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科”如何大闹历史：周公原本是女子，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

【编者按】

前不久，华裔富豪廖凯原和他创造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突然暴得大名，原因是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所中国顶级大学，在接受了廖凯原的捐资后，成为其自创理论的发声平台，于是引发媒体、舆论的热议：“一位土豪‘民科’为何让名校集体沦陷？”

一时间，“民科”再次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其实这些游离于专业学术共同体之外、无视前人研究成果、跨界操刀、固执己见、妄下论断的人除了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大量存在外，人文学科中也屡见不鲜。

今天我们就来数数国内已经出版的历史类著作中有哪些民科代表？

周公原本是女子？

要说历史类的民科著作，中国上古史可是“重灾区”。首先来看一本吴钢的《孔子的周公：<尚书>中所见西周女王》（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单看这本书名，就知道作者的脑洞开得有多大了——原来孔子他老人家念念不忘的梦中人是一位女性！作者从《尚书·金滕》篇中读出周公的本职是巫师，而且还是个女巫，那么他是如何论证的呢？下面试举一例说明。

吴钢《孔子的周公：<尚书>中所见西周女王》

《韩诗外传》卷三：“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对于这句话历来的解释都是周公告诫自己的儿子伯禽，说自己为了招揽天下贤能之才，连洗一次头、吃一顿饭都要停顿三次。而且“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也在后世被变为成语，用来形容主人礼贤下士。那么，这则材料和周公实际上是一位女性有什么关系呢？原来——

周公沐发显然是为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作准备，她必须代表王室成员出场引领降神舞蹈。由于这些事总要占用日常时间，她在幕后化妆时自然会遭遇意外访客的打搅，这些访客也许在祭祀活动中分担有任务。此时矛盾的焦点便聚集在周公的发饰上。为了吸引人才，她必须更换官服以男妆接待来客，在送走客人后，又必须重新换上巫舞所用行头，如此反复多次。一方面，周公担心意外插曲会延误演出计划，另一方面，她又不能预见会有几批客人即将登门，而在接见客人之前，她还必须以最快速度沥干头发以防止官帽被浸湿。所以这是一个异常紧张的时刻，而在紧张之余她也有理由向知情的亲人诉说这些经历以及自己的感受。由于这些经历完全由生动而逼真的细节构成，后人在津津乐道的同时恰恰遗忘了理性的质疑。

……

“吐哺”是由突发的恶性事件引起的一种应激反应，这种反应决不表示任意一种友善，当然与招揽人才无关。进一步看，既然“一吐哺”足以打消全部的食欲，那么在“一饭”之内“三吐哺”则是不可累积的，在这里，周公所述现象明显超出一般的生活现实。如果将周公“吐哺”理解为中断哺乳，那么，一切的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无疑地，强行中断哺乳势必引起婴儿的啼哭，而婴儿的啼哭很可能向外人暴露周公的性别。所以这又是一个异常紧张的时刻，在这当中制造麻烦的人很可能就是伯禽。总起来看，“三握发”衬托出当事人对“沐”的坚守，“三吐哺”衬托出当事人对“饭”的坚守，周公为祖先而“沐”，为后代而“饭”，为邻人而“握发”、“吐哺”，这样一幅面面非常形象地诠释了儒家在应对人际事务时执守的经与权。对年轻的伯禽而言，这些奇特的社会实践不啻为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

经过作者的解读，“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变成了两个“异常紧张的时刻”，理由是原为女儿身的周公要掩盖自己的性别特征。怎么样，读完这些雷人的解释，你是否已经吐槽无力了？

如果说吴钢先生把周公解读为一位女性还要依靠文本阐释的话，那么无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就更为广大民科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例如女作家苏三的《新文明简史》（香港商报有限公司，2014年）就是一本试图利用“基因揭示全球文明同源及中国文明起源之秘”的著作。

假如我们稍作检索，就会发现她竟然已经出版过《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华民族与古犹太人血缘关系的破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花城出版社，2006年）、《汉字起源新解：2008-2009探索手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文明大趋势：中华文明及其命运》（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年）等十种著作，有些仅看书名，想必就已脑洞大开。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通常大部分“民科”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跨界作业，试想一位学理工科的人来研究历史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么说绝对没有否定理工科学子们转行从事人文事业的意思，只是想强调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一样，需要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并非毫无门槛、随意而为。

2002年，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学术著作，作者朱学渊1978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1983年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由于“中华书局”的金字招牌，以及收入此书的“世界汉学论丛”以往的水准，导致它出版后颇受关注。因研究五四运动而著称的史学家周策纵还为此书撰写序言，文学批评家李劼也称朱学渊“是北方民族探源上的拓荒者”，那么到底这本书想说明什么？　

简言之，这本书试图证明“马札尔人（即古代匈牙利人）起源靺鞨”以及“夏商周人与蒙古-突厥-通古斯语诸族同源”，所谓“靺鞨”是汉语古籍中对于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称呼，他们是女真人乃至满族的祖先，不过怎么看都和古代匈牙利人八竿子打不着，关键是作者如何将二者扯在一起呢？

朱学渊在书中罗列了大量今匈牙利语与女真语、蒙古语乃至锡伯语种的诸多被看作音、义都相近的“关联语词”，以此作为论证马札尔人起源于中国东北的证据。不过，著名蒙元史学者姚大力已经在《马札尔人是西迁的靺鞨部后人吗？》（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这篇书评里对其观点做了有力批驳。

例如，朱著中将匈奴姓氏“须卜”与女真部落名“苏不鲁”、匈牙利姓氏Sipos相勘同就闹了笑话，“‘卜’在古汉语中是带有-k收声的‘屋’部韵入声字。是知用‘须卜’两个汉字来音写的匈奴姓氏，它后一个音节乃是-buk/-bu。但女真姓氏‘苏不鲁’的后两个音节或最后音节应为-bulu/-buru或-bul/-bur；而匈牙利姓氏的最后音节则是-pos。三者的最后一个音节明显不同，我们不知道朱著凭什么把它们混为一谈”。诸如此类，朱著中的语言学谬误可谓不胜枚举。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朱学渊使用历史比较语言学这种论证方法本身是没问题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起源于18世纪欧洲学者对于古印度梵语与欧洲语言相似性的发现与研究，随后成为欧洲传统东方学与现代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即所谓“审音勘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在这种科学方法的引领下创立的，并且吸引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批著名学者加入，在语言、历史、考古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厚遗产，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最为重要的学术机构。

但问题是，用“审音勘同”的方法进行古史研究需要接受严格的语言学和历史学训练，如果涉及中国史上的“四裔”，还要懂得古汉语音韵学，否则就会纰漏百出，贻笑大方。鉴于历史比较语言学早已成为广大民科（包括苏三女士）施展想象力的一大“法宝”，这里有必要引用一下姚大力教授对于其局限性的忠告：

其一，尽管在提供否定性证据方面审音方法的功能较为显著；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仅仅以审音为证据的勘同结论往往是十分不可靠的。特别是当被研究的对象所处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跨度都极大的时候，审音勘同必须与其他各方面的历史证据密切结合，才能有助于辨析事实。其二，对审音勘同法则的严格性也不应过于迷信。例如，普立本证明，用汉字入声字来音译的音节，在其源词的正字法中就不一定都有尾辅音。此外还有许多其它例证，说明古人译音用字也有相当随意的时候。所以在使用审音勘同方法时，既需要尽可能遵循由过去经验所确立的有效法则，又不能简单地依靠墨守这些法则来处理所有资料。

有趣的是，朱学渊继《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之后再接再厉，又出版了相对通俗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论证出许多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如“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令人不得不佩服其大胆的穿越与推理精神！

中国人郑和最早发现美洲？

除了朱学渊先生外，香港学者李兆良同样是理工科出身跨界研究历史的代表，原是生物化学博士的他已经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过《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2012年）、《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2013年）这两部专著。

2006年李教授偶然获得一枚美洲出土的“宣德金牌”，于是激发起他的探索热情。经过研究，他得出了一系列刷新常识的结论：历史上那幅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主要部分并非传教士利玛窦所绘，而是明代中国人绘制的。明代郑和下西洋并非止于东非洲，也到达过美洲，因此是中国人首先实现环球航行并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引起了后来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等等。

李教授这些足以让爱国青年们热血沸腾的观点看似横空出世，实则早有前例，而且还是个“歪果仁”提出的！

这位替中国人鸣不平的歪果仁名叫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本来是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编队指挥官，他早在2002年就发表了一部震惊世界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中文版于2005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据说他花了14年时间研究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先于欧洲那些耳熟能详的伟大航海家发现新大陆的那段传奇旅程，因此郑和也就取代哥伦布成为发现美洲的第一人。

光这样还不过瘾，同样是这位孟席斯先生，若干年后又推出了一本《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企图论证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也要归功于中国人！他认为有一支中国舰队在15世纪曾携带一批中国科技典籍到意大利，从而带动了整个文艺复兴运动；而文艺复兴中的巨匠达·芬奇的许多发明实际上就来源于中国的古籍。不过，注意一下出版此书中文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严肃的读者也就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大不了可以当小说看嘛。

“谁先发现美洲”的争论史

其实关于地理大发现的世界史猜想一直是座盛产“民科”的富矿，要知道李兆良和孟席斯先生的“郑和发现美洲说”，只不过是千奇百怪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一种答案罢了。明代郑和已经算晚的了，还有很多人支持中国人早在5世纪就已经发现了美洲。

长期以来，不只是“民科”，还有很多考古学者、历史学者、人类学者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它和“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一样，成为学界内外争论不休的焦点。

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J.de Guignes）在向法国文史学院提出的研究报告《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中，最先提出“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后，这个问题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两个多世纪以来，既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

本来，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已成为世所公认的常识，但是由西方人挑起的这一话题自然会激发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中国人的探索。

民国时，章太炎就提出法显和尚发现西半球的新说，他根据《佛国记》中记载的法显是在南海航行遇风飘至“耶婆提国”的史实，认为“耶姿提”即南美的“耶科陀尔”（厄瓜多尔）。1940年，学者朱谦之写作《扶桑国考证》，根据中外史籍材料认定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决无可疑”。

1949年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用笔名马南邨在1961年9月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了《谁最早发现美洲》等3篇短文，再次把“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这一话题召回公众的视线，并支持“扶桑”即墨西哥、中国高僧慧深最早发现美洲的说法。

1980年代初，海外传来美国加州海岸外水下发现“石锚”的消息，不少人据此认为它可能是公元前一两千年中国沉船的遗物，可以作为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于是又掀起了一波舆论热潮。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人民日报》记者出身的连云山所著《谁先到达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1580年》，此书由周谷城、赵朴初题词，贾兰坡、苏秉琦作序，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又是一部支持法显最早到达美洲的著作。

不过，“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也没有令全体国人都随之附和，也有不少反思的声音，比如北大的罗荣渠教授就有不同意见，他曾出版《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从严谨的学术角度对“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进行批驳。

除了具体细节的考证，罗教授也从根本上对“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提出质疑，因为“从印第安人的角度来看，不但难以思议，而且几近荒唐。要说谁最先发现美洲，当然是最先拓殖这个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祖先。其次是从相反方向进入美洲的北欧人和爱尔兰人。最后的发现者是哥伦布。在这些发现中，哥伦布的‘再发现’在地理发现史上具有革命意义是无可争议的。关于其他偶然从太平洋或大西洋上漂流过去的人，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这意思是说，偶然性漂流的“到达”和对世界史产生划时代影响的“发现”还是两码事。

历史民科全部都是笑话吗？

话说回来，以上所举的历史类著作全都一无是处吗？当然也未必如此，人文学科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于“真理”的不确定性，甚至一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没有正误之分。但凭什么说它们是“民科”呢？

拿历史学为例，一个结论的成立往往要经过缜密的逻辑论证和充分的史料支持，有时仅有一处证据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正所谓“孤证不立”，更何况证据匮乏、逻辑跳跃的推理猜想呢？好的历史学著作可能写得像侦探小说那般精彩，但反之却未必。

周公并非不能是女子，古代匈牙利人也并非不能起源于“靺鞨”，最早到达美洲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人……但是所有上述论证过程都是不符合史学规范的推理猜想，加上作者仍然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因此也就不免流于荒诞。

那么这些历史民科著作为什么会层出不穷呢？最后思考一下这些著作诞生的文化心理动机或许比单纯看笑话更有意义。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提及著名“民科”何新先生的一本著作《希腊伪史考》（同心出版社，2013年），在本书中，何先生在几乎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直接宣布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捏造出来的，所有古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比如《荷马史诗》就是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的”，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不仅如此，胡适也成了“共济会的中国门徒”，甚至发展下线顾颉刚制造了“古史辨”运动！

关于何新此书的臆想胡说程度，北大的高峰枫先生早已有书评《“学术义和团”的胜利》斥之，文中亦有对其创作心态的分析。由此可以看到，不管是全盘否定西方文明根基，还是千方百计地论证中国人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背后隐藏的其实都是试图美化、拔高中国文明的民族主义情绪。

公元5世纪初，1580年前，中国伟大的旅行家和学者法显首到美洲，中国船队横渡太平洋首到美洲，又横渡太平洋回到中国，是炎黄子孙的光荣，中华民族的光荣，人类的光荣。

伟哉！法显，壮哉！法显！

伟哉！中华民族，壮哉！中华民族！纪念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创建的这一伟业，将激励现代中国人再振中华！激励中国奋勇前进。

以上是连云山先生在《谁先到达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1580年》一书中结尾处的总结，如此慷慨激昂的陈词口号还怎能让人相信这是一部基于史实考证的严肃著作？

从这点上看，另外一些民科动辄论证中国文明起源的外来因素，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对中国文明进行“祛魅”的功能。事实上，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论也早已为中国主流考古学界放弃，更何况分子人类学早已证明古人类全部起源于非洲，随后才迁徙扩散至世界各地。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有了这样的“关怀”后，就可以打着科学考证的旗号而随意运用想象力创作。

最后讲个好玩的事情，何新先生在今年又悄悄推出了《希腊伪史续考》（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看来他还真听从了高峰枫先生在书评中的建议——为把西方文明典籍夷为平地，继将希腊枭首之后，又去砍罗马的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