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课｜白谦慎讲晚清官员和书法：巨变时代的精英生活

本讲座系三联书店“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系列讲座之一，由白谦慎讲“从傅山到吴大澂（共三讲）”。

本讲以晚清官员吴大澂及其友人的日记和信札为基本史料，对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做一初步的研究。涉及的问题有日课、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人口增加对应酬书法的影响以及提高书写效率的种种策略等。本讲还要讨论为什么晚清官员不卖自己的作品，以及中国社会中特殊的索书现象。本讲主要的关怀是，把对晚清最后一二代政府官员的书法活动的描述和分析，作为观察处在巨变之中的中国社会精英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视点。

澎湃新闻经三联书店授权发表讲座录音整理稿，三联书店的微信订阅号是“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吴大澂，苏州人，1868年进士，之后做过翰林编修，做过道台，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官做得蛮大，他不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但他跟这些人都认识，他很仰慕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学生，是张之洞的亲家，他一个女儿嫁给张之洞的儿子，一个女儿嫁给袁世凯的大儿子，如果袁世凯的大儿子当上了皇帝，他女儿就是皇后。他还是著名的学者，吴湖帆的祖父。他著名到什么程度？今天研究金石学、文字学的人现在还读他的书。他也是晚清重要的大书法家，著名的收藏家和非常重要的鉴赏家。

我选择吴大澂，是希望通过研究吴大澂来观察中国文人艺术在晚清的状况。我关心的主要是大约在1850-1900年间，大体上是同治和光绪年间，活跃在晚清政坛上的官员的文化活动。他们生活在和傅山完全不同的时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面对的挑战非常多元。研究过程中发现，晚清留下非常多的史料，可以揭示很多活动的细节。有两种史料，一是日记，晚清人喜欢写日记，曾国藩有日记，据说李鸿章也有日记，吴大澂有日记，曾国藩的儿子也写日记。还有他们的信札，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文化情况提供了比较多的资料。所以我描述的一些情况不完全是只有晚清独有，可以追溯到更早。但是在晚清，可以让我们能够更细致地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

研究吴大澂还有一个原因，在吴大澂去世之后，中国文人的文化逐渐走向终结。吴大澂1902年去世，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因此，这也是我们能够观察的最后一两代文人士大夫。

昨天讲到，我是研究精英文化的，吴大澂的圈子都是大官，严格来讲我是研究晚清大官文化的，最小的官员就是他的老师苏州太守吴云。苏州是文人文化的重镇，也是当时最富庶的城市，他是那里起家的。其他的人物都起码是道台，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而且都是最富裕地区的道台。因为要玩收藏，经济得发达。进一步研究中，我发现晚清官员要写很多字，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官员写的字，吴大澂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书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居然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这都是我的问题。今天我通过演讲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什么是书法？

研究书法史这么久，还要提出这个问题？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吴大澂时代出现了碑学，什么是书法的概念就出现了一些模糊地带。

昨天我讲了《兰亭序》，我如果说王羲之的《兰亭序》不是书法，你们马上把我轰出三联韬奋书店，但有了碑学，大量无名氏的刻写也成了书法。

北魏《郑长猷造像记》，龙门二十品之一。

这是北魏《郑长猷造像记》，龙门二十品之一。康有为说好得不得了。其实你看它缺胳膊少腿，字写得很怪异，是当时不被认为是书法家的人写的，这个前字的立刀就没有了，刻得怪怪的，歪歪扭扭的，你说它是书法吗？但今天就被认为是书法，今天的美术全集、书法全集都把它收入进去了。一些在古代不是书法的字迹被包括进了书法，书法的包含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北魏《永平四年造像記》，龙门百品之一。

这是北魏《永平四年造像記》，龙门百品之一。

龙门二十品、一百品，有很好听的名字，其实这可能就是小和尚随便刻的。你看，弥勒的“勒”少一横。但康有为说这个好，“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人们开始欣赏这个东西。所以书法的审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囊括了过去一些很多人们不认为是书法的东西。20世纪情况更复杂，一是有大量出土的文字遗迹。二是我们对艺术特别是书法的态度受到了现代艺术研究的影响。

《令狐归儿钞经》

敦煌研究院编的《敦煌书法》把这件也编入进去了，可是你一看内容，是小孩子在练字，你看“一一三三”，都不是完整的文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否毛笔写的都是书法？如果毛笔写的都是书法，那就遇到问题，有什么不是书法？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问问题：在古代留下的文字遗迹中，什么不是书法？在那些今天被我们当作“书法”的古代文字遗迹中，是不是都是艺术品质高的“作品”？如果写得不好的古人的字，还算是“书法”吗？不要以为古人都会写字，明末清初四大公子之一的冒襄娶了秦淮名妓董小宛，冒襄的字写得很差，名气很大，一写字别人就收藏。

冒襄（1611—1693）行草七言律诗立轴

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晚清官员写很多书法，我就要定义，什么是书法？而且书法具有日常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是绘画、唱歌、跳舞都不存在的。什么叫日常必要性？打个比方，皇帝死了，朝廷下令全国一百天不许画画，这个国家照样运营；一百天不许唱歌、跳舞，照样运行。一百天不许写字，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就乱套了，你不能自己背着药方跑到药店说大黄、枸杞子云云。加上中国方言多，对方听不懂，再抓错药。写字在中国是必要性的，可是你一写，白纸黑字就成了书法？所以我在讨论书法的时候有严格的定义区分。

傅山的信札和药方（故宫博物院收藏）

这是傅山的信札和药方，故宫博物院收藏。药方里有人参、当归等等，现在都当书法来收藏。

但是，我在今天演讲晚清官员和“书法”时，需要暂时排除一些类型的书写。今天我要讲的书法是比较纯粹的书法，古人其实很清楚，他们收藏的时候不用书法这个词，他用翰墨、墨迹、手札，他讲行书卷、草书卷，他不讲书法。所以，我下面要讨论的，是和今天的艺术创作比较接近的那部分书写活动，我称之为“书法活动”。

晚清官员的书法活动

晚清官员在日常生活中要写很多观赏性的书法。我讨论的墨迹也是主要用来观赏的“作品”，如对联和扇面。也就是说有比较明确的创作意识的书写。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写了多少对联，写了多少扇面。为什么写这么多对联？为什么写这么多扇面？

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可分为练习、自娱、应酬三种。

有时候这三者也不能完全截然分开。自娱就是自由挥洒，今天高兴了写一篇什么东西，应酬昨天已经讲过了，帮别人写，这是量非常大的一种。我所说的“练习”不是上面说到的令狐归儿这类的习字。小朋友还不太会写字，所以练字。我讲的官员都是成年人，都是通过了进士的考试，都是很有名的文化人，是已经掌握了熟练的书写技巧后为把字写得更好的练习，通常是临习古代范本。这不是一般的学习，而是再上一层，多少带有一点艺术方面追求更高造诣的意思。

为什么书法能够成为中国文人非常重要的艺术爱好？

梁启超曾经评论书法：第一可以独乐；第二不择时不择地，你要跳舞还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第三费钱不多；第四费时间不多；第五费精神也不多，累的时候也可以写；第六成功容易，随时进步，自然随时快乐（这个是说说而已）。第七，可以让你集中精力，即“收摄身心。”

在晚清高官日记中记录自己写字最多的是曾国藩，但不见得他练得最多，他是记录得最多。有的人练得很多但不记录，等会儿我给你们看例子。

曾国藩为自己订的每日课程的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馀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馀偶谈》；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馀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

曾国藩每天早晨大字写一百，应酬字少许。他很清楚练字不是应酬字。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事事效仿老师，他也练字。

李鸿章临《圣教序》1892年

这时，李鸿章是汉族官员里权力最大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每天练一篇，一百来字。

李鸿裔是曾国藩最信任的幕僚，他年龄比曾国藩小很多，四川人。你看他的日课，每天读一经一集，看一史一子，写汉碑，临集贴。每天都有读、看、写三件事，其中就有写书法这件事。这都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人了，可以看到写字在他的生活中很重要。

李鸿裔日记首页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中国驻欧洲的大使，跟父亲一样每天练字，也有日课，而且更为系统。他有时按照篆隶正草的次序临帖，今天练篆书、明天练隶书、后天练楷书，再后天练草书然后再回来，非常有系统。

还有很多官员，他们也写日记，但由于临帖一事在日常生活中太过平常，所以，他们日记中经常不记载。但是他们留下的书迹却告诉我们，他们经常练字，也有日课。

翁同龢临张迁碑，1889年

翁同龢是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老师。这是在1889年临张迁碑后写的跋语，“……临毕，每日三二页”，原因是这段时间比较空，“朝廷有嘉礼，近臣得休沐”。近臣就是皇帝身边的人，嘉礼是光绪皇帝要大婚，大臣放半个月假，放假干什么？临帖。每天临两三页，临隶书。

翁同龢临《衡方碑》，1899年

这是我今年拍的，他的五世孙翁万戈先生在美国，我每年都去看他，这是1899年临的衡方碑。

翁同龢临《争座位帖》，1902年

这是1902年临的《争座位帖》。这些作品在翁同龢的日记中都没有记载，但我们看到了他留下的作品，所以写字临帖是晚清的高官最经常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潘祖荫，他是很大的官，跟翁同龢一样，也是苏州人，是吴大澂的老乡。他特别喜欢吴大澂写的篆书，他问吴，“大篆应从何处入手，便中示及，好学之意甚殷”，“吾弟从前作篆，从何入手?若始作篆而即从钟鼎临摹，似难措手也。散盘曾临百本，能临一本见惠乎?”我也想练，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来练大篆。

西周重器散氏盘铭文

《散氏盘》在台北故宫，铭文357字，一般来说不可能一天临一通，因为大篆相对比较慢，三天临一通，一百本差不多就临一年，所以可以看出吴大澂花了多少精力来临。

吴大澂临《散氏盘》，1887年除夕

这是吴大澂在1887年除夕临完的《散氏盘》，现在由苏州图书馆收藏。近年来我国内拍卖市场非常活跃，出现过好几通吴大澂临的《散氏盘》，所以吴大澂也很用工。潘祖荫问吴大澂该怎么样临。

吴大澂说，你应该临石鼓文比较容易。潘祖荫给吴大澂写信说，“临石鼓文闷极，写一纸即撕去。俟临百本后再就正耳。”这些零星的记载告诉我们，晚清官员在临习古代碑帖日课方面是花了大量的时间。

石鼓文拓片，约刻于公元前5-前4世纪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临帖，日常的书法活动还包括友朋之间切磋书法和独自领悟书法。

打个比方，曾国藩有一个朋友何绍基（字子贞，1799-1873）是晚清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曾国藩与其见面时，常切磋书法，曾的日记中有记录， “酒后，与子贞谈字。至子贞处，观渠作字，不能尽会悟，知平日所得者浅也。”他一看何绍基写的字，觉得自己写字还不行。

李鸿裔是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写到：“与眉生论古人作字之法,至灯时散。”可以看出他们对书法是非常严肃的态度，翁同龢日记还记有“未出城,临帖,悟‘戒虚锋’一语。”“迩来稍悟书法，落笔需曲折并须灵动”，临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

为什么晚清官员要花这么多时间练字？当成为主要的爱好之后，官员之间其实都非常在意自己的书法，在意到什么程度？你们不可以想象，非常挑剔。今天我看有的书法家写字卖钱，写完就拿走吧。但真正严肃的场合他们非常重视，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群体里懂书法的人非常多，马虎不得。

我举个李鸿章的例子。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在致友人的书札中，曾专门提到李鸿章为人写对联的事：“合肥每年必写楹联一二月，藉以消夏。戊子（1888年）后因病中辍，家人以解衣磅薄，出汗过劳劝止。去年九月，因为兄旧居明致书屋榜，乃先君斋名，必欲亲书，恐手生荆棘，活腕十余日始书之，因复书楹联……”

李鸿章是合肥人，因为他名气大，欠了好多字，集中在每年夏天两个月，天热，空闲时没什么事做，他就写字。1888年因病停了一段时间，家人不让他写了。九月，李鸿章的哥哥因为要改造一个屋子，屋子的宅名原是李鸿章的父亲写的，所以李鸿章决定亲自重写牌匾。但由于生病，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写字，他担心手生写不好，练习十几天自己满意了才写。可以想象他们的认真程度，首先自己心里就有一个比较高的槛。

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

从我接触的材料来看，扇面和对联是应酬书法中最为流行的形式（晚清人并称之为“扇对”），其数量远远超过条幅、手卷、册页。

如果我们查看近年中国大陆主要拍卖公司的拍卖品，剔除那些明显的伪作，在晚清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翁同龢、吴大澂、张之洞、曾纪泽等）的书法中，数量最多的正是对联。虽说主要拍卖公司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数字，但是用它和晚清的日记相印证，足以说明对联是晚清最流行的书法形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基本是从清代中期开始。扇面更早，明代中期就开始了。吴大澂写对联打在格子里，写得非常工整。

吴大澂写的对联

晚清一些高官书写对联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曾国藩为例，同治三年（1864）三月，曾国藩一共书写了106副对联。同治七年（1868）二月，曾国藩共书写对联146副。他每个月书写百馀副对联是常态，而非偶然。

这些对联都是送人的，你就可以知道社会的需求量有多大。很正常。

再看翁同龢。同治七年十月，翁同龢护送妻子的棺柩回故里常熟安葬。在常熟，翁同龢写了很多字。十月初三日“竟日大雨，不能扫墓。为人作楹帖五十馀、扇十馀，手腕欲脱，观者如堵墙。”一天楹贴五十多个，扇面十多个，起码六十多，有可能七十多。

曾纪泽日记中关于写扇对的记载很多。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八日：“（早）饭后，……写八言对联十七副。（午）饭后……写八言对联五副，五言对联四十副。夜饭后……写折扇，篆书者一柄，楷书者一柄。”这一天曾纪泽写了八言对联22副，五言对联40副，扇面2张，共64件扇对。如果从午饭后到晚饭前，一共5小时的话，写了45副对联，等于一小时9副，7分钟一副。

所以量很大，一天写六十几件，可这还不是最多的。

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一日内书写量最大的是何绍基。何绍基在道光十六年（1836）成为进士步入仕途后，求字者络绎不绝。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十一日，何绍基在京师，“写对联将百副。”次日，“写大字对联七十馀副。”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初七日，何绍基在京师，“醉后写对子至八十馀副，可云畅笔。”咸丰二年（1852）九月初八日，在京师，“写大字至暮，连夜得对子有一百零七副。”何绍基写对联多用行书或行楷书，速度较快，但数量如此之大，也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晚清官员写扇面也非常多，在数量上几乎可与对联匹敌。对联一般是一个人完成，扇面可以两个人甚至多个人完成，可以一面书法，一面绘画。

扇面

这个扇面有五个人的东西，吴大衡、吴大澂、汪鸣銮等，基本都是做官的。汪鸣銮是吴大澂的表弟，做到吏部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们都是苏州的。吴大澂的弟弟吴大衡也是进士，你看一个扇面五个人写。

吴大澂好朋友顾肇熙日记记载：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望云来，嘱代挥扇，下午为便面十二纸。”

扇子作为驱暑用具，通常在暑期会需求多些。曾纪泽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和五月日记有写扇子的记录较多：四月廿一日，“写女折扇四体书者二柄。……夜饭后，……写男折扇四体书者一柄。”廿三日，“写折扇二柄。……写宫扇二柄，一录旧作，极细密，一作四体书。”四月共写了45柄扇子。五月，共写52柄扇子。

写扇子比写对联慢，所以数量上相对比对联少一点。而且扇子写错了也比较麻烦。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一本书非常好看，叫《中国札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利玛窦很好奇。我们很多习俗自己都忘了，他都给记下来。他发现中国人用扇子很多，他说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扇子通常是在酷热季节用来扇风的，各个阶级的男性、女性都使用，在大庭广众中，如果不带扇子会被认为缺乏风度。尽管天气已经使人避风而不是扇风，他们还是带着扇子。有时候扇子上写着一些格言甚至是整篇诗词，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象征是最经常互相赠送的礼物，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的扇子礼品，都是朋友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也拿来送人作为友谊的赠礼，很容易想象在各处从事于制扇业的工匠数目有多少。

你看人人拿着扇子，扇子已经成为道具。西方的肖像画经常拿着白手套，中国肖像画是拿如意，否则手不知道如何放，拿扇子也是中国人当时的习惯。我有一个老师叫张充和，大家可能知道，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在苏州开昆曲的曲会，二三十人每人一把扇子，等于是一个移动的画展，互相传看扇子。扇面的需求量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一个人可以不只使用一把扇子。

对联在清初开始流行，清代中期以后，成为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在此之前，扇面应是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比条幅、手卷数量上多得多。

利玛窦说了，不管季节，冬天也带扇子。比如，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十三日，曾纪泽一天写了26柄扇子，此时正在冬季。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八日，曾纪泽“夜饭后为静臣弟写扇，插泥金字四扇，搭包五色字、泥金字共三十扇。”此时是春季，天还不热，一晚上写了三十多把扇子，数量可观。

对联、扇面的使用

挽联、喜联、各种建筑上用的对联。光绪皇帝结婚的时候宫廷用对联，多少大臣都参加书写，好几百幅的写。

但对联最大的用途还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礼品。同治七年（1868）翁同龢护送亡妻和一位兄长的棺木回籍埋葬，一路上各地的地方官派官兵和车船分段相送。对效力的官兵，翁同龢除了付银两酬劳外，就是送扇对致谢。如八月十五日：“夜遣两弁归，每人十两、扇对。”九月初四日，“遣鼎营三炮艇归，各酬二金并扇对。水手每船三千。”

以上说的是私事，其实书法也被用到公事中。

慈安太后于光绪七年（1881）三月去世。翁同龢参与出殡事，对很多人帮他把事办得很圆满，翁同龢很感谢，除了银两还赠送扇对：“房东刘姓二两（扇对），茶房二两，厨房四两，陈头儿二两，张姓二两（扇对），王姓童子二两（扇对）。旗牌张联芳送礼四，二两（扇对），段把总送物（扇对），李长龄送茸一两（扇对），恒和厂送菜（扇对），李瑛送菜（扇对两分）。”不是谁都给扇对，出力多的给扇对。也不是拿扇对抵钱，但你这些扇对加起来就知道有多少了，都是他们自己写的。

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时，甚至用自己的书法来犒赏部下。他在日记中写道：“念各营官去年辛苦异常，无以劳之，思每人给对联一付，下半日共写十七对。”

古人讲字如其人，他们的统帅给下面的部将写字更表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带有公共性的功能。但是，即使是挥手可就的书法作品，曾国藩也不随便出手。他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营官各赏对一副，其丙辰冬日曾赏对者，此次不赏。”去年给过的今年就不给了。

在京官员特别是高官，还有一项书法应酬，那就是为来京参加科考的举子们写字。翁同龢光绪三年四月十二日日记记载：“写对极多极忙，皆下第将归之客也。”各省的学政也常常有类似的应酬。

如何提高书写的效率

当写字量这么大的时候，就要提高书写效率，对联需求这么多，要准备对联。

我见过有学者讲何绍基写对联，当场撰当场写，我觉得不可能，其实大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郭嵩的日记中所载他抄录的联语

咸丰十年（1860）三月五日，潘祖荫（伯寅）向郭嵩焘出示了一册其祖父、曾任大学士的潘世恩（1769-1854）“手录联语，属书数字”。郭嵩焘题了两首诗后跋曰：“岁丁未，曾乞文恭公师楹书，十年兵火，旧藏书帖多残毁散失，而此书独存。伯寅理卿出吾师手录联语一册，敬题二诗于后。”

吴大澂手录自己所集大篆联语一百七十五

吴大澂也曾手录自己所集大篆联语一百七十五。第一对：“登泰山而小天下，唯中国有大圣人。”另外还有各种对联的收集，帮助写对联。中国文人写对联，律诗里就有对子，八股文里也有对仗句，所以他们写对联的工夫很好，但即使这样，他们也要提前准备好对联，以备不时之需。

代笔的问题

此外，当官的实在来不及就找人代笔，代笔现象蛮多的。第一就是幕僚代笔，有时候找家里的帐房先生代笔。

对研究书画的人来说，代笔问题是鉴定时遇到的很大的挑战，傅山就有儿子和侄子代笔，所以他说“俗物面逼”，傅山愤恨在心里，你得到是真的又怎么样？给你乱写。代笔现象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并非全部代笔，而是部分代笔。曾纪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日记记载：“写三体书四柄，其楷书则皆请锦堂代笔，余仅作篆、隶、草也。”他说写三体书，其实是四体书，篆书、隶书、草书他自己写，楷书他找帐房先生帮忙写，所以鉴定就很困难，只是部分代笔。

还有更有意思的，有一个朋友，找曾纪泽写十五幅对联，曾纪泽说太忙。朋友说没事，我找人给你写完了，拿过来你题个款。这就叫假字真款，真款真印。

落款的技巧

说到落款，往往正文和落款分开书写。一些晚清官员在写对联时，经常只写对句，暂不落款，积到一定数量后一起落款，这样可以避免不断换笔，效率比较高。落款的时候集中落款，集中盖图章。这个也有记载的，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到：“巳刻写对联三付，下款十余付，皆送竹屋者。”这里的“下款”亦即落款。写款多于写对联，就证明他把以前没落款需要落款的都给落了。在曾纪泽的日记中，类似的记载更多，如同治十三（1874）十一月廿八日：“写对联二副，屏幅四纸。饭后写四体书屏四纸，写对联款五副。……写对联款十五副，写折扇款十五柄，夜饭后又写五柄。”他那天专落对联落款就落了20幅，另外还写扇面款20个。

为什么不落上下款，这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还有称谓中的礼数问题。中国人经常讲称谓，你要看赠与对象来安排上款称呼，下款称呼也要有变化，所以他放在那儿统一落款是有其他考虑。落款也给我们的鉴定带来了一些困惑。

曾纪泽出使欧洲的时候，当时中国比较穷，他没什么礼物可以带，在中国本来就是写字做礼物，他就带了自己准备好的扇面、对联，带到欧洲去，见到外国朋友就送给别人对联、扇面。据他光绪七年（1881）四月十一日日记记载：“清捡早岁所书楹联、屏幅等件，以联一副、屏四幅，写款送日本驻俄参赞尾崎三良，且写一函答之。”

早岁所书楹联，写款送日本驻俄参赞。对联的内容可能是两年前写的，落款是两年后写的，但都是真字真款。董其昌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蛮复杂的，我们要了解古人创作的很多情景才能比较准确地做出一个判断。

对联为什么这么流行？第一，清代礼学兴盛，对联这种比较对仗的受到欢迎，第二，清代书法有碑学的兴起，篆书、隶书、楷书的书写比较慢，对联多写正体字楷书、隶书、篆书，虽然比较慢，但字数少，而且对章法的要求比较容易，所以就效率来讲还是对联高。

墨汁的准备

你们如果没有写字的经历不知道磨墨多困难。我讲一个张充和的故事，她喜欢写小楷，写得很好。我问她，你怎么不写大字？她说，没人给我磨墨。我们一般研究艺术史的人会找很复杂的原因解释，其实有时候原因很简单，要写大字，要磨好长时间的墨。

王铎有一次临写淳化阁帖，三弟王鑨磨墨三日，方竟一卷。

又有一次，静观和尚知道王铎要来崇效寺游览，提前两天就磨好了墨，等他来写字。还有一次，王铎即席挥毫，磨墨的书童竟至“僵欲倒”。所以磨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古人请不了书童，又要磨墨，那就边磨墨边读书。吴大澂的好朋友顾肇熙在日记中记载：同治三年五月九日“早起，磨墨半杯，读文十遍。饭后读文十遍，磨墨少许。……回馆，灯下磨墨少许，读文十余篇。”这都是古人读书的细节，如果家里有钱雇书童磨，没钱就自己磨，但不能浪费时间，一手磨墨，一手读书。

这种情况下，墨汁出现了。最早在18世纪出现了墨汁，做拓片都是墨汁，但质量不太过关。到19世纪下半期的时候，墨汁开始过关，琉璃厂开始卖墨汁了。光绪十六年，叶昌炽“偕允之赴厂东得一阁购墨汁。肆主人谢吉晖，名嵩梁，湖南人。著有《今文房四谱》，论纸墨之性甚详。所制墨汁，价自二千泉至十两，有名‘云头艳’者，墨中晕紫，风日燥烈中用之弥润，可谓能事矣。”这是在叶昌炽的日记中记录了墨汁，但是他把“一得阁”写成了“得一阁”，“一得阁”是湖南人开的，今天到琉璃厂依然可以买到“云头艳”这个牌子。但墨汁还是不如磨的墨，磨的墨新鲜、层次好。现在机器做的墨汁，碳素太多，太黑，胶重，笔不易拉开，写字的人就知道了。磨的墨，颗粒稍微大一点，滑动感好，笔毛也容易打开，收放自如，所以发明磨墨机。

王学雷曾撰文证明，苏州职业书法家姚孟起每天要写很多字，是他最早请钟表店造的第一台磨墨机。以前请人写字，除了润格多少，还有磨墨费10文。姚孟起受到钟表的启发，在1879年就委托钟表店制作了第一台磨墨机，拧上发条就可以磨，发条松了之后拧上再磨，用姚的话说，“较手磨可快十倍”。

两年后（光绪七年，1881），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的谢智卿也制造了磨墨机。正月，曾纪泽在俄国，他二十五日的日记记载：“饭后至小村室，观磨墨机器良久。”此后他经德国到法国，在法国“试演在俄所制磨墨机器，与智卿商改之。”曾纪泽在欧洲用什么驱动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日记里我们看到，他请手下一个叫谢智卿的人制造了磨墨机，不断在试。

为什么晚清官员写这么多字？

就是因为广泛的需求。翁同龢日记中有记载：“竟日未出，写应酬字，觉日短矣。”“作楹帖，凡戈什、巡捕皆持纸来，应接不暇，臂为之痛。”“终日写应酬字，极忙转，甚于入直。”

翁同龢慨叹，写应酬字比到官署办公还要忙碌。

我认为写字这么多，跟人口增加有关。人大的清史教授对我提出这个意见，我觉得很好。乾隆年间人口达到3.5亿，19世纪下半叶可能达到4亿。傅山生活的时代人口是1亿，傅山已经忙得逃到山里去。可能有人会说，人多了，那读书人也多了，可以写书法的人也多了。但是，应酬书法的运作，并不是平摊，基本是自上而下的流动模式。

名气大的人，大家都要他的名气，所以上层精英写的量就特别大。晚清当时上海有一个叫杨葆光的文人（新昌知县），他写的字也很大量，但满足的是更低层次的人，他是他那个圈子里名气大的人。声望越大的人写得越多。

那么，为什么扇对会成为应酬书法中最主要的形式？

对联多最根本的就是效率的问题，对联写得快，尺幅大。

吴大澂对联（1869年），124 x 28 cm，八平方尺

你要写一幅条幅，写草书还可以，但成功率要低于对联。对联两条14个字就可以撑起八平方尺。中间有点距离就很大了，八言联更大，非常适合悬挂于厅堂。这是孔府，用了很多对联。

孔府

晚清官员写扇面也非常多，在数量上几乎可与对联匹敌。扇面比较有意思，跟对联正好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对联的悬挂是具有公众性、礼仪性，挂在那儿不动的；扇面是携带的，你如果不打开，还有一定的隐私性。你打开了又合起来，具有把玩性，视觉上显得不是很正式的，带有随机性和丰富性。在当时，扇面可以写得很简单，你看这个扇面，只有两行。

但同时也可以写得很复杂。对联不行，对联不能用小楷写得密密麻麻的，必须十几个字对仗。

比起对联，扇面不仅在视觉的丰富性和精致性上更胜一筹，随身携带，它还是使用者社会身份的证明。正如清初张潮所云：“观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识其人之交游。”

当时很多人把扇面当做社会名片。你拿一个曾国藩给你写的扇面，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人有点来头。今天带个李鸿章写的扇面，明天带个曾纪泽的。这是展示社会关系很重要的手段。你不能说我家有李鸿章写的对联，你去家里看看吧，那时候也没微信发朋友圈。但扇子不一样，可以随身带。

晚清的官员不卖字

这跟市场无关。那时，现任官员不卖字，退休的官员可以卖字。晚清官员或文人卖字，常常是生人卖，熟人不卖，朋友不卖。1665年四月何绍基在致长沙家书云：“人都劝我写字要笔资，老年窘状，不能不犯既衰之戒，不想笔劳而资不速集，致成留滞。日内已截止来纸，但了案头残债，即可往浙矣。”大约在同年六月致何绍京的一札中云：“此次沪上笔资，足资盘费。”

此时何绍基已经罢官。

我们看到，何绍基在写给家里的家书中说，人都劝我卖字，他晚年不当官比较穷，他到上海，上海是大城市，是最早卖字的。有一些扇庄代理他们的字。通过这封信，你知道他之前没卖字。读杨葆光的日记，他当官期间也不卖字的。

不卖字的原因：大概是做官的收入比较高。而且为官期间的润格很难订，以官位高低来订润格？书写的日常性也使润例难订。

不卖字可能是书写量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使得文人文化得以维护。大家平时大量的通信、题跋和大量的交换都是这样。正因为不卖字，所以在书法应酬中出现了特殊的礼品经济——索书。

索求墨宝是非常多的。官员的字什么时候会成为有市场价值的艺术品？一般去世后很快就有价值（有时，还在世时，就有人拿去卖）。刘墉和钱沣（南园）的字在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下半叶），都已经在市场上流通，而且价格不低。翁同龢日记里记载，刘墉的字册卖40金。“见钱南园对极佳，价极昂。”

现在我们再回到我在演讲开头提出的问题：在古代留下的文字遗迹中，什么是书法？或者，什么不是书法？

我面临的困难：中国古代的许多书法杰作都是信札、药方、笔记，都可以是书法。但是，包括了大量的日常书写，也会遇到问题。我只是为讨论方便，把这些不包括进去。

晚清的官员们写了这么多的字，人们是不是都把它们都作为“书法”呢？其实未必。

打个比方，在古代，人做寿你要收寿幛。著名人物收到的寿幛、寿联和祭幛、祭联有时真有多到成为负担的地步。吴大澂的妻子于光绪乙未（1895）年四月初八日在湖南去世。吴大澂收了200多篇挽联，挂不开。这么多的对联怎么办？很多的时候被处理掉了。曾国藩去世后，曾纪泽收到很多挽联，他把书法好的挑出来，馀下的分与诸妹，再赏宅中婢仆。

大量的信札怎样处理？曾纪泽日记记载，他只保留书法好的信札：“夜饭后清理各处信件，书佳者留，应复者写记，已复者焚之。“

晚清大收藏家、吴大澂的老师吴云编《两罍轩尺牍》时，委托友人代他整理多年来所收友朋信札，“其笔墨可观者留之”，不好的烧掉。他没烧的留到今天，嘉德都可以拍卖。看历史的变化，可以有很多跟过去不一样的认识。

现在我再来问一次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晚清官员会写那么多书法？

晚清的官员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在书法上有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的原因。最根本的一点，还是书法有体制的支持。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曾国藩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到，他和九弟曾国荃都在练习书法，“(九弟)二月以来，日日习字，甚有长进。男亦常习小楷，以为明年考差之具。近来，改临智永《千字文》帖，不复临颜、柳二家帖，以不合时宜故也。”

当时太平天国没起来，曾国藩已经考上进士，但进了翰林院还得要考试，考得好仕途辉煌，所以他还在准备习字。近来他开始改临新帖，因为考官有偏好，不仅仅是自己的喜好，所以还是跟官场的文化有关。

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中国步入20世纪之前，书法是中国精英们最为主要的艺术爱好，他们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的精力。而就社会生活而言，对官员们的书法的需求量也极大。

美国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对于古代经典的艺术形式和文化意韵的探求，对于遣词造句的细微之处的玩味，而不是对有实际用途的技能进行训练，才是知识表达的主要方式和社会权力的核心内容。”他讲得非常好。

列文森的话是针对晚明而言，其观察基本正确。书法水平的高低是文化资本一个重要的构成。官场认这个，文人士大夫认这个，认这个就能起作用。但晚清和晚明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十九世纪下半期，在晚清官员的知识构成中，已经有了相当的西学成分。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书写工具、丧葬文化、牌匾文化、书信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法的生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书法”的日常必要性消失了。政治精英整体性地退出了书法，书法不再是精英的艺术。

晚清的官员们生活在一个发生巨变的时代。观察他们文化活动中的一些细节，自然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在一百多年来发生的变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