至1929年，孙达尔·辛格在萨巴图开办学校。1929年4月，他前往中国西藏传教，之后再无音讯。

三、孙达尔·辛格的瑞士之行

1922年在瑞士的传教活动是孙达尔·辛格多面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片段，对于这段经历，我们首先需要理解错综复杂的背景。譬如，孙达尔·辛格宣扬人与神的直接联系，符合南亚苦行者或圣人的虔诚形象。当时欧洲流行着一种认为基督教是东方宗教的观念。据称，耶稣曾在印度生活过一段时间，因而基督教是东方的宗教。孙达尔·辛格宣称《约翰福音》是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的来源，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体现了将基督教看作东方宗教的思潮。孙达尔·辛格的形象与东方的耶稣非常类似，时人记述道，他背靠石柱演讲，双手交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耶稣的画像。此外，19和20世纪，存在印度宗教名人去往世界各地的现象。在孙达尔·辛格前往欧洲旅行的同一时期，辨喜和拉玛·蒂尔塔等印度思想家也到印度之外传递他们的思想。

作为东方耶稣的孙达尔·辛格

在欧洲之旅中，孙达尔·辛格也试图传达一些信息。他强调祈祷的重要性与个人和神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样一来，作为人与神的中间人的牧师变得不再必要；孙达尔·辛格还传达了印度的业报观念，他认为应该通过行动从各种罪恶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寻求对罪恶的宽恕；对于西方盛行的物质主义，孙达尔·辛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演讲中指出西方人大多只追逐自己的乐趣，而东方的人们却经常去神庙祭拜，对神充满了虔诚。由此可见，实际上孙达尔·辛格传达的信息已经超越了他的欧洲之行的组织者的意图。

对于孙达尔·辛格这位来自东方的基督教修士，欧洲社会各群体的反应是不同的。总体来看，他对欧洲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以瑞士为例，福音派认为孙达尔·辛格能够传达他们自身的主张，使基督教变得更加纯洁，至今瑞士的福音派仍不断出版孙达尔·辛格的传记。斯维登堡派也利用孙达尔·辛格来增强自身的权威，在他们看来，人们聆听孙达尔·辛格的演讲，能够说明他们对斯维登堡派唯灵论观点日渐感兴趣。瑞士洛桑的斯维登堡派在杂志中详细描述了孙达尔·辛格的到访，将他与斯维登堡派的创始人斯维登堡相提并论。但也有一些人将孙达尔·辛格看作骗子，神学家奥斯卡·菲斯特（Oskar Pfister）就是其中之一，他试图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揭露孙达尔·辛格的骗局。批评孙达尔·辛格是骗子的声音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促使孙达尔·辛格的欧洲之行的组织者向斯托克斯写信询问。

从孙达尔·辛格的具体案例中可以归纳出三个要点：首先，孙达尔·辛格的身份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将他视为基督教传教士或骗子，还应该将他置于南亚的传统中进行考察，例如南亚的虔诚运动；其次，孙达尔·辛格利用基督教组织来传达反对宗教组织的观念，这超越了他的瑞士之行的组织者的意图；最后，20世纪初，西方的各类宗教运动迅速发展，对孙达尔·辛格的反应充满了多样性。如果我们不考虑多种语境、考察各类记录，就无法理解孙达尔·辛格的多样现象。他的生平、观点、形象，以及人们对他的反应都明显超越了基督教的框架，这也是需要用联接的宗教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四、评议与讨论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老师谈到，博尔内博士的研究让自己联想到另一位孙达尔·辛格（Sunder Singh）。曹寅老师研究过的孙达尔·辛格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一名坚定的锡克教徒，他积极参加了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锡克教复兴运动“辛格协会运动”（Singh Sabha movement）。谒师所（gurdwara）是锡克教社群的公共空间，修建谒师所有利于增强锡克教徒的身份认同，是锡克教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锡克教徒孙达尔·辛格在英属马来亚的槟城当兽医时，发现当地的锡克人宗教意识淡薄，为了增强锡克教社群的身份认同，他积极促成槟城首座谒师所的兴建。槟城谒师所得以修建的消息还传到香港，鼓舞了香港锡克人修建谒师所的决心。香港锡克人缺乏修建资金，恰逢殖民当局从印度派遣锡克士兵镇压义和团运动。1900年7月，锡克士兵们在香港停驻，受香港锡克人的鼓舞，将薪资捐赠出来修建谒师所。曹寅老师提出，基督教修士孙达尔·辛格和锡克教徒孙达尔·辛格都活跃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将两个人物对照讨论，能为全球史和联接的历史提供案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老师也谈到，博尔内博士使用的联接的宗教的研究方法与具体案例使自己联想到宋尚节（John Sung）这一人物。宋尚节是20世纪上半叶的华人宗教领袖，青年时期前往美国留学，1927年回国积极布道，然后赴东南亚传教。谢侃侃老师指出，孙达尔·辛格和宋尚节存在相似之处，他们都受到了基督徒和潜在的皈依者的欢迎；二人的差异更值得关注，孙达尔·辛格被欧洲人塑造为圣徒，而宋尚节却遭到英国和荷兰传教士与教会机构的抨击，也就是说，他们都提供了一种区别于基督教传统组织的路径，但他们得到的反响是有区别的。在孙达尔·辛格的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欧洲正在进行战后反思，孙达尔·辛格总是被其他人而非他本人书写、塑造为圣徒与东方的耶稣。

博尔内博士对两位与谈人分别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将基督教修士孙达尔·辛格和锡克教徒孙达尔·辛格进行比较是非常有趣的，二者持有不同的主张，但与二者有关的社会背景具有相似性，当时在北印度，不仅基督教广泛传播，雅利安社也迅速发展，锡克教复兴运动是对基督教和雅利安社的回应与反击。北印度活跃的雅利安社、基督教传教士与锡克教徒还走向世界，构筑了全球性的网络。

比较孙达尔·辛格与宋尚节亦是具有启发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将东方理想化，试图在欧洲之外寻找精神的出路，而印度就是一个典型，来自印度的泰戈尔、甘地等人物都受到了欧洲人的欢迎。瑞士是跨国知识分子与宗教人士活动的中心之一，提供了联接的条件。孙达尔·辛格能受到欧洲主流社会的欢迎，得益于一战后欧洲的社会背景。宋尚节与孙达尔·辛格都是殖民地的皈依基督教者，对比特定社会群体对他们的接受程度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