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独家回应《大分流》争议：赵鼎新指出了我忽略的问题

【编者按】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名汉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其著作《大分流》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巨大反响，至今仍争议不断。 

2015年8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前来参会的彭慕兰先生。在上一篇访谈中，他解读了大会关键词“全球史观”，接下来，他将首次在中文媒体上回应对其著名的“大分流”研究的批评和质疑。

《大分流》背后的问题是：为何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而非江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和江南的发展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从生活水准(卡路里的消费、日用家居和纺织品、储藏和分发粮食以备饥荒的能力)到商业化的程度，以及农业与手工业劳力的分工和人的寿命等方面都大致相当。东西方的发展拉开差距是因为两个偶然因素：一是英格兰的煤矿，二是美洲新大陆（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开发。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曾提出“相左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英国的兴起不是历史必然，但“中国在19 世纪或此前或稍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可能出现工业资本主义方面的根本性的突破”。即便明清时期中国的富庶地区有较高的生活水准，但存在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例如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理论/形式理性极不发达；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而商人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家的权力。

访谈中，针对赵鼎新等人的评价与质疑，彭慕兰承认其旧有研究的局限性，并表示最新的研究成果正在完善“大分流”学说中未被提及的部分。此外，关于如何认识“加州学派”这个标签、他与李伯重、王国斌、弗兰克等人在观点上有哪些异同，彭慕兰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您的“大分流”研究在学术界获得了很多赞誉，也引发不少质疑。比如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一篇关于“加州学派”的文章指出，您的研究发现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和英格兰经济上的某种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可能只是一种表象；换句话说，您对这种相似性背后迥异的制度逻辑没有深刻的把握。对此您有何回应？

彭慕兰：两个点。首先，有一种制度研究，我在《大分流》中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就是关于分配帝国下各地区职责的制度。我思考的是，在这种相似的繁荣背后，为何英格兰能够获取海外资源？

这缘于大英帝国与清帝国性质的巨大差异。像其他欧洲帝国一样，在大英帝国中，英格兰被设置成为最发达的地区，即“母国”，所有殖民地的资源都是为其服务的；清帝国也是一个帝国，但江南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相反，出于维稳的考虑，清帝国会从江南抽取资源，用于稳固帝国边境。我们可以看出，两者资源的流动刚好是反向的。这些就是我研究中涉及到的一套制度。

至于另一种制度研究，我认为赵教授对我“没有涉及到”的评价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在《大分流》里，出于篇幅考虑，我仅仅指出了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没有太多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

我正在写的另外一本书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无法告诉你关于此书的太多细节，不过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如果你在对比18世纪的西欧和江南地区时着重发掘差异性因素，呈现在你面前的第一点就是雇佣劳力(wage labor)的差异。在英格兰和荷兰，几乎一半的劳力通过雇佣工资谋生，而在江南，这个比率大概是15%。

这个事实非常令人惊奇，因为如我们所知的那样，竞争性经济导致优胜劣汰，输家便成为雇佣劳动力，无产者。但为什么在江南无产者（proletarian）（比例）如此之小？部分的原因在于租佃制度。在江南，接近50%的土地为实际占有者所耕种，这一比例远高于英格兰和荷兰。更重要的是，当时租佃制度在英格兰和荷兰基本上和现代相同，如果你今年是我的佃户，在年末我决定找另一个佃户，租期到了，我与你告别，你就得离开，没有其他选择。但在江南，大多数佃户有长期耕种的权利，因而很难被驱逐。这会导致一些有意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地租无法提高，久而久之，随着在江南生产力的提高，佃户占有的土地比例越来越高，而地主的资本积累就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到晚明时期，很多地区的地主都迁居到城镇，他们不再直接组织经济，也不再控制水源；相应的，村庄和农村团体开始取代他们的角色，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有能力反抗地主。这些强劲的村庄团体（village communities），或农村团体（rural communities）使得佃户保留更高比例的产出，更意味着佃户有更多动机去最大化产出。

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们喜欢说“没有人会去洗一辆租来的车”，意思是如果不是你的东西你就不会爱护。江南的租佃情形则十分有趣，佃户并不实际拥有土地，但他确实拥有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利，除非他做了特别过分的事情，否则很难被驱逐。这给了他们照料土地的动机，考虑土地的长期生产力，投资以改善土地等等。如果你看看江南从晚明开始的农业运作，你会发现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并非地主，而是佃户。

澎湃新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移居到城市。

彭慕兰：对，所以他们没有动力移居到城市，而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城市。在江南，佃户没有理由离开土地，虽然如李伯重所言，当时手工业在江南非常盛行，但其机械化动力不足，这是我没有在《大分流》中讨论的一个重大差异。

另一点重要的是：“为什么江南的无产者如此之少？”其实因为一些富裕的人纳妾，以及一些溺杀女婴的行为，使得江南成为一个长期缺乏女性的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什么样的人无法结婚呢？雇佣劳力。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型经济，每一代的输家向下流动到无产阶层，但上一代的无产大多无法拥有后代。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中，经济是竞争性的，但无产者在人群中的比例却不会越来越大。短期看来，整个江南地区的社会系统会更趋向稳定并具有一定更高生产力，但这对工业革命来说却并不是理想的环境。

这些因素也可以解释另外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江南是清帝国最富裕的地区，根据马德斌的研究，在18世纪，江南的人均收入大概比清帝国的其他地区高出50%，但并没有大量人口从帝国其他地区流入江南，而是从江南地区流向边境。为什么？因为土地都已经被占据了，由土地所有者或者长期佃农耕种。对于一个来到江南的外来者来说，江南的平均收入更高这点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在江南，作为外来者他无法赚到平均收入，他只能赚到非常低的雇佣劳力的收入。但如果他前往四川，经济情况会变得好得多，尽管在那里平均收入没有那么高，但他可以赚到平均收入，因为有土地可以认领。所以说，每当你看到在一个模式中大量人群有所谓的“不理智”行为，很可能不是因为行为不理智，而是因为你漏掉了一些东西。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愚蠢的，但大多数人通常并非是愚蠢的，人们不可能都在移民到何处这一点上出错。当我们看到人们自发地移民到贫困而非富裕的地区，我们需要一点解释，我刚刚说的制度就有助于解释这一问题。

不过即使考虑到这些问题，我认为，如果没有我在《大分流》中讨论的煤等因素，江南没有工业化的事实也不能被解释清楚。不过赵鼎新对于我的这方面的批评是正确的，我确实忽略了一些制度性问题。

澎湃新闻：您正在进行中的这项研究，我之前也有看过，在京都大学的讲座上也做过简短介绍。在我看来，您现在的研究似乎是在完善“大分流”学说中的一些未被提及的部分。

彭慕兰：对，除了上文说到的某些制度性因素外，我的最新研究在时间跨度上，也超越了19世纪。因为我认为有趣的一点，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如果你思考18世纪东亚的工业革命，与西方相比，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城市化进行缓慢。在英格兰，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城市化进程相当迅猛，从事耕种的人口比率和绝对人口都开始下降。而在中国，乡村从事耕种的人口比率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出现下降，而到80年代下降的速率才加快。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这一模式很不同寻常，但从东亚的视角来看，却并非异常。比如在日本，从事耕种的人口比率从1880年开始出现下滑，但到20世纪30年代前，这种下滑并不明显，而绝对耕种人口数量，更是到了大约60年代才开始减少。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工业革命的模式。

另一个例子是，当我和美国学生讲中国的时候，我经常说，谈到乡村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想到农民，因为大量的工业存在于农村，农村家庭中，来自于种地的收入比例实际上通常很低。需要指出的是，在1949以后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在加强这种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以留在农村的人群及拥有多样化的农村工业的农村经济为基础，而不是基于完全是农业的农村经济，因为后者才会导致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人口流向城市。这是东西方之间很大的社会差异。我并不是说这种模式是好是坏，但确实是不同的模式。

澎湃新闻：还有一种批评指出，您在试图超越欧洲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时，却过分强调了联系的作用。这会不会走向另一种极端，比如说“联系中心论”？

彭慕兰：在某些层面上，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也是正常的，毕竟在史学研究中，学者通过强调以往研究中没有被注意到的部分，对前人论述予以回应，结果会被认为对以往已被论述的部分不够重视。比如我在《大分流》中没有太多涉及到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学和技术。我们都知道，没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不会发生。我之所以没涉及，并非是我认为它们不重要，而是我觉得不需要再讨论这些问题，我只想讨论自己能够补充的部分。

但我承认，某些关于中国本身的内容，我其实可以强调得更多。比如说我之前提到的与土地等有关的制度性问题，又比如科举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选拔系统等等，都是可以深入探讨的。这方面我以后的研究都会涉及。

至于所谓的“联系中心论”，我不排除我策略性夸大了联系作用，但这种夸大首先并不过分，其次仅仅作为一种策略出现，并不代表我就认可其中心地位，毕竟“去中心”更接近于我的学术范式。

澎湃新闻：让我们谈一下“加州学派”的话题吧，首先，你认可这个标签吗？

彭慕兰：不能说完全认可吧。要知道，我们之间，比如王国斌、弗兰克等等和我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我们在很多议题上的观点是相反的。

澎湃新闻：仍有一些共同点。

彭慕兰：我们是有一些共同点，而且事实上，我们这些相似点足够形成一个学派了。

宏观地讲，加州学派共享的一点共识是：“不能拒绝比较”。我们无法做到不去比较，所谓的“逃避比较”，其实是在做隐性比较。但比较最好是正大光明的。历史思维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暗示着一个隐藏着的欧洲，哪怕我们没有讨论，也会有意无意地将其进行比较。但要知道，这个欧洲是想象的，理想化的欧洲，并不是真实的欧洲。所以我们共同考虑的是，如果不能逃避，为何不直接进行比较？至少这样我们能尝试超越那种想象性的欧洲，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进行对比。

另外，很多比较历史，特别是比较经济史的写作都基于一个假设，学者们好像都假设亚当·斯密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写的就是真实的欧洲。可是他从来不是，他也没有声称自己是。斯密描述的仅仅是他认为应该存在的制度，他甚至直率地承认哪怕是英格兰都未必与他所描述的情境类似。

所以我觉得加州学派拥有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试图做一个互反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完成对欧洲中心论比较方法的瓦解。当我们比较A和B时，我们不去采取认为A是标准，而B如何与A偏离的方法。相反地，我们将A和B作为同时带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出现。换句话说，我们既可以讨论中国相对于工业化而言更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也可以反向描述成是欧洲相对于进程缓慢的工业化更为惊人的城市化进程。没有一个是完全普适，也没有一个是绝对特例。

还有一个我们共享的认识：在工业与前工业世界之间有一个极大的断裂。这不是说前工业世界的事件是和工业时代不相关的，而是说你不能回到过去，假设这个地方出现工业化，就能产生可以发展出现代模式的制度，促进前工业时代的进步。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举例而言，有一点我和李伯重都明确强调过的是，清朝实际上对市场的介入相对较小。按照亚当·斯密的话，这“能让人民彼此间自由签定合约”。然而，这并不对工业化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工业化需要其他类型的组织，如现代公司和资本聚积，或者征税能力强的国家，或者一个能将资源都集中到中心的帝国化政府。

需要指出，有利于现代化转型的这类组织机构并不一定有利于前工业时代社会的运行。这意味着如果你生活在前工业时代，你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有利于现代转型的制度，在当时是更优越的。没人在1750或1800年时，就能够想象出这种世界，包括亚当·斯密。《国富论》六百页左右，只有5页纸是关于科技的。

看中国的例子。当时清朝的统治非常有利于农业——高生产力的农业。这是确凿无疑的。在18世纪，可能除了日本的某些地区，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的农业生产力高于江南地区。我不仅是指土地生产力，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指称的要素生产力，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且就这三者的加权平均值而言，江南比欧洲的任何地方都要高。

回到1740年，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能将土地生产力最大化的制度，但在采矿业上，清朝的制度并不是最好的。相反，世界上有另一个地区，其制度对于最大化农业生产力也许不是最佳的，但有非常鼓励采矿业的制度。你想生活在哪里？在1750年任何理性的人会说去有最高农业生产力的地区，因为大多数人那时想要的就是粮食。我们不可能在那时会预见到，采矿业会改变世界。怎么可能有任何人在那时会知道这点？

因此，加州学派另一个共享的观念是，要重新思考老一代学者提倡的“早期现代世界”（关于“早期现代”这个术语的有趣之处是，它暗示着我们知道现代在来临，就像我们说“early morning”，是因为我们很确信在early morning之后会有late morning）。所以“早期现代”这个术语，意味着我们知道现代性会来临。随着地区变得现代，我们被我们所处的世界所影响。因此当我们看待过去时，我们渐趋自在地去运用早期现代这个术语对过去进行描述。这种做法可以被理解，但也有一些误导。因此，我再次强调，早期现代这个术语暗示着现代性在来临。

如果你同意我刚刚说的这一点，你就没有理由认为早期现代之后就是现代世界。你可以坚持“早期现代”这一概念，认为当时有很多的市场化，有非常先进的农业，有非常大的印刷出版业。事实上，在18世纪，世界上只有两个地区拥有大规模印刷出版业：欧洲和东亚。东亚确实有这些东西，因为印刷出版意味着知识。这些都有着深刻的含义。还有货币化的税收结构，这在东亚和西欧都存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早期现代这个标签是适用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别的术语，因为早期现代这个术语的隐含意义是：你正在走向现代性的路上，好像这是注定的。但这不是事实，不仅仅对于东亚来说不是事实，而且我认为，这对于西欧也不是事实，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幸运的断裂来度过那个困难时期，这是因为那些有利于工业化转向的制度对早期现代世界来说并不是最佳的制度，那些制度很可能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