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的神话：哪有什么性别压迫，男性分明是弱者

【编者按】

近日，女权话题再度在媒体引发激烈的讨论，恰逢《男权的神话》刚刚在中国大陆首次引进出版，这本书正是对女权运动的“反动”。

作者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是美国性别研究的知名人物。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社会性别。在对女权运动的长期参与和观察中，对男权社会就是指“男人统治、支配甚至欺压女人”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在他大量的调查研究中，他发现，男性比女性的自杀率更高；一百年前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女性短了一年，但一百年以后，比女性短了七年；男性赚的钱更多，但女性可支配的钱更多；成千上万的男性参加战争，战死疆场被认为是应该的，而如果同样数量的女性死了，引起的震惊将是骇人的……为此，他写出了《男权的神话》一书，提出：男性是弱者！

在这个看似惊世骇俗甚至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背后，作者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并不是受男人控制的，而是受“生存的需要”控制，因此男权社会的实质不是“男人统治、支配甚至欺压女人”，而是因生存需要对两性角色进行刻板分化，从而导致出现“男人统治、支配甚至欺压女人”。如果看不到生存需要如何将男女两性刻板分化的，那么就会将男性片面地视为奴隶主、施虐者和强者，将女性片面地视为奴隶、受害者和弱者，从而支持幼稚型女权主义：女性只要权利而不承担责任，女性因女权运动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但仍暗中“霸占”着男权社会的红利。

本书被誉为两性关系的“大宪章”，批判了美国的女权运动早期一些矫枉过正的做法。在作者看来，对两性之间的冲突，一个社会更应该创建对话的平台，而不是简单地用法律的生硬禁令来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男人是否天生暴力？

男人在有些社会环境当中会变得不再暴力，这样的社会中（1）有充足的食物、（2）有充足的水而且（3）他们了解自己不会受到攻击。例如，塔希提男人、古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男人、马来西亚的瑟买人，在以上三个条件都满足的历史时期，这三种人都不暴力。

当男人不需要杀人时，女人不太选择会杀人的男人而男人的杀人行为也会较少。（选择会杀戮的男人并不是女人的错，而杀人也不是男人的错—双方都是为了生存。）

美丽的公主极少嫁给拒服兵役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没有哪个社会会将他们最高奖赏赐予一个不会杀人的男人。倘若男人天性暴力，那么就没有必要构建一个需要鼓励男人采取暴力的社会结构了。

能杀人者往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可能会被杀。在大众眼中，男人的资格是由脆弱伪装成的坚强构成的。男人既暴力又脆弱，但是他们既不是天生暴力也不是生来就脆弱。杀人不再成为男人进入婚姻的先决条件，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母权制是否会较为太平？

现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母系社会更好，因为这种制度下的男人和女人有更好的协作关系，而且这种社会更为太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比如塔希提）产生那种协作模式并非因为母系制或父系制，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威胁而且能够自给自足。

一些历史学家给这些社会打上母系制的标签，是因为其首要的神灵是女神，而不是男性神灵。但是当保护他人成为首要的需要时，男性神灵就会成为首要的神灵。（能够提供保护的神灵是男性，因为通过杀人达到保护的目的这是男性担任的角色）。令人心痛的一点是，给这些社会打上母系制的标签，使男性的牺牲被看成男性在实施统治，将维持太平和保持合作看成女性在尽责任，而不是把这些看成食物充沛、用水充足和防御良好的结果。

女性是否天性不及男性好战？

从历史上来看，有权势的女人使男人命丧黄泉，她们利用的基本理论和男人的相似，连频率和数量都相似。例如，“血腥玛丽”酒的名字取自玛丽·都铎（女王玛丽一世），她下令将约三百名宗教异端人士烧死在火刑柱上；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王位以后，曾惨无人道地对爱尔兰——那时被称之为“圣徒与学者之岛”——进行烧杀抢掠。有一位罗马国王死后，他的遗孀派出八万军队作战，结果全部阵亡。如果说哥伦布是一位开拓者，我们也必须记住：是伊莎贝拉女王给他提供了赞助。

近几年来，所谓的铁娘子——英迪拉·甘地、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以色列开国元老，公认的世界第一铁娘子。——编注）、玛格丽特·撒切尔——将男人送上战场致其丧命的概率和普通的男性领导人并无差别。比如，撒切尔在马岛战争中一样在浪费男人的性命。

纵观历史，领导人不论是男是女，有一件事是从未改变的，那就是战争期间战死沙场的几乎全部是男性。即使领导人是女性，被牺牲的仍然是男人。男女之间的平等在于上层，而不在下层。

为什么男人创造了君权？

君权常常被看成是男人的权利欲和征服欲的典型象征。讽刺的是，我们都生活在男人创造的帝国之中，可我们却责怪男人创造了君权。但是为什么男人要创造君权呢？

帝国对于国家的作用好比个人的保单：一份安全保障。比如，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时，帝国就成了一个缓冲带——有效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与此同时，如果他们的国家发生了饥荒，从皇帝手中获得食物要比从敌人那里夺取食物来得容易。

为什么人们要去侵略那些对他们不构成威胁的国家？想想为什么欧洲国家会去侵略美国的印第安土著，他们绝对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如果一个国家里某一个人群受到压迫，他们就会频频逃离国家去寻找新的领土、屠杀反抗不那么激烈的人们。杀人的是男人，被杀的也是男人，但是从中获益的不单是男人，也包括女人。

美国建国之前所经历的战争是另一个男人不如财产的重要例子。男人为财产而亡，而女人赖以生存的财产建立在她们丈夫的坟墓之上。

换句话说，大国之所以成了大国是因为男孩们的死亡。因为男人的死，帝国可以被视为男人处于从属地位造就的；因为他人的活，帝国也可以被视为男人为生存而做出的贡献。

改变男性暴力需要多长时间？

要暴力观念根深蒂固的男性改变观念需要多长时间？在人们眼中，维京人（将受害人从头到腹股沟劈开的人）和其他人一样残酷无情。但是在维京人征服英国后，英国女性发现举斧杀人的男人如此迷人；很快，礼堂里响起了他们婚礼的钟声。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他们不再烧杀抢掠，而是结婚生子；不再摧毁外族人的田地，而是在自己的田里耕种。不到两代人的时间，维京人放下了上战场的斧头、扛起了田埂上的犁头。

就近来说，日本人花了不到两代人，甚至更少的时间把手中的剑变成了口袋里的股票。男人仍然是执行者，但暴力已不再是执行的手段。为什么呢？两种文化都对生存的必要条件有了新的认识，而男人则应时代而变。男人身上没有变的不是暴力倾向，而是保护他人的意愿。在可以通过杀敌达到保护的目的时，他们就去杀敌；到华尔街“赚大钱”可以达到保护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去华尔街。激励男人的潜在因素既不是斧也不是犁，而是是一种适应，目的是得到爱、得到认可。

男人是否视女人为财产？

“男人的生命被财产控制”，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将女人放在一个被尊敬的地位——她同样是财产。我们听到男人像对待财产一样对待女人，却很少听到有人希望男人在财产遭受损失之前去世。从根本上来说，男人的生命从于财产。甚至在19世纪的美国，联邦法规定，如果妻子犯罪，丈夫要接受审判；如果她被判有罪，他就要进监狱。同样，如果一个家庭负了债，只有他会因债务而进监狱。

纵观历史，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很多方面都被视为财产。玛雅男孩拿自己与岳父结定契约；在圣经里，雅各把自己押给舅舅拉班；在美国，乔尼把自己押给叔叔山姆……几乎在所有必须保卫家园的社会里，在男孩们长大成人、能了解死而光荣的意义之前，他们就为了保卫家园而阵亡。

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以契约佣工的方式顺利移民。90%以上的契约佣工是男人。这些男人要处于这种奴隶式的状态至少7年。其中有些人单身，他们希望能赚到够讨老婆的钱。其他人的老婆都远在欧洲。想想看，还有什么比一个男人在尚未吃到她做的饭菜、穿上她洗干净的衣服、享受与她共度的时光的情况下，就让自己成为奴隶更能证明爱呢？很多男人不只是母亲节才会这么做，他们每天都这么做，做7年甚至一辈子。只有男人——这个“没有浪漫细胞的性别”——单方面为了女人这样付出。但是……

为了和他们的家庭团聚，很多有契约在身的男人最后将契约延长到14年甚至一辈子。这些男人变成了男性奴隶。

在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之前，男人需要经济保障的现象很普遍，所以他们将自己卖给勋爵。奴仆宣誓时要举行一个仪式，勋爵会问奴仆他是否愿意成为“他的人”，然后双方互相亲吻表示宣誓完成。于是，奴仆要为主人做一件女人几乎不会为她们的男人做的事：将为主人而死视作他的光荣。

如果男人没有权力，那为什么通常财产都是由男人来继承呢？因为男人有责任提供财产。拥有财产，是获得男人资格的条件之一，而生儿育女是获得女人资格的条件。男人有财产权，必须看护财产。在社会压力下，大部分男人把自己所拥有的所有财产都给了妻子；而离婚禁令保护着女人，只要男人有财产，女人就不会失去财产。

所以说，女人被视为财产而且比男人更受到重视，所以，她“令人尊敬”。

难道烧死女巫的行为不正证明了我们更看重男人吗？

一提到将女巫处以火刑的事件时，我们总是会想到萨勒姆女巫审判案，想到是男人烧死了女人。实际上，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两个女孩的癫痫性惊厥病发，然而人们将她们的惊厥归罪于萨勒姆的几个女人身上，认为她们使用了“巫术”。萨拉姆女巫审判案的发生是因为那个社会毫不犹豫地相信那两个女孩，并试图拯救她们。

当一个社会将一个女人判定为女巫时，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审判一个女人：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是“非女人”，是超自然的。审判的目的是调查她是否“真的”是“非女人”。如果她从未结过婚，如果她是接生婆，参与过难产接生，或自己有残疾子女，如果她是异教徒，或在治疗过程中致人死亡，总之没有做过任何对人类生存有所贡献的事，那么她就更容易被认为是“非女人”。如果她公开支持人们做这些事，那么她被认定为“非女人”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10%~20%的巫师都是男性（男性通常被称为巫师）。和男性同性恋一样，不愿意奔赴战场的教友派男性信徒被处以火刑。所谓的“火把”实际上是人们点燃的一把柴火而已，而被绑在火刑柱上的人也算不上真正的异端分子。通常，这种“异端分子”是同性恋者。女巫（不生育的女人）和同性恋者（不生育的男人）都会被处以火刑。

为什么艺术家和作家常常遭到谴责？一部分原因在于艺术和文字会让人们对这一切产生怀疑。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家、雕塑家和作家常常可以自由创作却不养家，所以他们会遭到谴责。而且，由于很多同性恋者根本无需养家，而他们可能成为作家或艺术家，所以同性恋者会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作为艺术家或者同性恋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一个男同性恋者身处某一机构，拥有保护民众的能力，比如他是神父、牧师或者拉比，或者他能用其他方式来弘扬宗教的伟大——比如米开朗琪罗绘制了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壁画，那么他还有希望被大众接受。同样，在苏联尚未解体时，艺术家必须歌颂国家的伟大。只要人们认为他们能为社区的保护性功能添砖加瓦，甚至连萨满、巫医、祭司都能被接受。

父权制VS.母权制：政府结构VS.家庭结构

我们说到身处父权制社会时，就会想到男人掌权的政府或者权力组织。我们忘记了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家庭至少拥有和政府一样强大的力量，而当家做主的都是女人。我们也忘记了这也是一种权力组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每个女人都在女人掌权的家庭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只有很小一部分男人在男人掌权的政府和宗教组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尽管对男人来说，家更像一张抵押契据而不是自己的城堡，但男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嘴上总是说自己掌权。此时，其他人就会意识到其实他们处于从属地位。

如果在某机构和妻子登记，也就是结婚婚姻，是一个男性特权的标志，那么为什么“丈夫”（husband）这个词衍生自德语的“房子”（house），源自古诺尔斯语中的“限制”（bound）或者“束缚”（bondage）？为什么“丈夫”这个词还是从“为生育而存在的男人”“耕田的人”“低等动物配偶中的雄性”这种意义衍生而来的呢？相反，如果婚姻像很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么不堪的话，为什么在神话和传奇故事中，或者在现代爱情小说和肥皂剧中，女人的幻想总是围绕着婚姻呢？

斯巴达男孩被剥夺了与家人朝夕相伴的权利，他们被被剥权，而不是拥有特权。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去参加战争才能赢取女孩芳心的男孩子们，也被剥夺了权利，甚至被剥夺了生命。训练男孩们相互残杀，如果是为了生存就被认为是道德的，如果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就是不道德的。从这些方面来讲，“父权制”使男人被剥夺了权利和生命，而不是获得了特权。

尽管如此，不论从哪种意义上来看，我们都未曾经历过单一的父权制或者母权制，每个社会都是父权制和母权制的综合体。男性支配并不存在，存在的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支配，支配领域的分工反映了角色的分工。男性或者女性都主宰着自己的责任领域和自己承担生命风险的领域，男性和女性都既是主宰者也是从属者。Invisibility

和男性一样，女性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可得到奖励：女性的特权，比如免于杀人或者被杀。不论男女，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就会获得“身份”奖励；如果没有扮演好这个角色，就不会被重视；如果胆敢反抗，只有死路一条。男人将自己的角色扮演到极致时，他就会被称为领导人，这是男子汉的悖论。实际上他们不是领导人，而是仆人——个拥有领导头衔的仆人。

所有这些都不能再被称为父权制或男性主宰，或者被称为母权制或女性主宰。实际上，二者都不是。二者都是。

父权制和母权制是如何定义的？

那么，该如何定义父权制呢？或许最好是看男性在文化中主宰、负责哪一领域，又在哪一领域居于从属地位，以及这一制度如何因为满足双方生存的需要而被加强的。

该如何定义母权制呢？要看女性在文化中主宰、负责哪一领域，又在哪一领域居于从属地位，以及这一制度如何因为满足双方生存的需要而被加强的。

但是现在，在对父权制的定义中，男人总是和邪恶联系在一起，不论任何时候使用这个词都难逃这个含义。我的建议是：取消对这个词的使用。在描述一个社会时，应说明：为了让社会成员生存下去，两性是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的。这样我们就能揭示社会的多样性而不是扣上阴谋论的帽子。

女权主义的一个漏洞在于，它将优势地位和性别歧视假定为单行线。在这种意义上，女权主义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运动：它仍相信男人应该负责一切，应该知道一切，而女人不负责，也不知道。且不说这并非事实，这种说法在暗示女人天生低人一等或者天生愚蠢。这对女权主义运动来说很讽刺。可能同样重要的是，男人应为女人的奴役负责的这种观念的反面就是她的白马王子会来拯救她。实际上，为了下一代的延续，男女双方都会受到压制。

希望在哪？

如果连黑猩猩——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也是雄性比雌性更好斗，那我们还有希望在人类自我毁灭灭之前改变自己吗？有的。我们的希望就在于，人类有适应环境的天性。

不论男女，都既有潜力做杀人者，也能做保护者，有潜力做养育着和沟通者。当维京人不是以杀人者、保护者而是要以养育者、沟通者的身份得到认可时，他们能迅速调整并成为养育者和沟通者。这种改变并非不可能，因为，为了保护而杀人，这种做法正是他们为了得到认可而做出的改变。

相反，每个女性都有好斗的潜质：在大家争先恐后去见摇滚明星时，女性表现出的好斗性比男性更甚。与好斗性或被动性相比，我们的生存适应能力在更深的层面运作：既可以享受比佛利山的生活也忍受集中营的痛苦……今天抬头做特使明天低头做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