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潘兴明：1956年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很多西方国家并不承认新政权的情况下，英国率先于1950年1月公开宣布承认新中国，并紧接着与新中国开展了建交谈判，然而，中英关系正常化却经历22年之久。中英关系为何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就此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潘兴明教授。

在潘教授看来，1956年是英国外交及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年。当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英国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放弃战争行动，标志着英国最终失去霸权国的地位。英国对其国际定位及外交战略和政策做出相应调整。之前以霸权国自诩的英国可以不顾忌美国立场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而此后，作为中等强国的英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则基本上是跟着美国亦步亦趋，这是造成中英关系正常化进程延缓的一个原因。

而另一方面，英国外交的实用主义精神是决定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础，英国利益是英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准绳。英国以贸易立国，商业运作模式贯穿其外交行动，实现单赢是英国的外交底线，而顾客的身份完全不必挑剔。

澎湃新闻：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西方国家尚未承认新中国政权的情况下，英国为何率先于1950年1月就承认了新中国政权？

潘兴明：这并不奇怪。从历史上看，英国也是率先承认苏联的，在承认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方面都拔了头筹，这绝不是出于偶然。丘吉尔的一句话具有典型意义，他说“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并不是要表达恭维之意，而是要获取便利。” 如果从获取便利的角度来说，英国作此决定是很自然的。

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是第一个入侵中国的西方大国，从1840年到1949年英国的在华投资名列前茅，当时还有不少英国人在中国居住。从英国的角度来说，新中国成立后，需要继续保持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取得两国联系上的便利是首要诉求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香港问题。英国为什么那么早就承认新中国，与此密切相关。从英国人写的书中也可以看到，人民解放军当时已经进军到深圳河对岸，英国方面很有压力，深知在军事上无法抗衡，试图在外交上采取主动行动，以缓解压力，维护英国在港利益。

特别是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香港问题一直都是中英之间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割让香港是一种耻辱，势必要收回香港主权；而英国对于坚持在港利益也很执着。中国收复香港的决心在二战中就有体现，开罗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会议上就谈到这个问题，丘吉尔态度明确，绝不放弃英国对香港的控制——即使当时香港还没有光复。后来的一系列国内外原因导致中国没能在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大好时机收复香港，但是也可以看出，英国对于香港问题的顽固坚持和极度重视。

最后一点，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有一个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1949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到广州，英国大使馆并没有跟随迁到广州去，而留下来和新政府打交道。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以后，两国很快就于同年3月举行建交谈判，后来是因为朝鲜战争，这一进程才被打断。

澎湃新闻：中英关系正常化为何经历了22年之久？

潘兴明：这期间经过的波折很多，军事冲突、外交争斗以及第三国事件都有影响，其中两国在外交目标方面出现的分歧，是造成时间上延续比较久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和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起，而后由于朝鲜战争，导致和西方国家发生关系的可能性变得很小。中国方面的干扰因素有“文革”初期的动荡，当时英国代办处受到冲击，这也是个不利的因素。而到了六十年代上半期，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外交战略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中法就实现了建交。那么中英关系为何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呢？主要是因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骑墙态度”。

1949年之后，英国和台湾政权之间一直保持联系，在台湾淡水还有个英国领事馆。1950年中国要求加入联合国，英国一直采取“骑墙态度”，一方面赞成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又不赞成驱逐国民党当局，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是中国方面坚决不能接受的。直到1970年5月，英国在此问题上一直不愿意做出改变，这是中英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至于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为何采取“骑墙态度”？其实在台湾问题上，英国的自身利益并不是很突出，更主要是顾忌到和美国的关系。到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为止，英国站在美国一边，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对于美国等国提出将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列为“重大问题”的提案，英国一直投赞成票，这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需经联合国大会2/3以上的赞成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而中英走向正常化的契机，正是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出现积极变化之后发生的。

澎湃新闻：1950年代英国承认新中国和1970年代英国与新中国建交，前后两个时期英国对华态度大不相同。在对华政策上，英国追随美国亦步亦趋起于何时？

潘兴明：1950年代英国承认新中国和1970年代英国与新中国建交的前后两个时期，英国对自己的国际定位不同。我们知道英国的世界霸权到二战结束还勉强保持着，英国收复了在二战中被占领的殖民地。但之后，非殖民化的大潮汹涌而至，随着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继独立，英帝国走向解体，英国的国际地位随之衰落。当时到1950年代上半期，英国还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国，为维护风雨飘摇的英帝国还打了三场殖民战争。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曾打算使用核武器，英国也立即表示反对，并无什么顾忌。

但是1956年中东危机中，英国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中止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这让英国备受打击。之后不久，英国出台了一项政策，就是在军事上退出苏伊士以东，不再做支配全球的霸权国，就此放弃了作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定位。所以，在承认新中国的时候，英国可以不顾忌美国的立场，就是因为还有世界一流大国的底气，但是在1956年之后，英国外交的独立性日趋减少，更多是考虑到美国的政策和立场，加以配合，将保持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外交事务的首要优先事项。

澎湃新闻：那么，当英国利益与美国立场发生冲突时，英国如何处理？

潘兴明：英国和美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政策上也存在分歧。

比如朝鲜战争，原本英国在朝鲜并没有什么利益，从利益考量英国可以不参与这场战争，但是顾忌与美国的关系和在联合国的“义务”，英国还是决定参战，派出3个旅的兵力。但这期间英美也有分歧，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扬言要动用核武器的时候，艾德礼首相飞到美国跟杜鲁门说，他反对使用核武器和扩大战争，最终朝鲜战争没有使用核武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说了美国就不用核武器了，但是英国的立场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此也可以看到英国的态度。

再比如越南战争，美国之外，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一些国家也跟着参战，但是英国拒绝了。一方面，这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时，英国是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参战。另一方面，此时英国已经表明“退出苏伊士以东”的态度，不愿参与与英国无关军事活动。再者，1964-1970年英国的执政党是工党，工党偏左，而保守党通常与美国联系更为紧密。另外，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如19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执政时期，两国关系就又进入到了一个十分紧密的阶段。

总体上，英国是跟随美国的冷战战略行动，但是具体问题上它和美国也不是总保持一致。这个取向的另一个原因也与英国国内情况有关。二战以后，英国反战运动逐渐兴起，1960年代掀起了以反对美国侵越战争为中心的反战和平运动。英国人不愿意再为与自己不直接相关的事打仗。和平主义运动在英国早有相当的基础，两次世界大战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1945年7月丘吉尔败选，英国民众没有选这位大名鼎鼎的战争英雄，而是选默默无闻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英国民众的厌战情绪。

当时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和艾德礼领导的工党竞选，外界很多人以为毫无悬念。但没想到，战争中的大英雄丘吉尔在选举中落败，英国人选择了他们认为在战后国家治理方面能力更强的艾德礼。在1945年竞选中，丘吉尔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尚未结束的战争上，在竞选讲话中不惜大力抹黑对手，将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比作“盖世太保”，完全不介意战后的具体政策。但是艾德礼拿出了一整套方案，包括国有化、社会保障、充分就业等等，仿佛战争已经翻篇，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国内的重建和改善问题。

从当时英国人的选择，已经可以看出英国国内关注的重点和舆论情况了。当然，英国人也并未忘记丘吉尔，后来他又在1951年当选首相，但是那时的丘吉尔和战时的丘吉尔已经大不一样了。本人有一本专著《丘吉尔与大英帝国的兴衰》最近将出版，其中就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而二战之后，英国单独打过的重要战争只有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这完全是出于维护英国的自身利益。

澎湃新闻：中苏关系破裂，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有何影响？

潘兴明：其实这对英国的对华政策影响不是很大。尽管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英国一直没有排斥和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英国看来，中苏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家务事。而且，英国原本对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判断就不同，甚至认为二者有差异，并且更倾向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苏关系的变化对西方国家产生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中国的对外战略体现出来。因为中苏之间关系破裂，这对于后来中国有关三个世界的思想和判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国际战略由此发生变化。当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主要敌手，为了抗击这个主要敌手，中国可以改变对美战略，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第二世界国家打交道，建立外交关系，这完全是一种判断和战略调整的结果。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历史上的中英交往？

潘兴明：任何国家的外交与国内和国际环境都有密切联系，这有很多可以体现得出来。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个道理。有什么样的国力就有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中国在二战结束时号称世界“四强”之一，但民国政府依然没有能力收复香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成功地用和平方式完成香港的回归，事实就是这样。

具体到英国的对华政策，政党政治、民众情绪都会影响英国的对华态度，其中主要的还是国家利益。由于英国国家地位的相对衰落，最近几十年英国对于世界的关注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失去了对世界霸权的兴趣。相较于历史上关注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的利益，现在英国会更关注和重视在经济贸易方面对其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卡梅伦首相说当下中英关系处于黄金时代也主要是基于这一点考虑，他对两国关系发展的肯定就集中在贸易、投资和人员交流三大领域。

而从历史上看，英国外交的实用主义精神是决定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础，英国国家利益是英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准绳。有贸易传统的英国，其外交行动有商业运作的特点。就英国而言，至少实现英国的单赢是对外交往的底线。就生意而言，顾客的身份完全不必挑剔。当然，维持与顾客的良好关系，则是在生意场上无往而不胜的不二法则。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英关系与历史上的中英关系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英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两国都有重大现实意义，能够推动中英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双赢，为国际合作树立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