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得比你深”：美国宪法之父的“山河故人”

长寿总统：我“活过了如此众多的同代人”

麦迪逊年轻那会，美国革命还没有爆发，他在新泽西学院求学时就体弱多病，毕业后在家做过好几年的待业青年，找不到人生方向，多愁且善感，总觉得自己会不久于人世。1772年冬，麦迪逊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就写道：“过往数月，我的直觉总在给我暗示，不要期盼着一种长寿或健康的人生。”确实如此，麦迪逊成年后身高只有1米63，体重从未超出过100磅，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瘦小的那位。

但那时麦迪逊绝无可能想到，他竟然活到了85岁——别的人都死了，他还活着。从1828年起，麦迪逊就是最后一位活在世上的费城会议代表，当他在1836年6月28日告别这世界时，距离美国的六十周年建国大庆也只有一周的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比麦迪逊还要年轻七岁的詹姆斯·门罗在1831年7月4日（也即美国55周年国庆日）去世后，年逾八十的麦迪逊在一封信件中感叹自己的漫长人生：“在活过了如此众多的我的同代人之后，我不应当忘记，我可能被认为比我自己活得还要长（outlive myself）。”

麦迪逊是美国1787年宪法之父，在费城会议过后的宪法批准运动中，他同汉密尔顿联手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的大多数篇目。在进入1790年代后，麦迪逊则同汉密尔顿决裂，转向那位据称“宁可不上天堂，也不会组建政党”的杰斐逊，成立了在野的杰斐逊民主党。1800年革命后，杰斐逊上台执政，麦迪逊先是做了八年杰斐逊内阁的国务卿，之后又接任杰斐逊担任总统，任内打过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的1812年战争。1817年，麦迪逊将总统职位交给詹姆斯·门罗，继续谱写美国早期史上的“弗吉尼亚王朝”传奇。

1817年4月6日，麦迪逊荣休还乡，那时的他已过66岁的生日。有人回忆道，麦迪逊“如孩童般顽皮，同汽船上的每个人交谈、开玩笑，让人不禁想到一位将放长假的学童”。但即便这时，长者如麦迪逊想必也无法想到前路上还有将近20年退而不休的政治人生。这主要不是说他虽有立宪治国之才，但却总是无力（也许是疏于）经营自家的蒙彼利埃农庄，因此不得不得要靠出售祖产和奴隶来维持卸任总统的体面生活。甚至麦迪逊夫人也是在1836年后将麦迪逊制宪会议的笔记最终以三万美元的成交价卖给国会，才得以安度晚年（整理出版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让麦迪逊退而不休的是，他虽然告别了首都华盛顿，但在华盛顿舞台上如走马灯般轮替的政治家们从来都没有忘记生活在弗吉尼亚乡间的麦迪逊。从1817年至1836年，每当宪法争议风云再起时，时人都会将目光投向这位已走到人生边上的宪法之父——还有谁能比这部建国宪法的总设计师，手握制宪会议全程记录的活字典，更能告知当下人这部宪法的含义呢？于是乎，麦迪逊在1827年发出感叹：“真相就是，自从我卸任以来，我很少发现自己的时间是如此不为我所支配。”

麦迪逊的朋友圈：我只会“爱得比你深”

我们在今天解读麦迪逊，最好不要就麦迪逊读麦迪逊。美国建国史是一段因“人来人往”而倍显“拥挤”的历史，其精妙之处就在于这么多精彩的人和事在一时间于历史舞台上迸发出来。严格地说，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国父们其实都生活在一个很小的朋友圈内，全景展开后，经常让后世读史者发出“原来你也在这里”的赞叹！麦迪逊这个人更是如此，如果理解费城会议时刻的麦迪逊，最好是把他同汉密尔顿放在一起进行解读，而如要理解新联邦政府运转后的麦迪逊，当然就要回到杰斐逊和麦迪逊跨越35年的政治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2010年有美国作家出版了一本名为《麦迪逊与杰斐逊》的双人传记，依我之见就颇得要领。

这部“二人传”将麦迪逊摆在杰斐逊之前，在美国建国史的叙事中当然是在为麦迪逊翻案。戈登·伍德就曾写道：“麦迪逊看起来无法摆脱杰斐逊的阴影，他看起来各个方面都要比自己的弗吉尼亚同道小一些（包括身高在内）。”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在有生之年，杰斐逊比麦迪逊年长八岁，终身同麦迪逊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麦迪逊在费城制宪会议之前所读的论述古代邦联的政治经典，都来自于当时出使法国的杰斐逊的海外专递；但在他们身后，麦迪逊的“常识”和“判断力”却取得了比杰斐逊的“天才”更持久的生命力，如同亨利·克莱在1829年对这两位前辈的评价，杰斐逊是一位“梦想家和理论家”，麦迪逊则是“冷静的、安定的、不动声色的、讲求实效的”，因此是“自华盛顿后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政治写作的第一支笔”。

1826年7月4日，杰斐逊在美国国庆五十周年之际告别人世界。对他而言，可谓“死的光荣”。戈登·伍德尝言：“当杰斐逊和亚当斯在1826年7月4日同日辞世时，神性的光辉已经环绕着建国一代人。”而就是在他去世之前，杰斐逊同麦迪逊在1826年有过数回合的通信，今人读来不仅倍感唏嘘，而且对我们理解美国建国史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视角和材料。

1826年初，杰斐逊在信中向自己的老朋友作别：“对我自己而言，你是我毕生的支柱……请相信，我留给你的是我最后的爱（affections）。”——我给你的爱最多！麦迪逊收到这封信后，当即回复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回信：“当你回首我们漫长人生中的私人友谊和政治合作之时，你不可能怀着比我更感动的回忆。”——我只会“爱得比你深”！当然，也是在这封告别信中，杰斐逊对麦迪逊提出了人生最后一个要求：“我死之后，照顾好我（Take care of me when dead）。”对于麦迪逊这位“不断革命”的政治梦想家，1824年还在信中声称“死人连物都不是”，肉体必将化为尘，这当如是解？

“照顾好我”背后的党争：风雨飘摇之际的坚守

“照顾好我”，说在1826年，又当回到美国早期宪法史上的一段党争往事才能理解。

三十年前，杰斐逊还是联邦党人主政的亚当斯政府的副总统。1798年夏日，亚当斯总统和联邦党人国会通过了四部现在统称为《外侨和惩治煽动叛乱法》的法令，名为身处欧洲全面革命之际而要在国内维稳，实则为打压杰斐逊党人的宣传口而为即将到来的1800年总统选举赢得先手。在此背景下，杰斐逊同前一年从联邦众议院离职的麦迪逊，采取了现代政治逻辑不太容易理解的举动，他们分别起草了一份匿名的决议书，谴责联邦党人政府的《外侨和惩治叛乱法》有违1787年的建国宪法，然后分别送至他们在南方的政治大本营。1798年12月24日，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由麦迪逊起草的《弗吉尼亚决议》，一年之后，肯塔基州议会在1799年的12月3日通过了杰斐逊版的《肯塔基决议》。当时，两份《决议书》均未具名。

如同麦迪逊和杰斐逊终身未变的政治友情，这两份《决议书》也成为美国建国史上的一对“姊妹篇”文献。在此后的州权主义者看来，它们作为1800年杰斐逊革掉联邦党人之天命的先声，不亚于是对1787年宪法的一种颠覆——至少是“再造”。1820年前后，当弗吉尼亚州著名的斯宾塞·荣恩法官同主政联邦最高法院的约翰·马歇尔因美国银行案的判决而展开一轮笔战交锋时，荣恩就曾求助于过麦迪逊，“在他们看来，唯有您的手笔才有对抗（马歇尔）的手腕”，严格说来，这对麦迪逊而言还真不是溢美之词，也是在劝说麦迪逊再度出手的信中，荣恩直陈这两份《决议书》是“1799年的光荣革命”。因此，当马歇尔在1819年的美国银行案中主张，唯有联邦最高法院才能和平地解决联邦和各州的权限争议，最有权威的“对抗”文件显然非两份《决议书》莫属，特别是杰斐逊起草的《肯塔基决议》，白纸黑字写明，建国宪法不过是各州之间的合约，各州仍保留独立的主权，而各个主权州作为宪法的缔约方，“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利”去判断联邦的违宪之举，而只要联邦违宪，杰斐逊说的清楚明白，“废止就是正当的救济手段（nullification…is the rightful remedy）。因此，杰斐逊的这部《决议书》，至少从文本上看，完全充当了美国内战前南方州权主义者的“圣经”。荣恩虽然是晚一辈的弗吉尼亚政治家（事实上他是麦迪逊毕生政敌帕特里克·亨利的女婿），但在1822年即去世，暂时缓和了这段谁来解释宪法的辩论。

历史总有其相似之处，1824年，又是一位“亚当斯”担任了美国总统。四年后，安德鲁·杰克逊入主白宫，自此美国宪法舞台上出现了四年之久的南卡罗来纳抗税危机，最终在1832年冬造成了杰克逊总统和南卡州之间剑拔弩张的态势，一场“内部战争”险些酿成。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828年冬天，同样是一位作为“亚当斯”总统之副手的联邦副总统，偷偷潜回自己的南方家乡南卡罗来纳，匿名发表了著名的《解释与抗议书》。小亚当斯卸任后，他继续留任杰克逊政府的副总统，在1830年的杰斐逊纪念餐会上，杰克逊总统在祝酒辞中宣称：“我们的联邦共同体，它必须得到保持”；而这位副总统大唱反调：“我们的自由是最可贵的，然后才是共同体。”这位副总统就是约翰·卡尔霍恩，此后，杰克逊政府的分裂公开化，卡尔霍恩在1831年公开发表了《福特山演讲》，系统阐释了三十年前由杰斐逊提出的宪法合约论。

至此，如何解释杰斐逊1798年的《决议书》，已经成为美国朝野上事关共同体生死存亡的大事。只从文本上看，卡尔霍恩的逻辑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事实上除了提出，一州在最极端的情形内可以以“退出”作为最后救济手段之外，《福特山演讲》中的所有政治学说，不过是杰斐逊当年的旧调重弹而已。若是如此，1798年的《决议书》将成为杰斐逊一生中所写的第二篇《独立宣言》——只不过，1776年的《独立宣言》开启了美国建国的历史过程，而1798年的“独立宣言”亲手瓦解了美国这个政治共同体——这当然并不是杰斐逊所希望看到的结局。

让杰斐逊得以避免卡尔霍恩之历史命运的，当然是麦迪逊在杰斐逊身后对他的“照顾”，毕竟，文本虽然是白纸黑字，但又有谁能比麦迪逊更有权来解释杰斐逊的文字呢？在写给年轻朋友的信中，麦迪逊指出，杰斐逊的文本从来不能仅凭表面功夫就得以理解，“如同所有伟大天才一样，（杰斐逊）具有一种习惯，这就是用带有某个关头之印记的强烈和丰满语词来表达自己”。当南卡州首府查尔斯顿的船只降半旗以抗争联邦关税时，虽然南卡州的废止论者用尽心力要尊杰斐逊为他们的教父，但麦迪逊坚决地让杰斐逊同这些废止论者划清了界限。麦迪逊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道出了1798年学说和1831年学说之间的区别。

在年满八十岁的麦迪逊看来，1798年，他和杰斐逊主张，若是组成联邦共同体的大多数州联合起来，则可以废止国会的违宪立法，而现在，卡尔霍恩们主张，若是单个州无法找到兄弟州的支持，就可以从联邦共同体大家庭内退出，而“退出”就是冷战的幽灵，是跨越雷池的最后一步。虽然同为“废止”，他和杰斐逊主张的是“依法抗争”，而卡尔霍恩是踢开宪法闹独立，这里面有着天壤之别。也正是因此，杰斐逊仍是美国最伟大的国父，而卡尔霍恩，在林肯之后，就只能是美国南方分裂势力的理论教父了。就此而言，林肯以及联邦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不仅在美国宪法中写入了“禁止分裂”的根本规范，同时彻底宣告了卡尔霍恩道路的寿终正寝。读史阅世，这一点不可不察。

1836年6月28日，麦迪逊平静地离开这世界，他并没有解放自己的黑人奴隶，但根据杰克·拉科夫为他所写的传记（正是拉科夫教授将费城会议概括为“麦迪逊时刻”），在杰斐逊安葬时，连他的黑人奴隶都为他哭泣。

去世前两年，麦迪逊曾在一封简短的《致我的祖国》中写道：“各州之间的共同体必须得到珍视，必须永续下去。”这可算作他对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国家在风雨飘摇之际的最终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