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生死｜革命与暗杀时代的报纸

在清末民初的变局中，暗杀作为一种低成本的革命方式，成为革命派排满反清的重要手段。1905年以炸弹谋刺五大臣的刺客吴樾曾将20世纪初称为“暗杀之时代”，“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至1911年间，清末暗杀事件达19件之多。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宪政考察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1912年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陆军部长良弼……这一桩接一桩暗杀事件集中发生在北京、广州两地，因为北京是清廷首府，乃排满重镇；广州得革命风气之先，为革命党聚力之所。

20世纪初的中国除了被标记为“暗杀之时代”，亦是近代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兴起之时代。这两者在20世纪初的相遇就成就了暗杀报道在清末民初的风行。暗杀事件极具新闻价值，自然成为报章杂志重磅报道的题材。如果说在大众媒介诞生前，暗杀性消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充满了传奇和想象色彩，那么20世纪初以报章杂志所刊载的暗杀报道则提供了新的叙述和表达方式，暗杀事件的来龙去脉，暗杀者与被暗杀者的相貌，都可以在图文交错的尺牍之间一览无余，同时摄影媒体对暗杀事件的“介入”，对其人其事的穷形尽相，也形塑了人们对身体与革命的认识和理解。

民初暗杀事件的报道分为两类：一类是暗杀清廷官员，舍生取义的烈士；另一类是被暗杀的革命党人。创刊于1912年的《真相画报》大篇幅报道了诸多暗杀事件：史坚如谋炸两广巡抚德寿（第11期，图①），李沛基暗杀凤山（第12期），白毓昆滦州举义（第14期），张振武、方维之死（第8期），宋教仁被刺事件（第14期-第17期，图③）。这些报道都采用相似的图文处理方式，即对史坚如、李沛基、白毓昆、张振武、宋教仁生前肖像照和死后遗骸照予以呈现和展示。

生照，多取自义士们生前的半身肖像照。这些照片皆摄于暗杀事件发生之前，可见当时肖像照片已成为身份证明的方式并广为普及。早在清末，肖像照就用于人事管理，“宣统年间，学部规定凡参加考试的学生必须于考前拍照，否则不准参加考试。”19世纪末摄影也成为社会管理和社会监控的工具，照相被用于验明身份和备案留底，1886年《申报》曾多次刊载巡捕房给犯人拍照存档以备他日之需。“虹口捕房富捕头派捕，将满期应释之犯三名押赴老巡捕房，各照一相存案”。可以说个人肖像照在民初已成为社团、组织、机构存档的可视资料，成为认证个人身份的重要标识。

亡照，是对暗杀事件之后的身体进行补摄。中国素有敬畏亡者、美化亡照的传统，《东方杂志》1909年第3期刊载过《尸体摄影之新法》，专门介绍了最新的尸体摄影方式，“其法即于死者之眼内，用婆拉滑注射器注入各里司林三四滴，其眼睑自然开展，不复再闭，更滴少许于其角膜之上，以回复其固有之光泽，唇上则涂一点红色素。如斯撮成之照片，直与生时所撮者无异也。”显而易见，尸体摄影的新法是指美化尸体的新方式。相比之下，民初暗杀报道中的亡照并不在美化，而在以惨示其真，有的是残缺的尸体，有的是面目全非的残骸，白毓昆之残骸肝肠俱裂（图②）、凤山之遗骸身首异处（图④）。这种“直观”用现在的眼光看或许过于血腥或违背了新闻伦理道德，但在清末民初这类照片并不乏见，摄影因客观再现的真实性被时人所看重，摄影的职责被简化为记录，“赤裸裸”的记录。也正因如此，这些照片成为无声的证据，成为清廷残忍杀害革命者的证据，成为革命者为共和革命事业命悬一线的证据，暗杀事件中的亡照直指“惨烈”正是革命的真实面目。

如果肖像照片代表“生”，遗骸照片代表“死”，那么暗杀报道中的照片就成为一种记录生死的方式。照片提供了一种吊诡的生死观，它弥合了时间的裂缝，在照片提供的二维空间中，人们得以共处于生死并置的想像空间去静观一个人的生死、反思身体与革命的关系。在身体与革命之间，革命是目的，身体是手段，为争取民主革命是胜利，身体须臾可以赴汤蹈火。身体会腐朽，然照片不会腐化，由此身体照（生照、亡照）就成为无声而不朽的证据。照片所记录的生死，述说着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并通过生死照的对比来隐喻身体之虚无与革命之不朽；生亡照定格的瞬间遂化为永恒，成为时间流逝中不会消逝的革命符号。

这些见诸报章杂志的暗杀事件和为革命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具有政治意涵的符号。在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中当他们被历史的荒烟蔓草所掩埋，只要一个政治呼号或一个政治的举动就能让他们“起死回生”，使之成为鼓舞士气、团结和激发后进革命力量的重要方式，成为“不死之身”。有趣的是，身体被政治化和符号化与诸多暗杀志士们的心之所向形成了共鸣，吴樾言，“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万我，前者仆，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步，则予之死为有济焉也。”

民初暗杀事件，借助印刷媒体和摄影的方式记录和传播革命志士的生死照，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刻写了身体与革命的张力。摄影虽不作用于听觉，但它通过“存影留真”的方式达到“发声”效果，成为无声的证据，成为宣传鼓动革命的工具。

（本文转载自《文汇学人》2015年10月23日刊，原题《生照与亡照：民初暗杀事件与图像的纠葛》。《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wenhui_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