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相信，她的“普通读者”可以

审视一个平常日子里的普通心灵

大约一个世纪前，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当时的知名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曾有一场笔墨官司。作为老一辈作家，贝内特批评现代小说家不擅长塑造鲜活、真实的人物（character），也不会讲生动、有趣的故事，而这些要素历来被认为是小说成功的要诀。伍尔夫不认同贝内特的观点。在她著名的文章《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伍尔夫从“人物”这一概念切入，与贝内特所代表的文学、艺术以及认知观念展开辩驳。她先是拓展了“人物”的内涵。在伍尔夫看来，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小说家，更为注重人物的外在性格和社会身份等可见特征，人物很多时候沦为社会场景的陪衬，乃至情节发展的附庸，这种人物塑造手法无法深入描绘现代生活中人的意识活动以及心智情感的复杂性。“人物”在伍尔夫笔下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她承认在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人物性格总会折射出一些社会共性。在她所处的二十世纪初，包括主仆、夫妇、父子在内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而社会形态和人际关系的改变必然会对人物性格特征产生影响，伍尔夫将之概括为：“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后，人物性格发生了变化。”这一表述以后也被伍尔夫评家广为引用。而另一方面，伍尔夫认为人物塑造的精髓体现在人的意识、精神和心灵活动中（相比character，伍尔夫更青睐的用语是consciousness、 soul和spirit），小说的人物塑造必须要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内在的、不可见却可知的特质，才有可能呈现“真实的”人物和人生。

在她同时期的另一篇重要文章《现代小说》中，伍尔夫进一步阐述了她的人物刻画和艺术创作观。她提出现代小说的关键，是对生活和人物内在本质的洞察。“审视一下一个平常日子里的普通心灵吧”,伍尔夫强调，“心灵每时每刻都接受着五花八门的印象——有些平淡琐细，有些离奇怪异，有些转瞬即逝，有些像是用钢刃铭刻在心。这些印象来自四面八方,宛如无以数计的原子，源源不断地淋洒着。”小说家的创作，是根据自己的洞见，呈现这些原子坠落时所形成的平常日子的重心所在和重要时刻。伍尔夫认为，无论跌宕起伏的悲喜剧，还是情节曲折的爱情和灾难故事，约定俗成的写作程式都无法表现生活的灵动和精魂，而这种飘忽不定的灵动和精魂，才是现代小说所要再现的“真实”和生活。伍尔夫对此也有经典描述：“生活不是一列列整齐匀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片明亮的光晕,一个半透明封套，从意识的萌生到消散，始终包围着我们。”

“布朗太太”可谓伍尔夫所描述的现代小说人物的代名词。她是伍尔夫根据自己的经历，从观者的视角讲述的一个小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从里士满开往滑铁卢车站的火车车厢里，伍尔夫发觉自己的出现，打断了身边两位同行乘客的谈话，两人是一男一女，面对面坐着。女的六十来岁，穿着简朴，她过分整洁的衣服比褴褛的衣衫更显出其拮据的处境。伍尔夫为她取名布朗太太。布朗太太面露苦楚，看上去极其矮小，（干净窄小的靴子里的）双脚几乎够不着地面，由此感觉她无依无靠。伍尔夫想象，她可能多年前遭丈夫遗弃，或者成了寡妇，含辛茹苦把自己的独子抚养成人，而这孩子如今可能正步入歧途。再看男的：四十开外，可以肯定和布朗太太非亲非故。他身材高大，举止粗俗，看上去像个生意人，也许是来自英国北部地区的粮食零售商，伍尔夫称他为史密斯先生。伍尔夫觉察到，彬彬有礼的布朗太太正遭受史密斯先生的某种胁迫，或许她正赶往伦敦，迫不得已签署某个让渡财产的协议。伍尔夫的想象让她愈发同情布朗太太，这时，她听到布朗太太用她文雅的语调请问史密斯先生：“如果一棵橡树的叶子连续两年被毛虫吃掉，这棵橡树还能存活吗？”史密斯先生先是吃了一惊，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虫灾和果农的灭虫经验。布朗太太听得黯然神伤，忍不住落下泪来，这让史密斯先生有些恼火。他提高嗓门，对布朗太太发号施令后匆忙下车离去，而布朗太太则不失尊严地答复了史密斯的要求。

坐在她对面角落里那个整洁、矮小，有些古怪，又似乎独自承受着巨大痛苦的形象，在伍尔夫脑海中挥之不去。伍尔夫塑造的“布朗太太”无疑包含着重要的社会特征。这位出身乡绅阶层的女士，如今几乎一贫如洗，她和史密斯先生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没落贵族的世袭财产和社会地位正日益被商业资本蚕食的趋势。布朗太太有关毛虫啃噬橡树叶子的隐喻，含蓄却又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社会关系的变化，只是史密斯先生没有领会其中的暗示，兀自谈起治虫之术，商业阶级的愚钝在此遭到伍尔夫不动声色的嘲讽。然而，布朗太太这个人物的光晕并非源于她所处的外部环境，或者由于故事的情节设置，而是来自她的内在气质。布朗太太给伍尔夫的各种印象和遐想，凝结在一个核心缩影上：“她看上去身材矮小，态度坚决；她既柔弱，又勇敢。”伍尔夫认为，小说家只有洞察这种人物精神，才能把握人性和生活的本质。如果贝内特及其同辈小说家，诸如高尔斯华绥和威尔斯，在车厢邂逅“布朗太太”，他们会满含同情心地仔细打量车窗外的工厂； 他们可能会预见某种乌托邦景象；他们甚至会注意到车厢内的装饰图案和风格，却惟独对“布朗太太”视而不见。换言之，在贝内特等小说家的创作中，“现实”的涵义只限于外在的社会现状和社会制度这些物质实体范畴，而内在的精神元素却被拒之门外。伍尔夫将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小说家称为“物质主义者”，尽管他们有着娴熟的创作技艺和良好的使命愿望，但他们的艺术创作却无法充分展现社会、人生,以及人的精神相互之间究竟呈现什么样的张力，而如何深刻洞察并不落俗套地表现这些张力，通过人物塑造展现作者和读者共同经历的丰富复杂的生活、微妙隽永的精神，正是现代小说的使命。

在阅读中创造、在创造中生活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伍尔夫关于现代小说的描述也许早已不是空谷足音，毕竟现代主义文学，尤其以伍尔夫本人和乔伊斯的小说为代表，对人物内心和意识活动（包括人物对自我和他人心思活动的自觉）的精妙刻画，已成为其标志性特点之一。然而，伍尔夫所阐述的现代小说的意义，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重要层面，那就是现代小说强调对普通读者审美和感知力的熏陶和滋养。这听上去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伍尔夫自己的小说以复杂的形式和实验风格著称，她对飘忽无定、游丝般的意识和思绪变化的精雕细琢，对个体间心灵契合的微妙再现，往往给人阳春白雪、脱离大众的印象，又何谈她所说的“普通读者”呢？把握伍尔夫关于现代小说理念的一个关键点，是她对“普通读者”，以及阅读与创作关系的独到理解。

在伍尔夫的措辞中，“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一语值得细细品味。伍尔夫在1925年和1932年相继出版了两套以《普通读者》命名的文集，收录她创作的关于文学和历史掌故的一些随笔和书评。伍尔夫在第一卷的开篇即指出，“普通读者”是借用十八世纪约翰逊博士的提法。这些读者既非评家又非学者，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多，天资也有限，阅读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传递知识或者纠正他人的看法。和约翰逊一样，伍尔夫认为普通读者并不热衷追求深奥艰涩的学问，也较少受到文学偏见和学术教条的左右，他们更乐于从自身的阅读体验中感受生活，而他们的直观感受力也赋予艺术创造丰富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然而，约翰逊和伍尔夫对“普通读者”的解读又各有侧重，“普通”在两者的艺术观中皆非简单寻常之意。在约翰逊眼中，“普通读者”拥有一种共通感悟（common sense）,它当然可以理解为“常识”，只是这种“常识”并非纯粹的生活经验或实用智慧，而是包含着一种对是非善恶的道德感知（moral sense），比如对正义的渴望、对暴力的憎恶，这种道德感知近乎直觉，是人们所共有的感知力，也是判断文学恒久价值的最终来源。

尽管伍尔夫认同“普通读者”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有重要的话语权，他们的判断力却未必基于约翰逊所强调的道德感知。在伍尔夫看来，“普通读者”和作家一样，拥有一种本能的创造力，在随心所欲、散乱无章的阅读中，他们会创造出某种完整的幻象，它也许是一幅人物肖像，也许是一个时代缩影，也许是有关艺术创作的真谛，在这种创造中，他们体验着思想的自由和生活的无尽精妙。显然，这里的“普通读者”并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大众读者，他 ／ 她既是一个平常日子里的普通心灵，又是审视并领悟这一心灵的主体。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一文中，伍尔夫强调，普通读者和作家一样，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思绪从脑海中闪过，每天都会经历变化多端的情绪和感受，无论是用心讲故事的作者，还是默默读故事的受众，都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觉察到“布朗太太”的存在，因为“布朗太太”是我们赖以存在之精神，是生活本身。在艺术创作重现生活这一使命中，作家和读者是一个创作共同体，读者是作者潜在的回应者和对话者，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友好的伙伴关系，一种亲密而平等的无形联盟。

要清楚地区分伍尔夫对“普通读者”的描述和期待并非易事。普通读者虽不是学者、专家，却也不应是书林中浅尝辄止的涉猎者。在伍尔夫心目中，阅读就像人生，我们总会想从中得到最宽广和深邃的愉悦。她在《该如何读书？》一文中曾说过：“读一部小说是一门困难而复杂的艺术，要充分享受伟大的艺术家所给予的一切，读者不仅要具备极为精细的洞察力，还需要非常大胆的想象力。”她给读者的建议是，“不要向作者发号施令。设法站在作者的视角，做他的合作者和同伴。”伍尔夫指出，阅读的第一步是对书里书外的各种事物保持强烈的敏感，尽最大可能去感悟它们带来的印象：“也许在你走过街角时，你听到两个人在谈话，树枝轻摆，灯光摇曳，他们的语调有些滑稽，又有些悲伤，那一瞬间似乎包含着一个浑然一体的幻象、一个完整无缺的构思。”然而仅有这种感知力还不够，阅读过程的第二步是判断和比较，它比第一步要求更高，因为它意味着“阅读已超越眼前的书本，是将一个幽影与另一个作对比，只有广泛的阅读加上足够的判断力才能做出富有元气和启发的比较”。

伍尔夫看似严苛的标准，实则蕴含着对普通读者在阅读中慢慢成长的信条。她始终相信，人虽然各有癖好，但心灵感触有深层次的相通之处，这种感触是人们阅读和生活中的明灯。同时，阅读也是渐进的学习过程，读者的感受力和鉴别力在阅读过程中会变得更加细腻深沉。伍尔夫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我们可以培育自己的趣味，让它更有条理。当它贪婪无度地吞食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诗歌、小说、历史、传记——之后，撇开阅读，渴望在丰富多样、矛盾重重的现实世界中寻求辽阔的空间时，我们就会发现它有点变了，变得不再那么贪婪，而是更注重思考了。”的确，思索是阅读的重要组件，只有心思活跃的读者才能从伟大的作品中获得醍醐灌顶般的经历，用伍尔夫的话，“只有我们带着在各自阅读过程中生发的疑问和想法去体会它们，才能获得它们的帮助。如果我们只是群集在这些作品的权威影响之下，像一群绵羊躺在篱笆的阴凉当中，那它们则对我们毫无裨益。”她还进一步强调，只有作家的决断与我们的判断发生冲突并说服我们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内涵。而影响也是相互的，虽然“普通读者”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也许不及专业批评家，但他们所建立的标准、所做出的判断，会“悄悄弥漫开来，成为作家创作时所呼吸的空气”。“普通读者”对文化氛围的影响力，虽然并不直接见诸书刊版面，却直接关系到作家的创作，因此，“普通读者”可谓身兼重任，他们的判断如果“有理有据、充满生趣、个性和诚意”，既“富于同情”，又“一丝不苟”，那将是作家的福祉，因为这样的读者会让作品变得更加丰富有力、多姿多态又色彩缤纷。

一片落叶的光晕

文学的教化功能早已是老生常谈，身为作家的约翰逊本人，就非常强调作品对读者道德品性的影响。十九世纪英国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更是以幼小的生命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长大成人为主题，深入探讨成长和教育问题。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是这一题材的典型代表。小说以城市工业的扩张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尘烟滚滚的焦煤镇，焦煤镇小学堂的校长，葛来得硬（Gradgrind）先生，深以自己的教育理念为荣。葛来得硬认为只要把数理化思维灌输给小男孩和小女孩就足够了，想象力、同情心、感受力、洞察力等毫无用处，必须通通从这些孩子的身心中铲除出去，他的座右铭就是“数据至上、紧跟数据”。他不仅用这套教育方针办学，还用它培养自己的孩子，他们家的小葛来得硬小小年纪就在贝壳学、冶金学、矿物学等科学领域很有研究。这套教育体制打造的产物，尤其是葛来得硬自己的儿女，最后或走上歧途，或深陷痛苦，给葛来得硬教学法划上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位教育家本人也意识到冰冷的数据和量化逻辑对年幼心灵的摧残，为此深感懊悔。

虽然就创作手法和理念而言，伍尔夫和狄更斯有诸多不同，然而伍尔夫无疑同样关切如何为心灵的成长提供滋养。在她所处的二十世纪初，“一个平常日子里的普通心灵”经受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狂轰滥炸；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兴起又导致对大众读者的态度出现两极分化：批判者往往对大众趣味嗤之以鼻，称颂者则以尊重大众喜好而标榜宽容平等。伍尔夫对“普通读者”的强调，更接近十九世纪文化思想家马修·阿诺德笔下的“文化人”（men of culture），他们对大众始终怀抱期待，认为真正的平等在于每个人都在文化熏陶中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每个人都能享受文学和艺术的“甜美和光亮”。在伍尔夫看来，这一切始于我们审视万物和人心的目光以及对这种目光的反思，有赖于我们对细腻的洞察力、独立的判断力、缜密的思辨力的悉心培养。在《一个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临近尾声时，她描绘了一个别具伍尔夫特色的流动画面：“我又看到潮水把小船、那个本科生还有枯叶一起卷走；而出租车带走了一男一女，我感觉，看着他们一起穿过街道，潮水又把他们卷走了，我想，一边听着远方伦敦车辆的喧嚣，（他们是）卷入巨大的洪流之中。”落叶和潮水一样，是伍尔夫作品中重要的意象，含义极其丰富，既表现四季变迁、重力作用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又象征着生命向终点的接近，而在阳光和清风中，这意象又舞动得那么自由和美丽。伍尔夫相信，她的“普通读者”只要用心去看、去听、去想、去感觉，都可以领略其中的意境。也许，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教室里，在被称之为“阵地”的三尺讲台上，我们也可以和年幼的心灵一起欣赏那片落叶的光晕，体味润物细无声的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