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辨认的奥运规则｜跨性别运动员人权与公平竞技的平衡

东京大学濑地山角教授直言，性少数群体权利是“21世纪的人权”。所谓性少数群体包括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跨性别者即认为自我性别与出生时被判定的性别不同的人。日本司法统计数据显示，自2004年7月《性别同一性障碍特例法》实施至2019年，申请变更户籍性别者已逾万人，其中9625人获得许可。但是，如同其他少数群体的人权史，跨性别者仍需为改变歧视和争取权利而长期努力。

2021年迟来的东京奥运会，来自新西兰的劳蕾尔·哈伯德尚未出场，就已引起关注和争议。这位87公斤以上级的女子举重选手，曾是新西兰男子举重国家青年纪录保持者。2013年哈伯德选择改变性别，之后以女性身份继续举重生涯。2020东京奥运会上的哈伯德，也成为奥运史上首位公开跨性别身份的竞技选手。

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国际体育赛事，向来存在争议。据英国《每日邮报》2019年5月13日报道，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世界女子举重冠军玛丽·格雷戈里，被国际举重联合会剥夺冠军头衔，因为“这位女性举重运动员实际上是一名正处于变性过程中的男性。我们的竞赛规则以及区分性别的机制判断，他这样是违反原则的。”

国际体育竞技宣扬奥林匹克精神，以促进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男女生理特征有异，力量悬殊，分开竞技是公平竞争的应有之义。作为倡导公平竞争精神的国际奥运会，除了少数男女混合项目之外，都是男女分开竞技。

男女性别的区分，本是极为自然的状态。人一出生，性别就被认定，被记录，被认同。年龄增长，性别特征愈发明显，无需查阅证明，即可一目了然。但是，随着科技进步，性别不再泾渭分明。有极少人天生基因异常，也有人尝试后天改变性别。跨性别人士参加竞技项目，如何认定性别？国际举重联合会的分辨规则是：“基于生理分类，以此来区别运动员的性别，而不是外观”。但是，通过技术改变性别，不仅改变外观，生理特征亦在改变。难题在于达至何种程度才是质变。

我国台湾著名法律经济学家熊秉元教授，在《奥运规则与法学研究》一文中即研讨性别之辨的奥运规则。对于带有特殊染色体结构的人，“即使援用最先进的生化科技，在这些极其少数的特殊个案里，都不能有一刀两断的判断。”因此，国际奥委会自2000年以来采用的规则是，“针对有争议的个案，由专家委员会分别认定，而不是明定区分男女的标准。”即通过“程序”，来处理棘手的“实质”问题。在标准缺位时，我们寄望于专家委员会通过公正的程序，裁定公平的结果。对于没有清晰判断标准的规则问题，如果诉诸严谨可靠的程序，对维持规则的有效运作，同样具有意义。

对于跨性别运动员，国际奥委会从2004年起，允许完成变性手术两年后的选手参与比赛。而至2015年，国际奥委会又出台新的规则。女性变为男性参加男子竞技项目“没有限制”（without restriction）；而男性变为女性参加女子竞技项目则需要符合条件（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即“声明自己的性别身份是女性，并且出于体育竞技的目的至少4年内不能更改；在其首次以女性身份参赛前的至少12个月内，以及整个参赛过程中，个人血清中的睾酮水平低于10nmol/L”。考虑到“可能与正在建立的人权观念相抵触”，新规则取消了变性手术的相关要求。

遗憾的是，这一规则虽然提供了显明的标准，却未平息争议。2019年世界田径协会对跨性别女运动员规定的相应标准是5nmol/L，而美国举重协会则几乎完全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比赛，因为“男性天生比女性拥有更大的骨骼结构、更高的骨密度、更强的结缔组织和更高的肌肉密度。即使睾酮水平降低，这些特征也不会消失，在比赛时仍会带给他们巨大的优势”。

即使为哈伯德辩护的新西兰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凯伦·史密斯也承认，允许哈伯德加入新西兰女子举重队符合规则，但是，“这一决定确实存在争议，体育运动中的性别认同是一个高度敏感和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在人权和比赛的公平性之间取得平衡”。

可以预见的是，即使将来出现比睾酮水平标准更为科学的分辨性别的技术或方法，也仍然会产生新的争议。或许，作为一个终极命题，关于是否公平的争议，从来都不会平息。

彭益鸿｜上海律师，人权、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员，在《中国不动产法研究》《中山大学法律评论》《光华法学》《青年时报》《南方都市报》《人民法院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法律评论。pengyh.fudan@outl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