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新谭｜外交大话的背后：乾隆缘何高冷拒英使

对于曾祖乾隆和曾孙辈的咸丰、恭王来说，热河都是他们生命中的很重要场所。乾隆尽管自称生于雍和宫中，但却一度被认为是出生在热河行宫，这一认识偏差甚至延续到道光时代，草拟嘉庆遗诏的大臣画蛇添足地说了一句，嘉庆殁于热河，即其父出生之地。弄错皇帝的出生地，在皇朝时代自然是大不敬，但事情也可大可小。刚刚即位的道光就借此事处分了托津、戴均元等老臣，来了个军机处大换班。（民间对于乾隆身世多有猜测，可能也源自乾隆出生地的模糊）

在乾隆的八十三岁大寿时，发生了一件从后世看来对近代史影响很大的事情，就是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以祝寿为名出使中国，乾隆即在热河接见英国使团。

这一在当日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浪的事件，却在以后的近代史叙事中被大书特书，几乎每一本近代通史、普及性读物和教科书上，在言及一般认识中近代史开端鸦片战争时，都要将马嘎尔尼使华拿出来作为背景或者比较，谈论一番。

或言停滞的帝国，或言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或言失去的机会，甚至说鸦片战争纯属自找，咎由自取，何咎之有，请看马嘎尔尼使华求交往，乾隆高冷拒开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要进北京，咸丰皇帝只得逃到热河，并一去不返，在热河病死。六弟恭亲王，作为谈判代表留在北京，与洋人周旋，待到其兄宾天，借哭丧赴热河，联合两宫太后除去顾命八大臣，从此进入太后、亲王的同治时代，慈禧参与、掌握朝政数十年，影响不可谓不深。简言之，就是当初曾祖在热河风光讲排场，落得曾孙在热河凄凉死去。

今天只要接受了一般中学历史教育的普通人，恐怕很能同意乾隆闭关锁国、英人武力破门的说法，认为其不仅导致了自己子孙的厄运，还牵累整个中国没有尽快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其中最为主要的批评大概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自高自大，没有认真考虑英方的要求，让国门依然紧闭；二是对英国使团带来的高科技礼物不屑一顾，导致科技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三是顽固僵化，死要面子，非要英国人下跪，导致外交上的僵局和中国难以融入世界。

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敕谕）常常被用来佐证这些批评，尤其是以下这些话，引用率颇高：

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贲表贡，航海祝厘。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

这封信实际上不是乾隆主动写给英王秀优越感的，而是对英国人提出要求的答复。至于英国人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要从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的目的说起。

当日，中英贸易已经相当红火，远远超越中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但是就英国人看来，完全是经热政冷的状态，中国人似乎并不把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放在眼里，也没有体现出应有的重视和照顾。思前想后，英国人把在清廷服务的外国传教士定为罪魁祸首，因为这些人基本上是天主教传教士，又是拉丁国家人，在宗教和国家利益的作用下，搬弄是非，散播谣言，借此打压英国。既然是这样，那么解决问题的一大有效手段就直接建立两国之间的联系，使误解消除，而英国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于是，马嘎尔尼使团建立，在筹备过程中，英国政府并没有给使团下达明确的外交任务，只是英王通过国务大臣给马嘎尔尼的私信中表明了对此次出使的总体要求，即争取“人类的幸福，两国的互利和中国政府对英国商业的应有的保护”，甚是冠冕堂皇。

英王也让使团带去了自己给乾隆的信，信中依然大谈人类福祉和崇高道德，但也暗藏玄机地表示英国的军事力量远布世界各地，英国的领土已经广阔到“足以满足一切需要”。信中唯一表露出的一项具体要求是英国使臣在中国常驻，既可以迅速解决一些外交问题，又可以对在华英商进行管束和弹压。

马嘎尔尼来华后，为了达成常驻中国的目的，使用了拖字诀，因为按照惯例贡使在完成任务之后，应该立即启程回国，所以必须想办法迁延。

一方面，马嘎尔尼在大型礼物的装配事宜上拖拖拉拉，宣称礼物中的部分仪器过于精密，非历时一月以上，不能装妥，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留下来过中国的新年（当时指春节庆典）。

对此，中国人坚持体制所定，无可通融。同时，使团中人的身体也不争气，水土不服纷纷染病，甚至有一卫队兵士暴病身亡（据说是一早上吃了四十个桔子所致）,马嘎尔尼本人或因水土或因意在拖延，也半真半假地病着。此时，坊间开始流传一些说法，比如英国人不恋故国家乡，甚是奇怪，或者英国人不适合来中国，呆久了要死的之类。和珅在会见马嘎尔尼的时候，也以英国人的病情为由，颇具“人文关怀”地劝说：赶紧回去吧，霜降以后的北京更冷，不是你们英国人所能承受的。

这驻使一条是在英王的信中提出的，马嘎尔尼来华后，以全权大臣的身份，自己又草拟了六项要求：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按：珠山即今之舟山）

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子，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

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之税率从宽减税。

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外征收。……

马嘎尔尼提出的六项要求，简言之即增加通商口岸，设洋行，割地（说好听点是让与），免税或者减税。若再进行纵向具体比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江宁条约》，完成了第一条中的宁波开埠，第四条广州附近让地（香港），第五条关税协定（好歹还不是完全免税）。第一条中的天津开埠要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北京条约》中规定，第三条舟山附近小岛割让则有清一代，加上民国，从未出现在外交条约中。另外英王信中，英国使节“管束”在华英人，可视为领事裁判权，亦在鸦片战争后方实现，驻使北京则是在《天津条约》中规定，真正实现更晚。可见，英王及马嘎尔尼提出的这些要求，不仅是当时的乾隆所完全不能答应的，其实现要靠武力作为基础的不平等条约签订，甚至有些要求到今天看来仍然属于过分的不合理请求，比如割地和免税。

于是乾隆便对这6+1项要求给出了答复，即此前所述的给乔治三世的敕谕，滴水不漏地逐一回绝。

乾隆的主要理由是不符合向来制度和英国不能搞特殊化。不过既然要拒绝外人，就必须要说一些外交辞令，外交辞令并不一定是客气话或者囫囵话，有的时候也可以是一些大话，自吹自擂装腔作势都无妨，最主要的是表达一种态度，而非字面意思。比如朝鲜说狠话，我们有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实际上却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图，只是表态：别惹我，我要来硬的，韩国懂了，美国懂了即可，那些照字面意思理解而笑话朝鲜傻的，或许只能说自己更傻。

乾隆此时即是说大话式的外交辞令，以撑起天朝的门面，这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由来，可以说乾隆打心底里不会相信无需外国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的。简言之，清朝作为货币之白银、铜钱，其原料银、铜，就是依靠大量进口才能维持通货水平。此外，清朝还需要进口东南亚一带的大米，维持“本省所产之米不敷民食”的广东等地粮食供应。乾隆自己就曾经“为招徕远夷多带米石”，亲自下令对“运米夷船”给予“量减税银”的优惠，虽然仍旧嘴硬，宣称乃是“出自格外特恩”。

同样，乾隆对于让与舟山广州附近小岛等要求的回答也值得一提，的确，在人们的印象中，“天朝统驭万国”之类的话经常出现，一来表现出茫昧的自大，二来缺乏近代主权和领土观念意识。实际上这也是一句场面上的大话而已，中国历代号称“统驭万国”的皇帝，从来没有真正想要去统去驭，然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疆界则大多毫不含糊，可谓大体而言你的是我的，具体来说我的还是我的。乾隆在面对让与小岛的要求时，即是如此，天朝不再笼统地“统驭”、无远弗届了，开始“疆界严明”起来：

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疆分界，各有专属。

不单是皇帝，官员们也是有这样的觉悟的。比如鸦片战争中，刑部审问琦善何以私割香港时，起首就是一句“国家寸土尺地皆当世守”。所以说，阅读历史材料历史文献必须充分了解语境，否则往往就会出现误信一些大话空话，而这些话放在当日，也只是在某种特定场合说的场面话而已。

今日的历史教学（尤其是中学和大学公共课），由于种种原因，过于重视意义、影响，往往对过程展开不够。而若过程了解不足，则意义、影响多空中楼台，没有根基，捕捉到一两句场面话，结合今日的理念和想象，去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岂不殆哉？

不过，清人对于英国所进“高科技”礼物之不屑，恐怕倒不是空话大话了。马嘎尔尼使团筹备之时，就为了引起中国皇帝的充分重视，精心准备了数百种礼物，其中更以天象仪、太阳系仪、地球仪等天文设备以及西式钟表、挂灯等为核心。尽管在澳门曾有常驻的西方人表示这些礼物可能难孚人望，使得马嘎尔尼紧张了一阵子，临时采买了“吾英亦不可多得”的大望远镜和“大灵司”（光学仪器凹凸透镜），不过总体而言，特使对于自己准备的礼物具有极大的信心，认为必能引起轰动。

英使带着礼物的到来本身就引起了轰动，当日的天津流传着对于贡使礼物的猜测，颇可以看出时人的异域想象，谣传的礼单中包括三十厘米高的小人、猫那么大的象，老鼠那么大的马，最神奇的是一个可以使人在梦中到达任何地方的魔枕，可谓是格列佛游记和机器猫的合体。马嘎尔尼对此一笑了之，一面在大型礼物的装配时间上摆谱拖延，一面带着望远镜、枪支、各类纺织品等轻便者赶赴热河。

此时，对于英国人在大型礼物上的摆谱，清廷工匠、官员已经有所反应。他们认为天球、地球之类的与清宫所陈列者并无差别，装饰反而不如，玻璃挂灯也与圆明园中者无异，所谓需要专人装配的钟表，其方法“并无奇巧”，和北京城内钟表匠的作法相同。乾隆在看到礼物之后，觉得英使不过是夸大其词，因为“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若说这是中国人的一面之词，那么可以来看下马嘎尔尼在热河万树园中的观感：

此等宫殿及帷幄建筑雄大异常，其中……有藏欧洲之玩物及音乐、唱歌之器者；余如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以及一切欧洲所有之高等美术品，罔不俱备。

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猛夫，战栗而自匿自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

相差万万，自然是夸张了，但是要说宫中物品不输于英国礼物，想必并不过分。况且中国人相当识货，而非一概轻视，据在圆明园负责装配的英国技术人员汇报，各种礼物中惟一被重视的，恰恰是那只“吾英亦不可多得”的“大灵司”。

另外，叩头与否及单膝跪还是双膝跪的礼仪问题，其实是被后世放大了的。根据黄一农教授的研究，（《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觐见礼仪之争虽然一度叫人困扰，但绝非难以逾越的障碍，最后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英方同意屈双膝，中方同意屈膝后鞠躬而非叩首，使仪式得以继续进行。

中英作为大国，的确都重视礼仪及其象征意义，但正因为是大国，所以懂得妥协。礼仪、规格、仪式通常只是利益的附属品，在利益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而正由于其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冲突感和文明碰撞的色彩，又往往被放大被宣扬，以致于盖过了利益的风头，成为国际交往中最吸引人眼球的东西。

总体而言，在后世被认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中，乾隆和清廷官员绝非一般认识中全然昧于世界形势的颟顸君臣，他们仅仅依靠得到的信息，作出了那一时代所能作出的反应，批评其未能高瞻远瞩可，指责其闭目塞听则不可。

实际上如果清廷真的闭目塞听，对于英国完全不了解的话，可能马嘎尔尼在中国还要过得更加愉快一些。

清代中前期对于英国的印象还真不咋地：康熙年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的报告是“惟红毛一种，内有英圭黎诸国，奸宄莫测”。乾隆年间的澳门同知印光任言英咭唎在“外夷中最称慓悍”。乾隆本人更是知晓英国人当时的海盗作风：“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

除了在海上的“慓悍”之外，英国的威胁还涉及到了清廷更为重视的陆疆，中国人当时已经了解到英军占领印度孟加拉的情况。同时，北京盛传此前不久英军帮助廓尔喀军队入侵西藏，与福康安率领的清军交战的消息。

对此，马嘎尔尼力辩并无此事，不过廓尔喀确实曾向英国驻印度总督请求军事援助，英人一度心动，只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拒绝之，况且中国人也未必真正相信此辩解，因为据说在廓尔喀阵中，有作英国官兵装束之欧人出现，是否虽然未必是官方行为。马嘎尔尼在华曾数度与福康安见面，据其观察，福康安的态度并不友善，很可能即与廓尔喀之事有关。由此，恐怕也不难理解马嘎尔尼邀请福康安校阅所带卫队时，后者冷言“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希罕”了。

福大人的不稀罕，过了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彻彻底底地败在英国的火器和火器操法之下。大战前的广州，英国商人英格里斯造访行商首领伍浩官，谈话中表示英国人这次一定要到北京去见皇帝，浩官立即开玩笑地回答：“如果英国人去北京，皇帝去山西”。不知当日主客二人是否还记得乾隆五十八年那次隆重的会面，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浩官一语成谶，近二十年后，皇帝果然因为英国人而逃离北京，只是目的地并非山西，而是他的祖上曾风光接见过英使的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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