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纪念张仲礼先生

我相信张教授希望我们都以他为自己设定的人生职业准则为标杆努力，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缅怀：开展出色、公正的研究，为制定开明的公共政策提供基础。

张仲礼：曾获得美国亚洲协会最高荣誉

张仲礼先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2008年，他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最高荣誉——“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该奖项的致辞全文如下：

今年的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张仲礼博士，以表彰他在亚洲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学术贡献。

张博士的晚清民国研究融合了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树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他关于中国绅士的经典著作，以及后期他对上海外国企业的研究，都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这些重要课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教授毅然放弃了美国有名大学里待遇优厚的职位，选择回到50年代末的中国接受挑战——当时“大跃进”即将开始，这展示了他不同寻常的奉献精神和勇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博士被任命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在他慷慨包容、充满激情和前瞻性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向外国学者敞开了大门，使上海研究的光辉从伯克利延续到了剑桥，从巴黎延续到了东京。

这是我们第一次将最高奖项颁发给身在中国的学者，这也显示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无论在活动组织方面还是在人员构成上，都正在变得更为国际化。

由于年事已高，张仲礼很遗憾无法参加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以及在年会上举行的他的颁奖典礼。不过，他发来了一段视频，回忆他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参加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场景，并指出那次会议对他之后的学术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鼓励了他进行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几个月后，我作为当时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怀着极大的个人和职业乐趣，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5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亲自给张教授颁了奖。

中国绅士：放弃国外教职的爱国者

在我的记忆中，我第一次见到张仲礼教授是在1980年的春天。那年我正在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征求那里的学者对我研究的建议。但张教授回忆说早在那次相遇的3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躺在父亲怀里的婴儿，被爸爸带着在圣约翰大学校园里穿巡时，他就和我打过照面。张仲礼当时就读于圣约翰大学，而我父亲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历史系的主任。

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张仲礼前往美国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在那里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张仲礼成了一个卓越的经济史学家，其关于中国绅士收入的博士论文颠覆了我们对中国晚清社会的了解。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张博士被任命为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此后不久，凭借出色的学术和教学能力，他很快又被授予了终身教职，从此可以在西雅图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

但是张教授并没有选择这条捷径。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在1958年决定回到他的祖国，作为一名研究员加入刚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可是他刚回到中国，“大跃进”就开始了，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大跃进”带来的困扰刚有所减轻，“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又使学术研究从政治上变得难上加难。然而虽然这些运动从个人和专业上都给张仲礼和他的家庭带来了严重的挫折，他依然看好中国的未来，并致力于在中国推动一流的学术研究。

当我在1980年见到张教授时，我深深地被他轻声细语间流露出的智慧和绅士的举止打动了。他丝毫没有抱怨他回到中国后的22年间所经历的磨难。相反，他只表达了对挚爱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重获新生的喜悦，以及他想为其复兴竭力贡献的愿望。我知道张教授曾在华盛顿大学生活多年，取得了博士学位，也曾在那里任教。而我也是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的硕士学位，当时正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我便问他是否有兴趣回华盛顿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他对这个邀请似乎非常感兴趣。于是回到西雅图后，我和另一位年长的同事（他对张仲礼记忆犹新，因为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一起共事过）一起提名张教授为卢斯基金会合作学者。提名获得了通过，张仲礼重回华盛顿大学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一年，延续了旧的友谊，也与母校师生建立起了新的情谊。

在一年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张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他马上将被任命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展望未来，张教授显然非常激动。他对这次升迁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并不是源于他的个人野心，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新的职位可以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和跨国学术合作提供机会和平台。张教授一直恪守自己的原则，不知疲倦地工作，以确保上海社会科学院发挥出了全部的学术潜力。他深信，只有卓越的研究可以为政策建议提供良好的基础。

我与张仲礼：《上海罢工》得益于先生的指导

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教授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他专注于研究上海经济史——同时他也为改善市级和国家级的政治治理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建议。虽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总会找时间与外国学者交流共同的学术兴趣。我自己的研究就深深得益于张教授的专业指导。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鼓励，我开始研究上海工人运动。我以前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皖北的农村叛乱和革命，但是张教授指出——既然出生于上海——我应该考虑研究自己出生地的历史和政治！此外，他还告诉我上海社会科学院收藏了大量关于上海工人运动的资料，并邀请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做一年访问学者（1986—1987年）以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如果没有张仲礼院长的明智建议和慷慨支持，我绝不可能完成对上海工人政治的研究。

我的书《上海罢工》的结论部分不符合当时人们对党史的正统解释。当我第一次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我的观点时，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几位资深党史学家对我的结论做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我非正统的解释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在那次不愉快的经历后不久，我去向张院长解释了我的失落和难过，我使用了他和他同事热情介绍的资料，却得出了显然令他们不快的结论。张院长温暖的笑容和肯定的态度立即缓解了我的不安，他说他鼓励我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材料正是因为他预料到了我会给大家带来诚实和独立的分析。接触不同的观点，他强调，正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目的。

张院长对我和许多国内外其他学者的厚爱是无以为报的。我对张仲礼博士的去世感到深深的悲伤。但同时我也由衷地感恩曾经有机会向这位了不起的楷模学习——他是学者和做人的典范。我相信张教授希望我们都以他为自己设定的人生职业准则为标杆努力，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缅怀：开展出色、公正的研究，为制定开明的公共政策提供基础。

（本文转载自《文汇学人》2015年10月23日。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