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提及的国富论、天演论是如何打开近代中国思想界视野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英国国宴时，在演讲中讲道：“《国富论》、《天演论》等英国名著则为近代中国思想界打开了全新视野。”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中国最初是由严复于1897年至1902年完成翻译的，后由上海南洋公馆译书院出版。严复译本称为《原富》，至于何为“原富”，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有所说明：“云《原富》者，所以究察财利之性情，贫富之因果，著国财所由出云尔。”经济学家胡培兆曾在撰文中称书名意译为《原富》，切义并充满睿智，“‘原’是多义字，其中含有源头、根本之义，《原富》者，探究富国之本源也。”

而国人对亚当·斯密和《国富论》的关注其实在《原富》的翻译和出版之前就开始了。在1870年代，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熹赴英访问，随从的副使刘锡鸿就在笔记中记载了《国富论》一书，不过他对书名进行了音译，称之为《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并谓：“威罗士者，丰也；疴弗呢顺士者，国也，书言丰裕其国之道，故名。”《国富论》原版名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而“威罗士”显然为Wealth的音译，“疴弗呢顺士”则是Nations的音译。

在《原富》出版之前，其他经济学相关的中文译著中已经提及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书，而所用译名皆与《原富》和《国富论》不同，分别有《邦国财用论》、《万国财用》、《富国探源》和《富国策》等。而该书的作者Adam Smith在“亚当·斯密”这个译名之前，也有其他五花八门的译名，例如阿达格斯密斯、挨登思蔑士、斯美氏、阿荡司、师米德·雅堂等。

严复当初翻译《原富》意在希望中国亦能遵循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道路，同英国一样成为富强的国家。不过《原富》多有删节，以致斯密著名的隐喻“看不见的手”也不见了。除了翻译，严复还在其中加入了六万字的按语，即为一边翻译、一边议论。

在严复译本之后，1931年，郭大力和王亚南用白话文翻译的《国富论》正式出版，不过此时对该书的翻译是站在批判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并且是为《资本论》的翻译所做的准备工作。但较之严译本，该译本对斯密思想的理解更为精准，所用白话文也使此书更易理解和传播。

1972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对之前的《国富论》译本进行修订，并将斯密的书名全文译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20世纪，关于《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国大陆只有以上提到的三个译本；而进入21世纪，《国富论》的各种译本层出不穷，竟有20多个，同时郭、王译本也在不断重印之中。有学者对这种井喷式的复译现象有批评之意。

习主席提到的另一本著作《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最初也是由严复译介至中国，一来《天演论》的翻译在《国富论》之前，二来，前者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广之深远远超过后者。

《天演论》原是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罗曼尼斯讲座的讲稿加上后来补写的通俗化导言，而严复基本上在1896年完成翻译初稿，可以说在时间上几乎将赫胥黎的学说同步引入中国。

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追随者，随着《天演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对知识界的影响甚大。其他不说，从改名便能知晓一二，比如胡洪骍改名胡适、字适之，以及孙中山手下的大将陈炯明的别名为陈竞存，“适之”、“竞存”都出自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名言。

另外，从出版的角度来看，1905年至192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的《天演论》已重印至24版，可以想见其受推崇的程度。在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他讲道：“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那是严氏的译介本。”

严复当年翻译了八大名著，除了《天演论》之外，其他都是西学名著。可以说是严复的译介使得译本的名气超过了原作，成为翻译史上的典型代表，而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天演论》契合了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思想内容。

严译《天演论》为什么如此受推崇，借用胡适的话来讲：“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以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同《原富》相类似，都加了诸多按语，同时选择桐城派古文，即先秦文言文翻译。鲁迅认为严复的译著中《天演论》最好懂，并且桐城气十足。

严复所译的《天演论》选取了1894年版的前两个部分，而书名“天演”只翻译了原标题的一半，丢掉了“伦理学”。而对于严复选取原书部分进行编译以及用先秦古文翻译等问题，后来的学者如傅斯年、贺麟和范存忠等人多持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