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袭来︱国信使一山一宁

在本系列的前几篇里，笔者简要给大家介绍了两次“蒙古袭来”的背景及影响。1281年的“弘安之役”以后，战争虽说结束了，但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解除。对元朝的君主忽必烈来说，既然第二次征伐日本还没有成功，那么仍有必要发动第三次征日战争，因而仍继续命令整军备战、筹措粮草。元朝向高丽沿海等郡分发兵器，高丽在南部沿海设置镇边万户府。此外，大元的君主也仍坚持继续向日本派遣招谕使。

正应五年（1292）10月，高丽使节金有成抵日，跟以前一样，还是代表忽必烈前来呈递高丽国王国书，劝日本屈从元朝的使者。在这封国书中，高丽忠烈王王昛陈述了日本长期以来与高丽通好的史实，趁着日本商船漂流到耽罗的机会，专程差人将漂来的日本人送回，然后顺便跟日本国王讲一讲“不得不陈”之事。忠烈王语重心长地告诫日本君主，高丽臣服元朝以后“不失国号，不臣社稷，礼乐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旧，百姓安堵，乐业安生，实输诚事大之故也。”而宋朝则执迷不悟，在忽必烈的“天兵”面前负隅顽抗，“九庙隳，百官毁，无复君臣之礼，三百年积累之基，一旦倾覆”。然后又称赞忽必烈“神圣文明，功德兼丰，仁慈宽厚，好生恶杀”，希望日本能谨记宋朝的前车之鉴，尽快遣使“朝于大元”。这封文书只字不提两次战争之事，而是耐心地给日本分析了通好元朝的种种好处。但结果并不意外，镰仓幕府收到这封国书后，派遣北条兼时、北条时家到九州，加强“异贼警固”“异国防御”，命令地头御家人和“本所一圆地”武装力量共同加强战备。 镰仓幕府应对元朝和高丽的来使几乎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应对模式——那就是置之不理、整军备战。这令元朝和高丽的遣使仍旧徒劳无功。

元成宗

事实上，在“弘安之役”后，金有成抵日以前，元朝还有过多次其他的遣使招谕的尝试。忽必烈发现高丽派去的使节屡次都无功而返，于是在至元二十年（1283）打算从江南地区派人到日本去。或许是因为通过和日本打了十来年交道以来的了解，忽必烈知道日本人崇信佛教，特别是近年来的镰仓幕府对禅宗特别感兴趣，于是选中了浙江普陀山宝陀寺的住持愚溪如智做使节，差他提举王君治一同到日本去。8月愚溪如智与王君治奉圣旨出发，在海上停泊多时，过黑水洋时遭遇暴风，船只漂流到了普陀山外。第二年（1284），也就是北条时宗死去的那一年，忽必烈又再度命愚溪如智与王积翁（原为南宋官僚，降元以后为福建道宣慰使、户部尚书、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作为国信使赴日本。5月13日船只从宁波出发，经高丽的耽罗、合浦，7月14日抵达日本对马岛。王积翁在出海之时，强征了船主任甲的四艘船使船，航海途中任甲担忧大概是行程凶险，不愿前行，王积翁对其处以鞭刑，任甲遂心生报复，最终在对马岛时把所有人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将王积翁等50人一并杀害。于是，愚溪如智与王积翁的此番出使以失败告终。

雄才大略的元世祖忽必烈于1294年初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仍在命令高丽准备征伐日本所需要的战船和军粮，但这一计划终于因为新君的即位而终止。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速达向新君元成宗进言三征日本，成宗铁穆耳回复“今非其时”，拒绝了第三次渡海出兵的建议。此时元成宗已经开始改变了忽必烈以来对外征伐的战略方针，对东南亚未臣服于元朝的国家也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一时间20余国来朝，元成宗的路线转变收到了成效。与对东南亚的政策类似，元成宗也打算通过外交而非战争的手段招谕日本，使其来朝。最近，日本学者榎本涉通过多种史料的考订，重新复原了元成宗遣使日本的经过。根据榎本涉的研究，元成宗属意的日本招谕问题负责人是燕公楠（1241-1302）。燕公楠是江西南康路建昌州人，在南宋末曾任通判赣州事，元朝占据江南以后开始为元朝工作，后来获得了忽必烈的信任，还获赐了蒙古名字“赛因囊加带”。在忽必烈执政的最后阶段，燕公楠的职务是江淮行省参知政事、行大司农司。而后历任河南、江浙、湖广行省右丞。1292年6月，三艘日本商船因风浪损毁，仅一艘顺利抵达庆元（宁波），时任江淮行省参知政事的燕公楠便借此机会，在日本商船回国的时候差他们给日本当局带去了书信。燕公楠在江南期间多次负责外贸一类事务、并负责市舶制度的改革，在日本来的商人（注：日本来的商人不一定是日本人）里也颇有口碑。当元成宗下定决心放弃三征日本的计划后，元成宗又想起了这位擅长对外事务的江南官员。于是，元成宗任命燕公楠为江浙行省右丞，命他准备日本招谕的相关事宜，并遴选充任外交使节的合适人选。最终被燕公楠选中的人选，就是著名的元朝国信使、禅僧一山一宁。

一山一宁

当时（1298年夏天），正好有一艘日本商船到达庆元。于是燕公楠便计划利用这次机会，让元朝国信使搭乘日本商船去日本。起初选定的出使人选还是那位曾有出使经验的普陀山禅僧愚溪如智。但愚溪如智此时年事已高，难堪大任，这副重担于是落到了愚溪如智的后任，新任普陀山宝陀寺住持的一山一宁身上。一山一宁是浙江台州临海县人，少年时在明州剃度出家，而后在明州（宁波）延庆寺、杭州集庆院等地学习，之后在天童寺学习禅宗，开悟以后由游学于天台、雁荡、育王等多处名山，但基本上活动范围不出浙江。至元二十一年（1284）5月出任昌国（舟山）祖印寺的住持，至元三十年（1293）又在愚溪如智等的推荐之下就任普陀山宝陀寺的住持。可以说在当时的浙江一带，一山一宁还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中年禅僧，但他的足迹几乎没有踏出过浙江，更不要说出海去日本。这突如其来的大任对于一山一宁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更何况，鉴于之前元朝数次遣使的经验，日本的镰仓幕府向来不遵守什么“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这趟出使很有可能是有来无回。

在燕公楠的策划下，元成宗给予了一山一宁极大的优待。元朝任命一山一宁为江浙释教总统，并授予他“妙慈弘济大师”之号，又赐予金襴袈裟一件，同时还赐宝陀寺黄金百两、宝币二年缗（一缗为一千文钱）、官田2000亩。“江浙释教总统”一职来源于忽必烈时期的“江南释教总统”，是当时统辖江南佛教界的最高官位，那位因盗掘南宋皇陵而臭名昭著的杨琏真迦就曾担任过这个职务。但一山一宁被任命为国信使之时，“江南释教总统” 或“江浙释教总统”的职务和机构已经被撤销，江南一带的宗教事务实际官署是江南行宣政院（1291年设于杭州），因此一山一宁的这个“总统”职务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名誉称号。在任命一山一宁为国信使的时候，燕公楠还作为元成宗诏命的开读使臣，亲自携元成宗的诏书到杭州，而后浙东道宣慰使阿答剌及庆元府判官、僧录司知书、昌国州知州等官员50人一同入宝陀寺宣布皇帝的命令，此外还派遣了“随身伴当”5人随一山一宁一同出使（也可以认为是防止一山一宁中途逃跑）。在日本禅僧虎关师练所作的一山传记《一山国师行记》中，一山一宁对出使的态度并不算积极。

舟山祖印寺

最终，一山一宁接受了朝廷的命令，从普陀山启程到庆元，而后搭乘日本商船。出海之后一山一宁一行就遭遇了风浪，经修理之后到达高丽，而后于日本正安元年（1299）8月抵达日本博多。当年10月8日的《北条九代记》记载了“一宁参着镰仓，一宁持大元国书”的消息。镰仓幕府收到一山一宁所持的元成宗国书后举行了会议，但与以往数次的出使结果一样，镰仓幕府还是拒绝给予元朝作出答复。不仅如此，镰仓幕府一度也曾动过处死元朝使节的念头，但最终鉴于一山一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僧，并且还是海商们十分熟悉的普陀山的高僧，于是决定放过一山一宁，但却不允许他回国。最终，一山一宁留在日本为镰仓幕府和京都的公家朝廷服务，成为了日本的“一山国师”。他的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禅僧，自他以后，日本历史上的“入元留学僧热潮”开启了。

参考文献

佐伯弘次：《蒙古襲来以後の日本の対高麗関係》《史淵》第153号，2016年

野口善敬：《元代江南における住持任命権者の変遷》，《元代禅宗史研究》，京都：禅文化研究所，2006年

西尾贤隆：《元朝国信使寧一山》，《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禅宗》，东京：吉川弘文馆，1996年

榎本涉：《テムルの日本招諭と一山一寧・燕公楠》，《史学研究》第300号，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