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日本夫妇别姓之争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4日，日本名古屋，拍摄结婚照的男女。人民视觉  资料图

“即使在结婚后，你也想要维持旧姓的原因是什么？”

当被问及这一问题，65岁的恩地幸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淡然地说道，“理由很简单，也很单纯。若是名字改变，我就不是我了。”

1983年，居住在日本广岛县的恩地与丈夫登记结婚后便冠夫姓。七年后，为了改回原姓又与丈夫协定离婚。此后，双方维持事实婚（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形式直至今日。

日本是目前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法律规定夫妻必须同姓的国家。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夫妻同姓是“理所当然”，恩地的选择非常罕见，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已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

他们希望改变的原因有很多，有在婚后“失去姓氏”的女性希望得到尊重，也有认为夫妇别姓能够实现夫妻关系平等的伴侣。有在改姓后给工作带来诸多困扰的职场女性，也有因使用“通称”（编注：在户籍上夫妇同姓，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旧姓）而给公司业务带来诸多不便的商界人士。

而呼吁修改法律的声浪也一直存在。早在2011年，就曾有过被称为“第一次选择性夫妇别姓诉讼”的事件，当时，五位日本民众上告法庭，认为夫妇同姓是对女性间接的差别对待，违反日本宪法中“人人平等”的原则。然而，这一努力却以失败告终。2015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称不认可夫妻别姓，婚后改姓合乎宪法。

2018年，辩护团队决定再次行动，召集了数名因法律规定无法别姓结婚而以事实婚形式在生活的当事人，在东京都本厅、东京立川支部和广岛三个法庭再次发起“第二次选择性夫妇别姓诉讼”。事不如愿，今年6月，最高法院依旧给出了同样的判决——夫妇同姓的规定“合乎宪法”。

6月23日，原告方和辩护团走向日本最高法院。来源：每日新闻

经历了数十年讨论、两次起诉，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仍迟迟难以在日本推行。这之中究竟有何原因？这一制度是否还能在日本实现？支持者又如何在争取？两次诉讼中有何改变？未来该法律又会否被调整……在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下，数名受访者告诉澎湃新闻，虽然看到了一丝希望，但在与政治的“拉锯”之中，他们也无法断言——自己的诉求何时才能实现。

“婚姻”的现实

在“第二次选择性夫妇别姓诉讼”中，恩地是广岛地区诉讼的原告之一。与许多人脑海中传统的“日本夫妻生活”相比，恩地较为特别，那是一段颇有压力却又幸福的经历，因为她一直在为自己的权利不懈努力。

38年前，恩地在与丈夫登记结婚时，其实不希望改变自己的姓氏。但在当时，她周围几乎并没有先例，“婚后不改姓”这一形式也并不寻常。

日本法律规定男女婚后必须统一姓氏，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1898年通过的明治民法。当时民法规定，若非特例，女方必须改为户主姓氏。立命馆大学教授、日本民法学者二宫周平对澎湃新闻表示，在当时的“家制度”之下，作为家族的统率，户主的地位原则上都是由长男担任。“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一制度衍生的家长制意识不断渗透。”二宫表示，在那时，以性别分工、“冠夫姓”等也被视为理所当然。

而随着社会进步，日本于1947年修改民法时对这一内容进行了调整，规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时，必须改称男方或女方的姓氏。尽管这一改革看似公平，但据厚生劳动省2014年的统计，女子“冠夫姓”现象在日本较为普遍，有96%的伴侣在登记结婚时，采用了以女方改为男方的姓这一形式。

当地时间2019年5月1日，日本东京，情侣登记结婚。人民视觉  资料图

因此，在大环境的驱使之下，恩地并没有勇气向这一制度提出质疑。尽管当时丈夫欣然提出自己能够改为她姓，但恩地坦言，这在当时的日本“并不普通”，自己的本意也并非如此。

最终，她还是像当时日本社会所谓的“普通”妻子那样修改了姓氏。但有所不同的是，恩地采取了一种较为特别的方式，她利用“通称”的形式，要求与她亲近的人用以前的姓氏去称呼她。

原以为这样的方式会舒缓自己的心情，但恩地并未感到踏实。

“除了护照、驾驶证上全部都是‘新名字’之外（注：日本目前已推行允许各类证件上同时记载旧姓和改姓的制度），在工作中，我也要使用户籍的姓氏。”恩地回忆道，事实的残酷不限于此，随着自己第一个孩子出生并随了丈夫的姓氏，在很多场合，大家都会用丈夫的姓氏称呼她，此后，能用旧姓的情况变得少之又少。

“为什么我是恩地，却要用别的名字？”在签署各类文件时的她，总是会萌生疑问。恩地坦言，自己内心总是有着隔阂，每每使用新姓氏，都会心痛，甚至是厌恶，更是一种焦虑感——想要去摘掉它。

“无论如何都想改变这一状况”，抱着这样的想法，结婚7年后的1990年，恩地与丈夫协商过后，二人最终提交了离婚协议书。此后，恩地恢复了自己的本名，与丈夫以事实婚的形式继续生活。

“这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来说确实难以接受，但这是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决定的路。在宣布这一情况后大家也都表示理解。”恩地笑着对澎湃新闻说道，虽然不知道周围的人在背后是否有作什么评价，但即使是在“选择夫妇别姓”、“事实婚”都相当不普遍的30年前，他们也充满好意地接受了这一状况。

恩地幸美（右三）。受访者供图

但事实婚的现实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其中存在的一些“大烦恼”也使恩地感受到了他们与其他夫妇的差距。

由于事实婚在法律上不属于婚姻关系，尽管日常生活中不会存在较大的困扰，但恩地表示，一旦配偶需要做手术或住院，她在签署同意书时便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在配偶去世的情况下，若没有留下遗言，事实婚的伴侣也无法享受配偶继承扣除项目，面临相当大的困扰。

二宫教授也对澎湃新闻表示，在日本，较法律婚而言，事实婚的夫妇面临更多的困扰。

首先，事实婚夫妇的子女将会被标示为“非嫡出子”，父母无法共同行使亲权（监护权等）。若需父亲履行抚养义务，其前提是需要父亲去办理“认知届（对孩子认同亲生手续）”。其次，若是事实婚夫妇需要接受不孕治疗，绝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不会提供任何补助。而通常情况下，法律婚姻夫妇是有资格获得这种福利的。此外，若事实婚的一方去世，其伴侣不能继承其遗产。即使事先有遗嘱存在，伴侣也不能享受到现行税法下，对配偶特别扣除金额和其他所有配偶关联优惠措施。

“日本现行民法750条规定，夫妇结婚时，夫妻双方必须随其中一方的姓。户籍法74条1号也指出，在提交结婚申请时，必须选择夫妇共同的姓氏。因此，无法做出选择的夫妇就会被排除在法律婚姻之外。”第二次夫妇别姓诉讼原告方辩护律师早坂由起子告诉澎湃新闻。而原告方的另一位辩护律师野口敏彦则对澎湃新闻指出，“希望（或允许）夫妇同姓（能够在法律上登记结婚）的人”与“希望夫妇别姓（不能够在法律上登记结婚）的人”遭遇的差别对待违反了宪法14条主张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

在相似的经历之下，多名经历事实婚的当事人决定拿起法律武器。2018年，多名原告方分别向东京家庭裁判所、东京家庭裁判所立川支部和广岛三个地方提起了诉讼，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几起诉讼均被判“夫妇同姓合乎宪法”。2021年，东京两起诉讼的原告方向东京最高法院提出了特别上诉，于今年6月23日正式开庭。

“过时”的判决

选择性夫妇别姓可行吗？其实对于引入这一制度，反对声浪也在日本一直存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本版指出，早在第一次诉讼时，就有人在多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包括导入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对于家庭、孩子和社会的影响。反对导入该制度的群体就曾在过去提交给日本国会的请愿书中写道，“比起夫妇别姓，夫妇同姓制度更能体现夫妇关系中的深厚纽带，也是可以建立家族关系的制度……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不同的姓氏，这个家庭也会失去一体感。”更有反对人士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过于尊重个人人权却导致日本传统家庭制度的崩溃，而这是国家的基础。”

丽泽大学宪法学教授八木秀次曾指出，目前的家庭登记制度是基于“一个家庭一个姓氏”的原则，当一对夫妇结婚时，他们会离开父母的户籍，一起建立新的户籍——这时，家族姓氏将作为家庭的名字，孩子也会得到这个名字。在这一情况下，若是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的话，就会废除这一户籍管理制度，一个户籍中会出现两个姓氏，这将对相关财产程序产生影响。

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宇佐美典也认为，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不适合现行的婚姻制度”。“结婚意味着你们作为一个家庭合法地进入家庭登记册，拥有相同的姓氏，而且，家庭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它是代代相传的东西。”宇佐在接受日本ABEMA新闻的采访时建议，“夫妇同姓”的规定与所有制度联系在一起，如果被颠覆，会导致系统中的太多变化，包括家庭财务和遗产，与其强迫人们与户籍制度挂钩，不如建立一个新的类似事实婚那样的制度，这样人们就可以得到与同姓家庭成员相同的待遇。”

但支持方强调，对于夫妇同姓的强制已明显在法律上侵犯了部分人的权利，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个人的象征”的问题，也是涉及到个人尊重、家庭的多样性等原理的问题。

“夫妇同姓已持续了数百年以上，在我们父母那个年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多人对于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相当排斥，这一点我能理解。”高桥彩和水泽博司是参与东京诉讼的原告方之一，也是从2009年开始以事实婚形式生活的夫妇。水泽告诉澎湃新闻，他认为部分“排斥”是对社会变化的“恐惧”，但目前无法忽视的是，已有许多人因这一制度正在面临困扰。

高桥对澎湃新闻坦言，“与其说是我们选择了事实婚，不如说是我们希望别姓，但法律范围内没有这一选项，我们只能谋求这一形式。”她表示，在准备结婚时，自己就与水泽考虑过要成为怎样的夫妇。“当时，我们一致认为夫妇别姓是建立对等的夫妻关系的条件之一。”高桥直言，除此之外，结婚时二人都已逾30岁，在踏入社会超过七年之后，高桥实在无法理解，为何还需要变更自己的姓氏。

2021年6月23日，当夫妇别姓诉讼在日本最高法院开庭时，高桥与水泽带上了一份“特别的结婚申请书”。申请书的夫妇栏中，写着它们各自的姓氏，而他们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若是最高法院裁定夫妇同姓‘违宪’，便马上去登记结婚”。

在接受最高法院判决夫妻同姓规定符合宪法的记者招待会上，水泽博司和高桥彩展示准备好的结婚申请。 来源：每日新闻

然而，这份申请书最终未能被提交。

6月23日，日本最高法院针对东京原告方三对事实婚伴侣的诉求给出了判决，15名大法官中，只有4名法官认为夫妇同姓违宪，其他11名法官均认为 “合乎宪法”。

“尽管距2015年的判决已逾6年，社会形势和国民的认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依旧无法做出规定夫妇同姓是违反宪法的判断。”裁判长大谷直人在判决后表示，“采取怎样的制度才妥当”这一问题，以及夫妇同姓是否违反宪法这一质疑并不是最高法院所能判断的——而是应交给国会。

判决一出，日本社交媒体上不满之声高涨。批评人士指出，该判决结果“过时”，助长了日本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另有评论认为，最高法院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给出合理判断”。

高桥对澎湃新闻坦言，性别平等、社会多样性等话题已在国际上成为议题，这一背景加之原告律师团队的不懈努力，尽管自己并不是相信100%能赢，但也对未来报以充分的期待。

“或许希望‘别姓结婚’的人在日本仍占少数，但希望司法界能够清楚地看到无法在法律上登记结婚的人群在目前的制度下所遭受的困扰。”高桥直言，此次诉讼结果似乎也能反映出，最高法院并未能看到事实婚夫妇面临的问题及真正的诉求。

而水泽更是告诉澎湃新闻，在此次诉讼的法官名单公布后，自己便有预感，这次诉讼的结果仍会与2015年相同。

“在15名法官团中，只有两名女性法官，这一男女比例怎么想都是奇怪的。”水泽告诉澎湃新闻，“这一占比很明显地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真的能想到，女性因为这一制度（夫妇同姓）承受了多少不平等待遇。”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预感到诉讼结果无法如我们所愿，这也是现实。日本的司法制度令人失望。”水泽说道。

日本最高法院。人民视觉  资料图

“最后一颗钉子”

然而，支持方与反对方针对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的民众的讨论不仅仅限于这两次诉讼，早在25年前，这一话题就已被提起。

《朝日新闻》报道称，20世纪80年代，随着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签署、女性就业人员的比重不断提高，社会的变化、时代的进步，日本法制审议会就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表示，未来可在户籍上记载所有家庭成员的姓氏，容许选择性夫妇别姓。当时，法制审议会内部对引入这一制度有“压倒性”的积极意见，对改革的前景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但不曾想到的是，这一讨论却面临了执政党自民党的强烈反对。

“各机构的法案在提交国会前，需先交给执政党审查，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当时担任法制审议会干部的小池信行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中回忆道，在1995年至1996年，他向近两百名自民党议员对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进行说明，但与法制审议会预想相反的是，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政治派系对此大力反对。

当时，保守政治派系反对的理由不外乎是“会导致家族的崩坏”、“损害家庭的一体感”和“影响亲子关系”。在无法得到执政党理解下，法务省决定终止提案。小池指出，25年前，他面临了“未曾想到的障碍”，而25年前过去，自民党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仍未改变。

“自民党是持强烈反对意见的，家族主义可能也是自民党的一种身份认同。”研究家族社会学的日本立命馆大学产业社会学部教授筒井淳也对澎湃新闻指出，选择性夫妇别姓与自民党一直以来的家族观不符，所以很多人都反对。他也强调，“反对的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来源于政客们的一种‘扩张性的父权价值体系’，尽管20多年过去，政客们还是在扼杀这一制度。”

实际上，除自民党之外，其他政党均已就引入该制度给出赞同意见。在野党也曾屡次向国会提交议案，再次要求修改有关法律，但自民党的反对之下，这些法案被屡屡否决。东京都立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木村草太也对澎湃新闻表示，若是没有任何前提，以多数表决的方式在国会投票的话，或许选择性夫妇别姓会实现。“但问题就出在占国会多数的自民党中，由于自民党内部有部分反对引入该制度的成员占有一定地位，除非自民党内部的‘强硬反对派’完全消失，该党将不会着手立法。”木村认为，就目前情况来看，在最高法院“采取行动”前，国会不会行动。

而筒井告诉澎湃新闻，现在日本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还保留这种强制性夫妇同姓制度的国家，因此政府和专家一直在讨论如何回到“世界普遍大潮”之中。其中的“最后一颗钉子”还是自民党。

国会数年来迟迟未动，支持者们试图把希望寄托于诉讼裁决，但最高法院却仍强调该问题“应交由国会”。如此看来，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的状况似乎陷入了“死胡同”，部分批评人士认为法院的判断还是受到了政治的左右，野口律师也对此表示认同。

“我想他们（司法部门）也明白无法给出为何存在此类差别的合理解释，因此只能以‘交给国会判断’这种形式去逃避。”野口律师告诉澎湃新闻，第二次诉讼的裁决书中对于“合宪”的陈述意见仅有一页，几乎没有任何内容。尤其是对于本次诉讼“对事实婚夫妻的差别对待违反宪法14条”这一中心论点，反对方法官仅用“缺乏前提”这一“完全不知所云”的理由驳回。

野口坦言，尽管许多人说这种趋势在近来有所减少，但日本从以前开始就有司法消极主义的存在，即针对政治性非常高的话题，司法方面无法给出彻底的判断。

“法院的一个重要作用应是在政治（多数决）侵犯少数群体权利、利益的时候对其进行保护。倘若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面对具有高度政治性问题时却选择避开，搁置少数群体的权利、利益，那我也想反问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到底报以何种想法，以及真的知道自己抱有怎样的使命吗？”野口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直言。

发声在持续

尽管政治的“钉子”还尚未被拔出，诉讼的结果也未能改变，但与第一次诉讼甚至是四十年前相比，选择性夫妇别姓的支持方还是看到了不小的改变。

“夫妇别姓诉讼支持会”的副会长、第一次夫妇别姓诉讼原告小国香织也告诉澎湃新闻，在这六年间，自己听到了许多声音。例如民间组织为寻求地方议员、国会议员对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的理解，正在不断开展活动，经济界也开展了署名运动，呼吁法律改革。此外，在日本政府制定“第五次男女共同参画（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社会）”计划时，也有年轻团体向内阁谏言，帮助推动该制度的引入。

而“夫妇别姓诉讼支持会”的上田惠美告诉澎湃新闻，在这6年间，她看到了变化和进展，社会氛围正在改变。

上田表示，2018年起，已有数个夫妇别姓相关诉讼正在进行。除该团体所支持的三起诉讼之外，还有另外两起出发点不同的诉讼也在同时开展。“有许多人曾认为选择性夫妇别姓‘只是女性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已是与男性、人权等相关的，具有多样性的一个议题。”上田表示，除此之外，经济界为该制度的发声也在不断增加。

经济界发声的逐渐壮大确实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日本Cybozu软件公司的社长青野庆久就是代表经济界的一个典型例子。青野是另一起选择性夫妇别姓诉讼的原告方，也是“公司经营者支持选择性夫妇别姓”署名活动的发起人。

“公司经营者支持选择性夫妇别姓”署名活动以“实现不论性别都能发挥能力，实现富有多样性的社会，赞同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的法制化”为口号，在今年4月的短短一个月间，召集了千名公司经营者署名，其中也包括住友生命保险、大和证券等日本知名公司的高管。

“公司经营者针对政治话题表达意见是非常罕见的事情。”青野坦言，在越来越多人选择在职场使用旧姓之后，相当多的日本企业已存在一定的困扰。企业内部的人事部门、总部门、财务部门甚至是信息系统管理部门都要面对双重的负荷，若有选择夫妇别姓制度的存在，这种“多余的工作”就会消失。

青野告诉澎湃新闻，这一署名活动已获得了越来越多银行、保险、证券业等企业主管的支持，尤其是在获得“任何人都知道的大公司”的支持意见之后，他也愈发意识到，“选择性夫妇别姓”的引入对于日本来说有多大的意义。

日本Cybozu软件公司的社长青野庆久。受访者供图

“经济界的发声非常重要。”二宫教授对此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若企业高管能做出合理判断，让不只是别姓伴侣甚至是同性婚、性少数群体都能够更安心地工作，也能为其在国际化环境及发挥个体能力的时代下创造一定的竞争力。同样，若是经济界有所行动，自民党必然也会做出一些改变。“所以青野发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二宫教授强调道。

而除了经济界的动向之外，民间的自发活动也令人关注。

野口律师指出，2015年的败诉“点燃”了许多人心中的一把火，除夫妇别姓诉讼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向议员、内阁请愿的方式抒发诉求，由井田菜穗担任负责人的社会活动团体“选择夫妻别姓全国请愿行动”尤其值得一提。

“选择夫妻别姓全国请愿行动”事务局长井田菜穗。受访者供图

“选择夫妻别姓全国请愿行动”于2018年成立，其目的是通过向各地议员请愿，让国会“动起来”。

说起为何会采取这一方式，井田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道，在第一次夫妇别姓诉讼后，她与其他支持者对于如何推进选择性夫妇别姓进行了许多探讨，最终提出了两种方法——增进议员对制度的理解，谋求他们的支持；以及通过上诉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当时已有许多人在就修改法律进行上诉，因此我选择了增进议员理解的这一方式。”井田回忆道，2018年，在向自己所在地区的地方议员请愿并成功得到认可后，她看到了希望，认为这一形式或许能在很多地方实现，进而推动选择性夫妇别姓的引入。因此，这一团体也应运而生。

此后，“选择夫妻别姓全国请愿行动”以社交平台推特为起点不断延伸，在推广的过程中，各个地区寻求改变的支持者接连联络井田。

“最初找到我的是冲绳县，之后也有来自北海道等，与我抱有相同看法的人来联系我成立了分会。当然，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会员在看到我的采访内容后主动联络，开始帮助各地情愿活动的推广。”井田表示，尽管在部分地区活动时仍面临一些保守派自民党议员的质疑，但2018年至今，已有超过两百个地区的议会同意引入选择夫妇别姓，甚至有不少“全体议员一致通过”的案例。

“在请愿活动的推动下，舆论也在不断变化，在我眼里，这六年发生了足够大的改变。”井田说道。

在去年10月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棚村政行和“选择夫妻别姓全国请愿行动”发起的一项针对全国7000名20岁至60岁居民的网络民意调查中，有71%的受访者赞同“选择性夫妻别姓”，而只有14%的受访者表达了反对意见。

“社会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度正在提高，除反对方在舆论调查结果中的占比逐渐减少之外，媒体的报道和正在进行舆论调查的机构也在不断增加。”夫妇别姓诉讼支持会”的成员知念俊成对澎湃新闻表示，“我想或许一直顽固反对选择性夫妇别姓的部分人群也会渐渐意识到，社会舆论正在改变了吧。”

未来“可期”？

民众的想法的确不能被忽视，但保守派的壁垒是否能被打破，僵持25年的国会“铁轮”又是否能被再次转动，就目前来看，前景尚不明了。

“选择性夫妇别姓何时能引入？”面对这一问题，上述受访者中，有人看到了希望，有人却无法轻易给出答案。但他们都对澎湃新闻表示，为推动法律改革，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自己都会不断努力。

“在成为诉讼原告时，我们正值四十岁。当时我们就想，若是一直维持现状，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到了这个年龄，却没有自己的选择权，这是如此可悲之事。”水泽告诉澎湃新闻，通过这些活动，他想要在自己还有余力时，多少推动一些改变。

而青野社长则告诉澎湃新闻，在他刚发起诉讼的三年前，自民党内部曾是对该问题“完全不允许讨论”的状态，在舆论的推动下，自民党内部也逐渐对立，而随着支持该制度人数的增多，他对此也看到了希望。

“我认为，选择性夫妇别姓的引入将在不久后的未来实现。”青野说道，其中一个重要时机便是今年秋季的众议员选举。如果那时，反对该制度的议员人数减少，选择性夫妇别姓或许会距离实现迈出更重要的一步。

井田对澎湃新闻直言，尽管在政治和司法“无法明确分割”的前提下，首先应该在国会就此问题得出结论，但她认为若是有第三次诉讼，原告方一定会赢。

“但凡还有起诉的可能性，就应该会在三年后给出最终判决。或许那时，已有无数人愿意作为原告参与诉讼，诉讼范围也会在日本全国相当多的地区开展。”井田肯定地说道，“下次我们（支持方）一定要赢。”

而野口律师则表示，包括推进选择性夫妇别姓在内，自己目前在进行的许多活动的共同点都是帮助“日本国民从国家手中夺回人生的主导权”。野口说道，为了让民众掌握人生的主导权，各种各样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作为支持这些的市民的陪跑者，他也会在今后一直持续活动下去。

“选择性夫妇别姓问题其实是在与日本‘理所当然’意识的斗争。”早坂律师对澎湃新闻直言，截至目前，有很多国民对“理所当然”应冠夫姓这一观念深信不疑，但若停下脚步思考，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明显缺乏合理性的制度。

在这之中，第一次夫妇别姓诉讼给了民众一个机会正视“理所当然”的问题，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一问题，随着第二次夫妇别姓诉讼，民众意识到此事并不是“理所当然”。但这其中，仍有保守观念下的部分民众的“拒绝理解”，也有官僚机构下的多重博弈，还有司法与政治层面的深深牵绊，以及百年间深深“扎根”于日本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的“战斗”尚未停止，但它已经不断掀起“追求自身幸福”的呼声。在不久的未来，或许是国会，抑或是最高法院会推动这一制度的逐渐实现，但对于日本而言，它只是谋求平等的第一步，但也会是重要的一步。

（澎湃新闻实习生李甜甜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恩地幸美、上田惠美为中文译名、高桥彩、水泽博司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