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两个贝淡宁的战争

贝淡宁（Daniel A.Bell,丹尼尔·贝尔）生于加拿大，拥有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新加坡、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现在还是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讲席教授。就在不久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著《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局限》。

作者在书中对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该书的核心结论是：中国的精英政治制度原则上是正确的，比西方选举政治更适合中国，西方若了解这种制度的运作模式，也能从中获益不少。这其实是贝淡宁教授的老生常谈。

贝淡宁教授这两年大力鼓吹“贤能政治”，每每举新加坡为成功的样板，这让他的一些老读者倍感惊诧。就在2012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城市的精神》（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一书中，贝教授还痛斥李光耀是“现代法家”，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家长制政权”，不过才一眨眼的工夫。贝教授就像变魔术一样， 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气，的确令人佩服。

这里冒着“断章取义”甚至“扭曲”的危险，略作摘录，间加评点，俾便大家学习参考。

《城市的精神》中的新加坡

据贝淡宁自述，199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决定聘用他，是因为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社群主义，这种思想很合新加坡的胃口。让他觉得意外的是，新加坡方面负责面试他的不是什么学者，而是该国驻美大使，后者只问了两个问题，你念大学的时候去古巴干啥了？你是共产党员吗？贝淡宁很好奇对方怎么知道自己曾去过古巴，但还是据实回答：不是共产党员，去古巴是学校组织的热带农业之旅。这样就过关了。

来到学校后，贝淡宁向系里提交了给学生指定的政治理论入门读物，结果系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要多讲一些社群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强调他不应该向一年级学生讲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这一下子引起贝淡宁的反弹，于是他在新加坡成了“不和谐的存在”。三年后，他被解聘了。

除了个人的这段倒霉经历，究竟贝淡宁在新加坡看到了什么，使他认为这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群主义城邦而痛加挞伐呢？

……一种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比我在任何西方国家遇到的更加个人主义的生活形式，这破坏了国家创造愿意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的爱国公民的目标。正是在认识到社群主义言论和个人主义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后，我开始反对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蓝色字体为引文，未标出处者，均引自重庆出版社版《城市的精神》）

这里的个人主义，指的是新加坡人的政治冷漠。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政府对工会、反对派、媒体采取压制策略。这种压制的结果，就是大部分人的政治冷漠和优秀人材的流失。

2007年对新加坡年轻人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许多人尤其是向上流动的阶层已开始行动了。新加坡的平均人才外流率是26.11‰，这是世界第二高，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限制性的政治环境和法律过于严厉。

难怪李光耀逐渐认识到新加坡人需要另外“三十、四十、五十年”才能养成国民对国家整体的感情。他没有说到的是，正是其政治体制应该为进步缓慢负责。

那么新加坡是不是民主政府？

新加坡政府是人民选举的，但即使按民主的最低定义——国家的最重要的决策者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竞争选举出来的——这选举过程也并不民主。

新加坡的领导人认为描述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最恰当的词汇，是贤能政治meritocracy。顾名思义，就是选贤任能，任人惟贤的意思。在贝淡宁看来，“新加坡政府或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府都更多地尝试将贤能统治的理想制度化”，但“新加坡式的贤能政治”有其致命的软肋。

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最引起争议的焦点和对贤能政治理想的最明显挑战，是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李光耀本人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董事长，这是不透明的主权财富基金，拥有大约3300亿美元资产。他儿子（李显龙）是总理，也是该财富基金的副董事长。他的儿媳妇何晶把持着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李光耀最小的儿子李显扬曾是该国电信巨头——新加坡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现在是星狮集团（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和果汁制造商）的非执行主席和新加坡民用航空局局长。

2009年，贝淡宁重返新加坡做完研究，返回北京后，他太太评价说：你对新加坡的政治还是耿耿于怀，但对香港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贝淡宁承认了，他说，“如果蒙特利尔（贝淡宁的老家）由李光耀统治，或许我仍然要在那里争取改善那里的状况。”

毫无疑问，对新加坡的贤能政治，迄2011年英文版《城市的精神》出版时，贝淡宁是不喜欢、厌恶的。

当然，面对近年来强制手腕有所松动的现实，曾经有那么一瞬间，贝淡宁产生了自我怀疑，担心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马上恢复了自信：

不过，我的论证不可能完全错误。它来自政治领袖的言论和我三年的生活经历、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与深入思考的新加坡人的深度讨论。……新加坡没有变化的是精英政治。它仍然由人民行动党垄断统治 。

推销“贤能政治”

很奇怪地，在2012年《城市的精神》中文版出版前后，贝教授关于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观点，好像就开始变了。2013年5月，他在凤凰网为这本书举行的读书会上，有一番这样的话：

很多人觉得你们（欧美国家）就是我们的将来，可是我自己觉得，民主政治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都需要比较优秀的领导层，无论是道德方面还是能力方面，这一方面新加坡搞得很不错，虽然表面上像是民主的国家，但他们更强调贤能政治，英文叫Meritocracy。他们觉得自己是贤能政治的制度。

这二十年来我觉得中国也有很大的变化，很多西方学者觉得中国没有什么政治的改革，他们觉得民主化不是很明显。可是这二十年也有改革，按照贤能政治的标准，这方面有一些变革，我觉得这是按照新加坡的模式来进行的，这方面我觉得都应该研究。当然新加坡是很小的地方，现在仅有五百万的人口，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怎么选择比较优秀的领导人，这方面很值得我们学习。

（文字记录：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849）

这时，他再也不提“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了，反倒认为新加坡的领导层都是“贤能”，“搞得不错”，值得学习。原先那“假如李光耀统治我老家”我就如何如何的话，不但不能作数，还要举双手欢迎了。因为，新加坡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新加坡的政治实践真正的创新性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民主的普遍性。“贤能政治”的概念最为恰当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87164）

他甚至郑重地建议中国举起新加坡递过来的大旗，赶紧行动起来：

儒家传统多种多样，派别林立，但当今儒家主要捍卫的是两个关键价值：贤能政治与和谐观。……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共成功地推行了经济现代化，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根据德才兼备原则挑选出来的干部，这和具有儒家传统的东亚其他成功国家非常相似。

（http://www.m4.cn/space/2010-11/1174301.shtml）

大概是觉得这次思想上的大转弯确实转得比较厉害，趁李光耀去世之机，贝淡宁终于还了读者一个解释：

1991年，我得到了第一份教学工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政治学理论讲师。3年后，我被要求离开，因为我不能“融入”。事实是，我没有试图去融入。我非常不喜欢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更不喜欢该体制的创立者李光耀。

20多年后，我又回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当客座教授，这时我逐渐意识到，我之前的判断是建基于西式自由民主是唯一合理的政府组织方式这一教条化认识的。一旦放下这个教条，就清楚地看到，李光耀先生—正如美国人喜欢说的—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的”。今天，我为李光耀先生的逝去而深感悲痛。

是的，李光耀是一位善于激励他人、有魅力的领导者，但这并不是他最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能发现和重用其他有卓越才能的领导者，比如吴庆瑞（前新加坡副总统），并建立一套旨在选拔具有超群能力和美德的政治领导人的贤能政治体制。这一体制被设计为不随着李光耀先生的离去而失效，这就是李光耀留下的最伟大遗产。（http://view.inews.qq.com/a/20150411A0004500）

“三年的生活经历、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与深入思考的新加坡人的深度讨论”，其实这都不算数，觉今是而昨非，这就是觉悟。

一个学者改变自己的观点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为这种改变所提供的解释是否能够服人，又是另一回事了。从《城市的精神》到《中国模式》180度大转折，在我看来，新的贝淡宁提供的新解释，并不能改变旧的贝淡宁在《城市的精神》里所写下的。

按照以前的贝淡宁的说法，贤能政治最重要的本质就是选贤任能、任人惟贤，他之所以“反对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除了新加坡政府对反对派、工会、媒体的打压之外，最“明显的挑战”就是李氏家族的裙带政治。按我的理解，这种裙带政治，实际上是对所谓“贤能政治”的一种根本性的否定，因此贝淡宁才称之为“家长制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