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与大夏大学》首发，解密民国著名私立大学实况

位于愚园路1182号的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一片绿草如茵的花园里伫立着一栋意大利哥特式建筑，远观犹如一座欧洲城堡，现名“红花楼”，是上海十大经典老洋房，也是1934年由王伯群建造的私宅。

王伯群是同盟会元老，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教育家。1924年，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担任大夏大学董事长和校长，把大夏大学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大夏大学也是现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2015年10月15日，由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主编的《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在曾经的王伯群私宅里首发，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首度解密了尘封久远的档案，全面呈现了民国著名私立大学的实况。

文科生必修自然科学

汤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作为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王伯群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十分先进。

《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一书中主要收录了王伯群自1924年至1944年执掌大夏大学期间所形成的书信、文稿、公函、布告、会议纪要等多种原始档案，从办学思想、经费筹募、教师聘任、学生管理、学校总务等方面，展示其治校理念、教育实践。

该书的档案是首次向社会公开，对研究王伯群，研究大夏大学和华东师大，乃至研究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澎湃新闻发现，在办学思想方面，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提出民族教育复兴发展纲要，坚持 “复兴民族”与“教育强国”发展理念，提倡 “三苦”精神（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员工苦干）、师生合作和读书救国。

大夏大学是国内高校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导师制也成为大夏人才培养的魅力和特色所在。在导师制教学下，导师首先关注学生心智的训练和培养，其次关注学生对学习的理解，培养他们探索和创新精神，这也是“大夏教你有中之无”的内在含义。

通识教育很早就出现在大夏。以文科课程为例，普通必修课程除了国文、英文、历史，还有涵盖化学、物理或生物的自然科学，而理科生则要涉及英文及演说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王伯群具有超强的学校经营能力和募捐能力。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38万，其中王伯群一人捐款17万。群贤堂11.7万，他募捐了8.2万。66.9亩的丽娃河是王伯群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他还跟杜月笙、贺敬之等募得办学款项。同时，他向企业家卢作孚、军界、政界、银行界广为募集。

【关于恳请卢作孚广为劝募的函】

作孚先生大鉴：

久耳鸿名，未瞻雅范，企慕为劳。

敝校第二期建筑募捐事，曾由欧媿安、傅筑隐两先生面达一切，承蒙惠允代募，热忱宏愿，钦佩莫名。敝校惨淡经营，规模粗备，现有一切，虽足跻于国内著名学府之林，惟是大学使命，既重且巨，大学建设，千绪万端，目前之成绩尚未与理想之标准相符，而况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为大学教育所必需者，均因限于经济，尚因陋就简，未能单独建筑，尤为缺憾，故第二期建筑实属刻不容缓。素仰台端好义急公，热心教育，务恳广为劝募，共襄盛举，使敝校百年之基，从兹永固，则阖校菁莪，胥受其赐矣。

专此奉达。顺颂勋祺，不戬。

王伯群 廿二年二月九日

教职员聘任是作为校长的重要工作，马君武、吴泽霖、谢六逸、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等都曾在大夏担任教授。

王伯群关心学生。无论是生活、思想还是学习、以及找工作上，积极帮助学生发展。

【关于鲁迅演讲事例】

教育部关于汇报鲁迅演讲情形的训令

令私立大夏大学：

查民国日报三月十八日觉悟栏内，载有锡旺、敌天两报告，叙述暨南大学暨该大学演讲情形甚晰，当非虚构。该暨南大学，系国立学校，该大学系已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竟容许反动派在校作公开的反动宣传，不加制止，殊骇听闻。究竟实情如何，应由该校长详细声复，以凭核办。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校长遵照办理，勿忽勿延。

此令。

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廿日，部长蒋梦麟

关于鲁迅演讲情况的报告

呈为遵令呈复事。案奉钧部训令第二七〇号内开“查……此令”等因，奉此，窃属校于去年秋间有学生数十人组织乐天文艺社，以研究文艺为宗旨，不时请文艺界名家演讲以增学识。成立以来，尚能遵守校，稳健进行，并无轨外行动。

本月十三日，该社社员拟请鲁迅演讲于前报告群育委员会请予以核准（属校规则凡学生团体开会或请校人演讲等事，均须经群育委员会核准方得举行）。该委员会主席以鲁迅在文艺界亦负有相当声望，来校演讲，于学生研究文艺之兴趣上不无裨益，遂准如所请。及演讲既毕，始查悉当时演讲者不止鲁迅一人，所发言多涉偏激，并有散发自由运动大同盟印刷物情事，当向乐天社负责任人差诘究竟。

据称此次请鲁迅演讲之动机纯为研究文艺，初不料自由大同盟份子借此机会宣传，惟当时因在场人数众多，为避免纷起见，故未遽加制止等情。群育委员会当即告诫学生，嗣后不得参与是项自由运动，并严禁该同盟份子在校内有任何活动。此属校请鲁迅演讲及事后禁止自由运动大同盟在校内活动之情形也。

奉令前因，理合据实呈覆，即祈钧长鉴察，实为公便。

谨呈

教育部部长蒋

私立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廿五

贵州办学8年充实地方教育

当代教育提倡的服务地方与社会的理念，王伯群当时就已经实行。

自1937年内迁入贵州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8年。这8年，大夏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大夏大学设五个学院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师范专修科、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

随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在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大夏大学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事务，着手改革、重建贵州教育体系。

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学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部分毕业生中很多人应聘到贵州各部门工作，六个行政区均有大夏大学毕业生担任重要教育工作岗位，如省教育厅职员、各县教育科科长、师范学校校长、省和县立中学校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及各级中小学教导主任及教员、各保甲职员训练所教育长等。尤其是理学院毕业生充实了贵州各中学的数理化教师队伍，改变了贵州缺少理科教师的局面。学校的建筑、土木系也为贵州的路桥建筑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其他如法学院、商学院也为贵州培养了很多人才。

1938年6月，王伯群主持增设大夏附中(后改为伯群中学)，开辟了学校生源，也为大夏大学教育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大夏大学回迁上海后，这所中学仍留在贵阳，后来并入贵阳一中。

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

在大夏迁来前，只有日本考古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讲师鸟居龙藏曾于1902年对贵州苗族进行过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调查。

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由吴泽霖和陈国钧负责，吴泽霖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与发展时期的重要学者，其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陈国钧也是著名的民族学家，留学荷兰，归国后在大夏大学任教，在社会研究部协助吴泽霖工作。

大夏大学社会调查部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认为，大夏大学这些民族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