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英｜卡梅伦政府对华外交大转身的背后

在习主席对英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前夕，中英双方有关打造两国关系“黄金时代”的超常规表述，再加上媒体对英方接待规格事无巨细的报道，使得这次访问先声夺人，隔外引人注目。联想到不久前习主席访美期间中美既合作又斗争的常态，人们不禁要问，此前将英美“特殊关系”视为外交政策基石的英国，这次为何不与美国共进退，而公开宣称愿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英国对华外交大转身的背后有哪些考量？

重新以“国家利益”为核心

就在3年多前，中英关系曾因卡梅伦首相会见达赖而遇冷。在那之后，英国认识到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主动做了不少促使两国关系回暖的努力。

今年以来，两国关系更是进入发展的快车道。3月初，威廉王子带着英国女王的亲笔邀请信访华。同月，英国宣布申请加入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成为首个这样做的西方国家。9月下旬，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到访中国。期间，他前往新疆，为英国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发出明确信号。他还向中方开出了希望引人中国企业投资的“订单”，其中包括核电站、高铁等基础设施项目⋯⋯

英国对华外交如此大幅度的转身，让人有些眼花缭乱。连英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对政府突然将人权话题搁在一边，而与中国进行如此深度的经贸合作感到不解。但其实，一国外交政策“突变”的背后，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必然性。

在英国内部，有关外交政策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过去十多年中，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英国学界，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多有批评之声，指责其缺乏“战略思维”，没有以英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核心。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英国接连卷入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等地多场战争或军事行动。经济上的负担，不断上升的军队伤亡数字，再加上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都使英国国内要求从海外收缩、削减对外援助的声音不断增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以“人道主义干涉”、反恐或是推广西方价值观为目的的海外军事行动，真的符合英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吗？

另外，英国一些学者还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英国一直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但两国在诸如气候变暖、国际刑事法院等一些国际事务上的主张并不一致。而且，跟着美国参与的一些军事行动，很难证明其合理性。比如，美国当初以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但这种武器后来被证明根本就不存在；而在参与美国人领导的反恐战争后，英国人发现，国内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因素反而还增多了。而在那些被西方“解放”的国家，像伊拉克，长期的乱局使得那里的“人道主义灾难”还在加重。

因此，英国国内近些年日趋主流的观点是，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英国应回归传统，即重新树立“国家利益”的核心地位，从而摆脱过去那种将国家利益与国际义务或美英特殊关系捆绑在一起的做法。

实际上，“国家利益”向来被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视为外交的终极目的。19世纪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的那句——“国与国之前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至今仍被当做国际关系中的至理名言来引用。

英国外交从“典范”到跟班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今天的英国外交被指缺乏“战略思维”，但在历史上，英国外交的波谲云诡、纵横捭阖，一度被许多现实主义学者视为典范。在19世纪，英国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从欧洲大陆的权力均衡现状出发，总是选择站在势力相对较弱的一方，以确保欧洲大陆不会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对当时的英国政治家在结盟时的“不感情用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在其著作中赞赏有加。

但到了20世纪，英国外交逐渐失去了自身的自由度。二战结束后，世界很快陷入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立。在冷战的大框架下，英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主要基于对安全事务和对盟友的义务来考虑。根据英国近期解密的文件，就连1982年的马岛战争，英国政府的出发点也并非是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主要是为了整个西方与苏联阵营的对抗。

布莱尔领导的工党1997年上台后，新工党在外交上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将国家利益与推广英国的价值观、履行国际义务糅合在一起。时任外交大臣库克在上任后的首次演讲中宣称，“安全、繁荣和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显然属于英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国际上推广我们的价值观和提升对自身的信心，同样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库克的继任者斯特劳在2003年则宣称，“放弃推翻萨达姆政权，不仅是对英国国家利益的背判，还是对我们这些国际主义者的价值观和信仰的背判。”正是在上述外交思想指导下，英国在这一时期不仅参加了多场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还成立了负责对外援助的国际发展部，对一些国家实行武器禁运，并对外发表年度人权报告。

2010年的英国大选后，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虽然卡梅伦政府试图与工党的外交政策保持距离，明确提出要实行更加“实用主义”的外交，并更多地考虑英国的“国家利益”。但与此同时，卡梅伦又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其中的“自由”意味着他认为英国应该积极地介入世界事务，努力推广人权和民主这些价值观；而“保守主义者”则意味着他主张英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应该更加谨慎和现实。

正是从上述“自由保守主义”的理念出发，2011年，英国参与了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行动；2012年5月，卡梅伦不顾中方的抗议正式会见达赖；2013年，卡梅伦政府呼吁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但被国会以不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理由拒绝。

然而，经济及财政上的压力和国内的质疑声，使得卡梅伦政府开始对上述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在今年5月的大选中，保守党获得半数以上席位，得以单独执政，从而也可摆脱自由民主党的掣肘。自此，卡梅伦似乎也从一个“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兑变为单纯的“保守主义者”，在对华外交上的务实做法，便是其中的突出表现。

严峻现实逼出的实用主义

除了外交理念上的转变，英国对华外交的实用主义，更与英国当前比较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有关。

首先，多年的国际干涉和前几年的金融危机，使英国政府债台高筑，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今年达到高峰，国内一些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缺乏资金支持。这也是为什么保守党在赢得5月的大选后，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作为优先政策。

而中国的资金正好可以解决卡梅伦政府的燃眉之急。用卡梅伦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的话来说，“我们鼓励投资，而现在中国对英国的投资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据估计，在从今年起的10年内，中国对英国的投资可望高达1050亿英镑（约合1万亿元人民币）。

目前，英国16个核电站中的15个，到2023年前都需要报废，而重新修建核电站又是一件极其费钱的事。中国此次可能参与建设的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此前由于资金不到位而处于停顿状态。同样，英国北部地区也极需大量的基建投入，这次中英正在谈判的连接伦敦与北部的高铁项目，无疑有利于英国北部地区的发展。因此，尽管国内有声音认为，将高铁、核电站这样一些涉及一国安全的项目交由中国来投资，可能会危及英国的国家安全，但卡梅伦政府仍然将中国列入了主要的投资来源国。不过，一些项目可能还需要英国国会的批准。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英国目前还面临着身份认同以及适应新的世界格局等一系列难题。2014年的苏格兰公投，特别是定于2017年末举行的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使得英国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受到挑战。英国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英国目前的国力，已很难同时做一个“欧洲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的国家；或者在强调自身主权的同时，还满世界去推广民主和人权。同样，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下，特别是面对中国的崛起，英国有必要根据自身的地位来重新调整其外交战略。

英国伦敦亚非学院教授迈克尔·霍克斯（Michael Hockx）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就认为，中英此次走近的一个原因是，英国利用了中美在网络安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不和，而在中美之间插上一脚，趁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由此看来，卡梅伦政府对华外交大转身的背后，有此前政策失败、国内要求重新考虑英国自身国家利益思潮的原因；有保守党单独执政、英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推动；还有国内外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的裹协。虽然这一政策在英国国内可能一时半会会遇到一些阻力，但用习近平主席行前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的话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也完全符合英国自身的长远利益。

（王菊芳系媒体人，BBC、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著有《BBC之道》一书。余万里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