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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我和村上春树不存在竞争
【编者按】作家访谈“小说的艺术”是知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持久也最著名的栏目，自1953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重要作家长篇访谈，他们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和生活等等。
99读书人曾在2012年出版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在等待了3年之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终于即将由99读书人出版上市，第二辑访谈收入的作家包括：福斯特、萨冈、赫胥黎、品特、辛格、博尔赫斯、E.B.怀特、聂鲁达、斯坦贝克、冯内古特、科塔萨尔、德里罗、桑塔格、麦克尤恩、梅勒、大江健三郎。本文为《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中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访谈的部分内容。
大江：不，不，不。好的采访是把以前从未谈到过的某种主题揭示出来。我没有能力成为好的采访者，因为我根本不能提炼某种新的东西。
一九六〇年，我作为入选的五位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去采访毛主席。我们是作为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成员去那儿的。我在五个人当中年纪最小。我们见到他时很晚——凌晨一点钟了。他们把我们带到外面一个漆黑的花园里。黑得都看不见附近有茉莉花，可我们能闻得到它。我们开玩笑说，只要我们循着茉莉花的香味，就会走到毛那儿了。
他是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个头非常大，尤其是以亚洲的标准看。他不准我们提问，不直接跟我们谈话，而是跟周恩来总理说。他从他的著作中引用他本人说过的话——逐字逐句——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他有很大一罐香烟，烟抽得很凶。他们说话时，周不断把罐子从毛主席那里慢慢挪开去——开玩笑地——可毛不断伸手把它慢慢挪回来。
次年我采访了萨特。这是我第一次去巴黎。我在圣日耳曼酒店要了个小房间，而我最初听到的声音是那些游行者在外面高喊“阿尔及利亚和平！”。萨特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像毛一样，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已经发表过的那些话——《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和《境况种种》当中的话——因此我就停下来不做笔记了。我只是把那些书的题目写下来。
《巴黎评论》：你在政治上的积极行动给你惹来过麻烦吗？
大江：眼下我正为《冲绳札记》里的诽谤而遭到起诉呢。我对二战最重要的记忆便是使用原子弹和一九四五年冲绳的大规模自杀。前者我写了《广岛札记》，后者我写了《冲绳札记》。冲绳战役期间，日本军方下令冲绳沿岸两个小岛上的人自杀。他们告诉当地居民说美国人是那样的残忍，他们会强奸妇女，把男人杀掉。他们说在美国人登陆之前自杀会更好。每户人家发给两枚手榴弹。在美国人登陆那一天，五百多人自杀身亡。祖父杀死儿孙，丈夫杀死妻子。
我的观点是，驻扎在岛上的防守部队的领导要为这些死亡负责。《冲绳札记》差不多是四十年前出版的，但是大约十年前一场国家主义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企图修改历史教科书，要将书中提到的二十世纪早期日本在亚洲犯下的任何暴行都抹去，诸如南京大屠杀和冲绳自杀这类事件。写日本人冲绳罪行的书出版了不少，但我的那本是为数极少仍在印刷的书之一。
保守派想要一个靶子，而我就成了那个靶子。相比我的书出版的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目前的右翼对我的攻击看来国家主义色彩是要浓得多了，具有复活的天皇崇拜的成分。他们宣称说，岛上那些人是死于一种效忠天皇的美丽纯洁的爱国主义情感。
大江：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有效的，让我意识到我的敌人——就敌人这个词基本的意义而言——是在何处，意识到他们在日本社会和文化当中是采取何种形式。不过，为将来其他受奖者拒绝领奖而开辟道路，据此而言它是无效的。
《巴黎评论》：你试图在你的小说中传达政治信念吗？
大江：在我的小说中，我没有想要训诫或是说教。但在我那些关于民主的随笔文章中，我确实想要教导。我写作时的身份是有小写字母“d”的民主主义者（democrat）。我在作品中一直想要理解过去：那场战争、民主。对我来说，核武器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基本问题。反核的行动主义，简言之，是反对一切现存的核武器装备。在这一点上，事情丝毫都没有改变过——而我作为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也丝毫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运动。
我的想法从六十年代以来确实没有改变过。我父辈那一代把我描述为赞成民主政治的傻瓜，我的同时代人批评我消极无为——因为安然自得于民主政治。而今天的年轻一代其实并不了解民主政治或战后民主时期——战后的二十五年。他们必定赞同T.S.艾略特所写的，“别让我听从老年人的智慧”。艾略特是个沉静的人，但我不是——或者至少我不希望是。
《巴黎评论》：你觉得和村上春树、吉本巴娜娜这些作家有竞争吗？
大江：村上是用一种清澈、朴实的日本风格写作的。他被译成外语，受到广泛阅读，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中国。他是以三岛由纪夫和我本人做不到的某种方式在国际文坛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位置。日本文学中这样的情况确实是第一次发生。我的作品被人阅读，但是回过头去看，我是否获得了稳固的读者这我是没有把握的，即便是在日本。这不是竞争，但是我想看到我更多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和德语，在那些国家中获得读者。
我并没有想要为大量读者写作，但是我想和人们接触。我想告诉人们那种深深影响了我的文学和思想。作为毕生阅读文学的那种人，我希望去传播那些我认为是重要的作家。我的第一选择会是爱德华·萨义德，尤其是他那些晚期著作。如果我看起来总像是没有在倾听，那我是在考虑萨义德。他那些思想一直是我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帮助我在日语中创造新的表达方式，在日本人中创造新的思想。我也喜欢他这个人。
《巴黎评论》：你和三岛由纪夫的关系让人发愁。
大江：他恨我。我的《十七岁》发表时，三岛给我写了封信说他非常喜欢它。因为这个故事想象一位右翼学生的生活，三岛大概觉得我会被神道教、国家主义和天皇崇拜拉过去。我从未想要赞颂恐怖主义。我想要努力理解一个年轻人的行为，他逃离了家庭和社会，加入一个恐怖分子集团。这个问题我仍在考虑。
但在另一封信里三岛写道，我是那样的丑陋真让他吃惊，这封信发表在他的书信选中。人们通常是不会发表这样一封侮辱人的信的。例如，在纳博科夫的书信中，那些明显侮辱人的信件并没有发表出来，直到双方都去世了为止。可三岛是出版社的上帝，他无论想出版什么都会得到允许。
《巴黎评论》：你曾在一次宴会上把三岛的妻子叫做傻逼，这是真的吗？
大江：那是编出来的。约翰·内森在《教会我们摆脱疯狂》的导言中写了这个。他想把我塑造成一个臭名昭著的青年作家形象。三岛和我在出版宴会上见过两次，但是有女招待伺候喝酒，一个作家是决不会把妻子带到那种宴会上去的。那个时侯三岛是头牌作家。不会有这种事。按照约翰·内森的说法，那个字眼我是从诺曼·梅勒那里学来的。
可我已经知道那个字眼了——我是在美国大兵周围长大的，这是他们扔给日本女孩的一个词。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我是绝不会使用这样一个字眼的。再说，如果我恨什么人的话，那也绝不会去冒犯他的妻子。我会直接去冒犯那个人。为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原谅过约翰·内森，虽说他对那本书的翻译我是喜欢的。
《巴黎评论》：光出生时，你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你和你的妻子被看作是很风光的一对。你有没有担心过和光一起生活会剥夺你的职业生涯？
大江：那时我二十八岁。是我获得颇有名望的芥川奖之后的五年。但是生下一个残疾儿我并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丢脸。我的小说《个人的体验》中的鸟这个人物觉得和残疾儿生活在一起不舒服——对于故事情节来说这是必要的——但我从来没有为此感到焦虑。我想要我的命运，就像哈克贝利·芬。
《巴黎评论》：在光刚刚出生之后，你对他会活下来是没有把握的。
大江：医生告诉我说，他存活的几率是很小的。我觉得他会很快死掉。光出生几周之后，我去广岛旅行。我看到很多原子弹幸存者把某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写在灯笼上，让它在河里漂流。他们注视着灯笼流向河对岸——死者的灵魂进入黑暗之中。我想要加入。我把光的名字写在灯笼上，心想，因为他是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人了。那个时刻，我都不想活了。
稍后我把我做的事情告诉了一个朋友，一个新闻记者，他女儿是在广岛原子弹期间死去的。他说，你不该做那种多愁善感的事情。你得不停地工作。后来，我承认我做的事情是最为糟糕的那种多愁善感。从那以后我改变了态度。
《巴黎评论》：光经常作为人物出现在你的小说里。
大江：我和他生活了四十四年了，写他已经成为我文学表达的支柱之一。我写他是为了表明，残疾人是如何意识到他自己的，那样做是有多么困难。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通过音乐表达他自己——他的人性。通过音乐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悲哀这样的概念。他进入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他在那条路上一直走了下来。
《巴黎评论》：你在小说中写了那么多有关光的事情，你其他孩子对此是怎么想的呢？
大江：我也写了我儿子小大和女儿菜采子的事情。只有菜采子才会读我写的光的故事。我得非常小心才行，否则她会跟我说，光并没有说那种话哩。
《巴黎评论》：你获诺贝尔奖时，你家里是怎么反应的？
大江：我家里对我的评价没有变。我坐在这里读书。光在那儿听音乐。我儿子，他是东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还有我女儿，她是索菲亚大学的学生，他们在饭厅里。他们并不希望我获奖。晚上九点左右来了个电话。光接的电话——这是他的一个嗜好，接电话。他可以用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和韩语准确地说“喂，哪位？”于是他接了电话，然后用英语说，不，接着又说，不。然后光把话筒递给我。是瑞典学院诺贝尔评委会的号码。他问我说，您是健三郎吗？我问他是不是光代表我拒绝诺贝尔奖了，然后我说，抱歉了——我接受。我把电话放下，回到这张椅子上，坐下来，对我家里宣布说，我获得了这个奖。我的妻子说，没弄错吧？
《巴黎评论》：她就说了这个？
大江：是的，而我的两个孩子什么都没说。他们只是悄悄走到他们房间里去。光继续听音乐。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诺贝尔奖的事情。
《巴黎评论》：他们的反应让你失望了吧？
大江：我走回去读我的书，但我忍不住想要知道，是否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反应的。然后电话铃开始响起来。五个小时里没有停过。我认识的人。我不认识的人。我的儿女只是想让那些记者回家去。我拉上窗帘，给我们一点隐私。
《巴黎评论》：获这个奖有什么不利方面吗？
大江：获这个奖没什么特别负面的东西——但是获这个奖也没什么特别正面的东西。到我获奖那个时候，记者在我家门外集合了三年了。日本媒体往往是过高估计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价值。即便是那些并不欣赏我文学作品的人，或是反对我政治立场的人，听说我有可能获奖时，也都对我感兴趣了。
诺贝尔奖对你的文学作品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提高你的形象，你作为社会人物的地位。你获得某种货币，可以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使用。但是对作家而言，什么都没有变。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没有变。只有几位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继续写出好作品。托马斯•曼是一个。福克纳也是。
《巴黎评论》：你遵守哪一类写作时间表？
大江：一旦我开始写小说，我每天都写，直到结束为止。通常我早晨七点醒来，工作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不吃早饭。我只喝一杯水。我觉得那样对写作是最好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写作是艰苦的工作吗？
大江：在法语中，工作这个词是travail，这个词的意思既包含以极大的努力和痛苦做出挣扎，也包含那种努力的结果。对普鲁斯特来说，写《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挣扎和那种努力的结果是一回事。我并不觉得写作是一种挣扎。写初稿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但我对初稿彻底加以修改。那样做是艰苦的，但完成作品也是一种愉悦。
《巴黎评论》：你的睡眠不正常，这是真的吗？
大江：我的睡眠一直有麻烦。因为这个缘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我有两年依赖安眠药，但是每天晚上我服用夜酒，通过这个办法让自己恢复正常。我走进厨房，喝下大约四杯威士忌——有时候增加一倍——以及两到四罐啤酒。我喝完威士忌，喝完啤酒，然后就非常容易地睡着了。问题在于我要完成的阅读量大大增加了。
《巴黎评论》：回顾你的人生，你觉得你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
大江：我在家里度过我的生活，吃我妻子煮的食物，听音乐，和光在一起。我觉得我是选择了一个好职业——一个有趣的职业。每天早晨，我醒过来意识到，要读的书我根本就读不完。这是我的生活。
我想要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死去——这个时候我已经写完了，刚好可以读了。小说家夏目漱石的职业生涯非常短，是从1905年到1916年。有关他的著名故事是，就在他临死之前他说，我这会儿死掉的话就成问题了。他根本就不打算死。在日本，如果作家死了，留下未完成的手稿，有人就会将它出版的。我想在临死之前烧掉所有未完成的手稿和所有笔记本。我要把我想重印的书以及其他一切我不想重印的书都挑选出来。
《巴黎评论》：绝大多数作家不都是这样说说而已的吗？
大江：对于真正伟大的作家而言，未完成的手稿中会有重大的发现。但是以我而论，即便是出版的作品也都是没有完成的。我的写作过程经过几稿之后都没有结束。它得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修改过程。不经过修改，那些就不是我的作品。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部？
大江：《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是我青春时代的作品，缺陷是明显的。但我觉得它是最成功的，连缺陷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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