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波兰：最早破译德军密码的不是图灵，而是波兰数学家

 10月27日，《不折之鹰：二战中的波兰和波兰人》首发式在北京波兰大使馆举行，本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5年11月出版。波兰驻华大使林誉平、波兰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特宾卡·雅切克教授、波兰历史博物馆乌卡什·亚希纳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赵刚、青年历史学者刘怡、《战争史研究》主编阎京生作为嘉宾出席了活动，并就波兰和波兰人的二战史进行了讨论。

英国历史学家哈莉克·科汉斯基的《不折之鹰》是一本极为有趣的历史书，它全面地展示了二战中波兰人的命运。这本书讲述了被占领期间波兰人民的生活和抗争，介绍了在海外成立的一支支波兰军队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战斗，还展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如战争胜利之后流亡海外的波兰人为获得国家独立主权所进行的奋斗，成千上万波兰人在苏联的压迫之下被关押、囚禁在古拉格集中营。

波兰的二战史为什么特殊？

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地位首先表现在它是唯一一个被轴心国和盟军双方都侵略过的国家。“波兰所经历的二战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波兰从战争打响的第一天开始，直到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天，都被外国军队占领。”波兰驻华大使林誉平说。

1939年9月1日，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侵占波兰大部分领土。9月17日，苏联又占领了波兰东部，这样波兰就遭到两个邻国的共同瓜分。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并于当月占领了战前波兰的完整领土。德国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44年初苏联军队跨过战前的波苏边界为止。

1944年7月，苏联军队穿过了作为波兰与苏联新的边界线的西布格河，波兰随即在当年余下的日子里再次被苏联人和德国人共同占领。直到1945年1-2月期间，整个波兰才被彻底解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它随即又被苏联占领，由苏联支持的临时政府统治。

1945年5月欧洲战场结束时，波兰没有一个被英、美、苏三巨头承认的政府，其国界也没有划定。随后的国际协商和国内不公正选举导致波兰国境线向西缩减了约200公里。就这样，波兰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一再被当作牺牲品而遭遇蹂躏。战争结束时，波兰共失去了1/5的人口，45%的国家财产，可谓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面对被占领的命运，波兰人并没有屈服，那些逃往海外的波兰人在世界各个角落进行着抵抗运动，在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挪威、意大利、非洲、中东，都能看到波兰人的身影。甚至在中国，也有美国“飞虎队”最出色的波兰飞行员——维托尔·乌尔班诺维茨（Witold Urbanowicz）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然而长久以来，波兰的二战史和波兰人民在此期间的遭遇却鲜为人知。至今，还没有波兰二战史的完整研究，而是将其分割成数个部分。例如，德国和苏联都有它们各自统治下的波兰历史研究，但却没有整体研究的视角。

中国人对于波兰二战史的误解

从任何单一方面看待波兰二战史，一定会带来种种误解。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讲述在1939年9月英勇的波兰骑兵用长矛冲向德军坦克的故事。通常的说法是，当时波军某骑兵旅突围时，由于不了解坦克性能，就对德军坦克发起殊死进攻。后来这个“长矛战坦克”的故事广为流传，甚至有些严肃的历史纪录片也采纳了这种说法。1959年，由著名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伊达（Andrzej Wajda）拍摄的反映骑兵生活的电影《罗特纳》（Lotna），更对这个故事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波兰骑兵在驱赶德国步兵时，正巧遭遇了德军坦克。“战斗结束后，德军带两名意大利记者参观战场上的波兰骑兵和战马尸体，正好旁边有后来赶到的坦克，于是意大利记者写了‘骑兵向坦克冲锋’的报道，这个神话就这么传开了。”阎京生介绍说。

阎京生作为世界战争史的资深研究者，也曾在新浪微博上对这则神话作过说明和澄清。另外，2010年“卡廷事件”70周年的时候，他还在自己主编的《战争史研究》上发表过一篇7万字左右的长文，为中国读者介绍这起事件的原因、详细经过和悲剧性的后果。

“我注意到大多数中国人对波兰二战史的了解还是不够的，好多人都不知道波兰人在战场上的贡献，比如1940年为了守护英伦三岛，英国皇家空军中的波兰飞行员在不列颠空战中与德国空军作战。还有1944年盟军在卡西诺山，这也是波兰部队一次非常著名的战役。”阎京生说。

从地理位置上看，波兰是欧洲面对俄国的第一道防线，但由于如今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所以每当波兰和俄罗斯关系不好时，网上就会出现一些中伤诋毁波兰的谣言段子。阎京生认为中国人对波兰二战史的了解是被一层“迷雾”笼罩着，所以他在文章中和互联网上，对其中一些说法进行反驳和澄清。

“比如，有一种说法是，1919年巴黎和会时，波兰支持日本占领中国的山东半岛。还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波兰在国际联盟上支持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史料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谣言都是不符史实的。还有，比如1940年苏联屠杀波兰人的卡廷事件，网上有些亲苏派就说这是波兰1921年在波苏战争中杀害苏联战俘的后果，而实际上这件事也是历史上不存在的。”

波兰人破译恩尼格玛密码

谈起二战中波兰对于盟军的贡献，除了在战场上以外，多位嘉宾都提及二战开始前，波兰就为盟军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波兰人为破译德国恩尼格玛（Enigma）密码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2014年，随着电影《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的上映，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的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开始受到大众关注，电影主要讲述了图灵协助盟军破译恩尼格玛密码，从而扭转二战战局的传奇经历。但由于电影把恩尼格玛的破译全部归功于图灵，这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恩尼格玛密码机是一种电子系统和机械系统的组合，它看上去像一台很复杂的打字机，由按键、转子、插接板和导线连接。它能够形成数目巨大的排列，加密秘钥可以每天调换。早在1921年，波兰人就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了一台商用恩尼格玛密码机，波兹南数学学院的三个杰出毕业生，马里安·雷耶夫斯基、杰尔兹·罗佐基和亨里克·佐加尔斯基开始对其原理进行研究并试图破译。

当然军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要比商业机更为复杂，波兰人想要破译它必须接触实际机器。不过幸运的是，曾在德国国防密码办公室工作过的汉斯·蒂洛·施密特，交给了法国情报机关一份密码机操作手册，以及一份1932年9月至10月间的按键设置说明，法国人随即将它交给了波兰。

1932年底，波兰人已经推导出军用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内部运作原理。当年圣诞节，雷耶夫斯基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国防军发送的密文。随后，波兰AVA通信公司开始复制恩尼格玛密码机。1938年底，波兰人还发明出一台名为“炸弹”（Bombe）的密码破译机，机械化模拟了加密过程，其效率相当于六台恩尼格玛密码机协作。“炸弹”机能在2小时内找出当日密钥，可以节省几百人的手工作业。

波兰人在被德国和苏联占领前夕，把“炸弹”交给英国，并在战时被位于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的英国政府代码及密码学校继续开发，这才成就了电影《模仿游戏》中的故事。所以说，没有波兰人的前期工作，“图灵机”的迅速发明也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历史学者对这种贡献的评价是‘一位被击倒的骑士在最后一刻把宝剑交给了他的战友’。”阎京生说。

改变欧洲政治秩序的华沙起义

青年历史学者刘怡在活动中也对波兰人的贡献做了概括说明：“《不折之鹰》这本书记录的波兰军民在二战期间的抵抗历程正是波兰民族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在经历了1939年的惨败之后，经历了领土被瓜分、国民被强制迁徙、岗哨和灭绝营遍地矗立、精英阶层遭到集体屠杀之后，波兰人依旧以1944年光芒四射的华沙起义、以暗中掩护和帮助犹太人的同情心、以意大利战役和市场花园作战中的表现延续了他们的历史传统。”

刘怡认为1944年的华沙起义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值得关注的的历史事件，首先因为起义是在恶劣的国际条件下发生的。在起义爆发前，英、美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它们已经流露出可能会接受斯大林的政治安排，将波兰的命运置于苏联的仲裁之下；另外一个情况是，在卡廷惨案的真相被德国人公开之后，斯大林就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关系，开始扶植由人民党主持的波兰共产主义新政权。

因此到1944年夏，波兰已经形成了两个政府、两支军队的局面：位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控制下的军队有在海外作战的波兰军队，还有在波兰沦陷区的国内军和游击队。而苏联控制下的卢布林新政权，则拥有包括在苏联领土上重新组建的波兰人民军第1师。但是苏联主导、控制下的红色政权和军队却具有从东线反攻欧洲大陆的便利，这种条件是流亡政府及其军队所不具备的。

所以，流亡政府决定在1944年8月在华沙组织起义。“从军事角度上看，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决定。因为波兰的国内军在很长时期内，把他们的斗争策略设定为在农村进行游击战，如果在城市进行巷战，他们缺乏攻坚战要使用的重武器；另外在起义期间，英美盟军是否会用飞机给在城内的起义军空投弹药和补给也没有最终确定。”

起义爆发后，在至关重要的前两个星期里，由于缺乏重武器和空投物资补给，波兰军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这时起义能否成功就取决于从东线向华沙推进的苏联红军能否伸出援助之手。当然结果是令人遗憾的，华沙城最终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刘怡还将华沙起义与1944年8月爆发的巴黎起义做了对比，同样是由巴黎城内的游击队员和抵抗分子发动起义，但由于推进到巴黎城郊的美军提供了足够的援助，所以最终盟军能迫使德国守军投降，整个巴黎市区也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

相比之下，苏联红军首先在起义发生的前一个月多中，始终拒绝空投补给的英美飞机在乌克兰降落，使得起义开始前期只有少量飞机能够抵达华沙上空投放物资。另外在苏联红军向维斯瓦河上的桥梁发起进攻时，只有由波兰人民组成的波兰人民军第1师投入了全面进攻，其他红军部队为减少损失，拒绝继续向前推进，致使起义最终失败。

刘怡认为苏联红军的这种表现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是让一部分中立的，或者说本来不厌恶共产主义的波兰人对苏联产生了抵触心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二战结束，伦敦流亡政府与苏联扶植下的红色政权合并后，留在伦敦的一部分流亡政府内阁依然能够得到几十万海外波兰人承认和拥护的重要原因。其次在华沙起义失败后，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西方盟国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勾勒的欧洲版图有了新的认识，比如丘吉尔在第二年对斯大林提出的‘百分比协议’，要求英美盟国在巴尔干半岛和东南欧分割势力范围。可以说如果没有华沙起义引起的英美盟国的警觉，也许后来形成的‘铁幕’会继续在西方和南方扩展，把更多的欧洲国家容纳进来。”

“华沙这座城市两次改变了欧洲秩序，1921年华沙之战的成功，使得苏联输出革命的态势被遏制在了波兰以东，而1944年这次失败的起义则引起了英美盟国的警觉，最终使得‘铁幕’仅仅停留在东南欧的位置，而没有使整个欧洲成为苏联的俘虏。”刘怡总结说。

中波人民相似的历史命运

这次参加活动的两位波兰教授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波兰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特宾卡·雅切克教授高度评价了《不折之鹰》这本波兰二战史著作的出版，认为它既注重细节，又有概括性的全局视角。

“希望我们从这本书开始，为中国读者开始介绍波兰的历史。我们特别希望两个国家相互了解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十分可惜的是，普通波兰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希望在波兰市场上出版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我们欧洲人提到二战总是想到欧洲战场，很少会想到在亚洲发生的事情，但我们非常希望了解这段历史，比如我就正在学习‘南京’如何发音。我相信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吸取教训，创造更好的未来。”波兰历史博物馆乌卡什·亚希纳博士说。

“作为中国人，我们尤其容易理解波兰人的民族感情和抵抗精神，因为近代中国也曾经被侵略的阴影所笼罩，也是在抵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经历了整个民族的淬炼和重生。中国国歌的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波兰国歌的第一句是‘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波兰就不会灭亡’，中国国歌以‘前进，前进’结尾，波兰国歌在结尾处同样高唱‘前进，前进，东布罗夫斯基’。这种用语上的高度一致性，就承载了中波两国共通的历史记忆——只有勇敢才能有自由，只有自由才能有幸福。”刘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