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阅读史：插队时可以读到哪些英国文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0月19日至23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回忆起自己当知青的时候，可以走30里地，去向另一个知青借一本《浮士德》，看完之后，再走30里地送回去。借此时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为大家梳理一下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都读过哪些英国文学作品。

作家叶兆言1974年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进大学之前，叶兆言就阅读过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作品，“不过当时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并没有‘英国文学’这个概念，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而是把这些统称为外国文学，其实也就是翻译文学。比如我们在读莎士比亚的时候，不大会想着他属于英国文学，我们就觉得莎士比亚代表的是戏剧以及欧洲文学史的最高水准。”

但即使读英国文学，也都是之前已经出版的译本。在叶兆言印象中，当时出版的“内部读物”中英国文学作品并不多见，多是前苏联和美国的文学作品。“倒是在上山下乡之前还出版过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格雷厄姆·格林的《沉默的美国人》，当时也看过很多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像金庸的小说一样，比较好看。古典的作家例如狄更斯和勃郎特三姐妹的作品翻译得也比较多。还有一套莎士比亚作品的简写本也蛮好的，我在最初接触莎士比亚的时候读过。”

1953年出生于上海的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在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之前，曾在安徽淮北农村插队。“插队时读过的英国文学实在太多了，像雪莱的叙事长诗《伊斯兰的起义》我都完整地抄了下来，因为当时的书很难搞到嘛。还读过狄更斯、笛福、菲尔丁和哈代的小说，比如《还乡》和《无名的裘德》。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也都看过，当时觉得朱生豪的翻译特别的妙。还读了很多雪莱、拜伦的诗，比如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

张汝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那个时候像英国文学这样的书并没有完全被禁，只是被认为是“不健康”的作品，但非常难弄到。“那么就是有志者事竟成，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借到。看到想要留存的部分，怎么办呢？那时只有最土的办法，就是手抄。当时我们发了狠心，只要中国还生产墨水和纸张，那就难不倒我们。”

那时张汝伦阅读的英国文学作品要么是向同学借阅，要么是朋友之间互通有无。虽然上海家中也有这些书，但不能带去安徽，他也会“把这些书里的内容大段大段抄在笔记上带去，然后在乡下基本上是看这些笔记啦。几十年过去了，有些抄本我现在还保留着。不过我的孩子已经不能理解我们那时对书籍的渴望了，所以我就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遗传，但人类的历史经验是没有办法遗传的。因为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和他讲，他也不会有感觉的”。

不过，张汝伦说：“当时大部分人觉得读这些书有什么意思呢，因为知青的文化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人喜欢读书，有的人就会觉得外国小说很难看懂，那诗歌就更是这样了。当然总是有一小部分人特别喜欢外国文学。”

对于复旦大学外语系教授谈峥来说，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要比他大上十岁左右。但据他所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外国文学的书，都被禁止出版了，可能只有一些地下流传的，比如我小的时候看见过的《牛虻》。”虽然《牛虻》也曾公开出版过，“但那个时候也被认为是‘毒草’，因为里面有些爱情描写，所以被看作有点不健康。”

从《全国总书目》显示的资料来看，到1977、1978年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才慢慢恢复。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雅典的泰门》和《哈姆莱特》。

而1978年出版的英国文学作品更多了一些，有莎士比亚全集、华特·司各特的《艾凡赫》、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拜伦的《唐璜》、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重印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以及单行本的莎士比亚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和《李尔王》。

同时，那时的确也有一些内部资料出版，但据那个年代的人回忆来看，文学方面出版的多是苏联文学、美国文学和法国文学，鲜有英国文学的内部出版物。

不过在1949年建国初期，英国文学作品曾被大量翻译出版，尤其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比如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哈代等人的作品，而其中伏尼契的《牛虻》应该是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据统计，当时《牛虻》的累计印数在222万册左右。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四本论文集，分别为《论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论伏尼契的<牛虻>》、《论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和《论哈代的<苔丝>、<还乡>和<无名的裘德>》，都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关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讨论论文，可见当时对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关注程度。

另外，当时中国参加了1950年成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该大会每年会在世界范围内选取文化名人进行纪念。而从1954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英国经典作家入围，其中有菲尔丁（1954）、萧伯纳（1956）、布莱克（1957）、弥尔顿（1958）、彭斯（1959）和笛福（1960）。相应地，在中国也会举办活动纪念这些经典作家。

不过有意思的是，那时不是所有的英国文学都受到青睐，比如象征主义作家叶芝和艾略特，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和伍尔夫都因作品的“反动”和“颓废”不受重视或遭受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