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佛教遭遇了怎样的发展困境？

东京有很多佛教寺院，用“三步一大寺、两步一小庙”来形容都不为过，其中不少是游客必访的名门宝刹，如上野雷门与浅草寺，但挂有“檀林”牌匾的寺院并不多见。要不是搬到了吉祥寺的旁边，我大概不会细思檀林之于日本佛教的重要意义。

吉祥寺坐落在文京区，是这个“文化之都”的最大寺院，与夏目漱石的“猫之家”、森鸥外的“观潮楼”一起，正好构成一条绝佳的日常散步路线。该寺距离东京大学也不过两公里，曾经长期给“帝大”佛教专业的学生提供免费住宿，学生只需每日清晨在院内扫地半小时。可惜泡沫经济过后，寺院不再殷实如前，无法继续提供资助，学生也失去了当“扫地僧”、体验生活禅的机会。

寺门口竖着一块大理石碑，正面上书“诹访吉祥寺”。石碑的光鲜与旁边的古旧木门很不相称，似乎只有传统形制的厚重山门，才能让人感觉到此曹洞宗大寺的历史与灵气。山门后是一条长长的参访道，两边种满垂樱。四月初樱花盛开之际，眼睛会被要满溢出门框的粉嫩樱花直直勾去，根本不会注意到古朴的门楣上用白漆书写着“旃檀林”三个大字。即使在其他季节，若不刻意抬头仰望，恐也不易见着匾额，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径直眺望那座安住于主殿的阿弥陀佛像。

“旃檀林”并不是吉祥寺的别名，而是宣告着这座寺院的特殊身份与传统。一如门口的标牌所示：此乃驹泽大学前身，最盛期曾有千余人在此学习内典（佛学）与外教（汉学），是与当时江户幕府“昌平坂学问所”齐名的汉学研究中心。遗憾的是，这座市中心的“七堂伽蓝”在1945年东京大空袭中焚毁殆尽，只留下大门和若干藏经。现在见到的本堂、客殿、僧舍等都是后来新建的，且寺内大部分土地早已改建成了“陵园”——日本近现代佛教特别重视檀家信徒的身后事，从丧葬仪礼到永代供养的一系列法事，早已成为寺院佛教的重要经济来源。事实上，日本的观光型寺院极少，不管是隐身于闹市的独门院落，还是安居在山林的大宅殿塔，绝大部分寺院的主要功能都是为檀家信徒安魂超度、祭祀守陵。

有意思的是，吉祥寺的“旃檀林”三个大字乃由中国僧人陈道荣题写。1657年，陈道荣远渡东瀛传法，参访至当时已是禅宗著名学林的吉祥寺时，看到禅门之威仪整然、学僧之如法行持，惊叹于日本僧人实参实究的严谨姿态和求道问学的高超水准，于是借用了永嘉玄觉禅师（665-712）《证道歌》中的名句：“旃檀林，无杂树，郁密森沈狮子住”中的“旃檀林”一词，敬书以随喜赞叹之。这一称号被曹洞宗人视为赞美其“修证一等、行学一如”之禅精神的妙语，沿用至今，甚至写进了驹泽大学的校歌。

“旃檀林”的本意是旃檀之树林，常简称“檀林”。最早的用例出现在西晋法炬译《法海经》：“此如来之座，贤圣之会，度世者之聚，清净道徳者之所集处，此座犹如旃檀之林。”用旃檀清净之意，喻指佛陀及其弟子的安住传法之所，后引申为寺院或僧众结集之地。又如《大唐西域记叙》用“擢秀檀林”一语形容玄奘法师之出类拔萃于僧界。陈道荣所书“旃檀林”是否为日本檀林用语的最初由来，目前已不可考。一种说法认为，日本最古老的檀林是嵯峨天皇之皇后橘嘉智子在洛西嵯峨创建的檀林寺，即弘仁十四年（823）迎请唐僧义空为檀林寺开基，构筑十二院，为禅修道场。此寺虽名“檀林”，但与后世以培养僧才为目的的教育机构有所不同，故不应作为日本檀林制度之端首。

日本佛教，尤其真言宗，另有“谈林”一词（亦写作“谭林”），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檀林”的同音异写。“谈林”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十四世纪），当时，由空海大师（774-835）创立的密教总本山（高野山）聚集了大量僧人，求法论道、教相研究都极为兴盛，随后却因战乱之故，不少学僧变成了僧兵，高野山之学问风气逐渐散失。真言宗人于是在其地方附属寺院开设“谈议所”以继续开展常年不断的宗法教学，称为“常法谈林”；又因与高野山之根本道场相对，而被称为“田舍谈林”。

“谈”、“檀”虽有别，但两者的弘法形式与教育功能几乎完全相同。或许可以妄测如下：陈道荣访日时，佛教界已有不少称为“谈林”或“学林”的僧侣养成机构和宗派问学之所，陈氏借“谈”、“檀”谐音之便，用永嘉道歌之妙，变俗字为雅语——借喻僧人累积学功而获大成就，一如栴檀之散发芬芳香气，并矗立如林。“（旃）檀”之名称隽雅、意蕴高远、典出殊胜，很快就取代了原本的“谈”字。中国佛教的禅宗寺院常被称为“丛林”或“禅林”，“林”之一字义同，指的都是僧众结集学修的道场，但中国没有出现以僧侣教育为主业的旃檀之林。

日本檀林的学制由各派自由设定，一般以学习本宗教义、传承祖师之法为主，即所谓“宗学”。如净土宗“关东十八檀林”的学制主要是：出家得度后首先需研习“三经一论”，年满十五岁方可进入檀林，学习“名目、颂义、选择、小玄义、大玄义、文句、礼赞、论、无部”等九种，无部不限年数，其他八部修学年限均为三年。这一规范而系统的学修体制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僧人的较高素养与扎实学问，是日本佛教能够在动荡的社会中长期良好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现代以来的宗派大学或佛教主义大学，几乎全都由檀林发展而来。镰仓时代，净土宗三祖良忠在千叶县开创了福冈和饭冈“谈所”，至德川时期发展成为著名的“关东十八檀林”，即后来京都佛教大学的前身。东京的立正大学由“饭高檀林”发展而来：1573年日统在饭冢首创讲肆，再传弟子日尊于1596年在饭高寺开日莲宗之檀林制度。江户时代，各宗纷纷开设本派檀林，“传承祖师教法、培养宗派僧才”这一理念与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与普及，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重要特征。明治维新以后，随着社会制度和国家法令的变革，各宗派顺应时世，废弃檀林之制，改设新式学校以继续僧侣教育，并逐渐与社会教育接轨并行。

从教学本派宗义的檀林到以研习佛教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从单纯的僧侣养成到普世的大众教育，日本佛教的教育事业在几百年间经历的磨练与变迁，绝非三言两语能够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檀林之制为当代日本社会宗教与世俗、信仰与学术的融合发展铺垫了深厚的根基，为其佛教学研究“擢秀士林”积累了重要的资源。与此同时，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是，对世俗社会的彻底依赖，使得僧才育成、宗法传承等教内事务失去了本有的独立性。今年6月文部科学省发布了削减人文社会科学的通知，近百所佛教宗派大学与短期专修学校无不忧虑重重：如果政府不再资助私立学校的人文社科研究，那么，各派的宗义教法与学术研究以何维系、何以发展？深谙“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之道的日本佛教界精英已然需要另谋高明，以应对由“少子化”等世俗问题导致的当代宗教发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