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39岁的作家杨潇，

过去当过14年特稿记者，

采访过郎平、昂山素季，

报道过网戒中心、中国文物走私链、和汶川地震，

被行业内称为中国最好的特稿记者之一。

2018年他花41天，

以徒步为主，穿越1600公里，从长沙到昆明，

重走了当年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之路。

还采访了9位旅行团的二代、三代。

他将一路上的见闻，

与80年前旅行团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写成新书——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有人评价其是当代的《西行漫记》。

西南联大称得上中国最牛大学，

旅行团中的不少成员，

在如今听来如雷贯耳，

但在当年他们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少年，

大多不曾见过中国的内陆。

他们日行40公里，睡猪圈，

一路提防匪徒，躲避虎豹，

却仍坚持采风、搜集民谣、勘探地质，

写出了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

还鼓舞了当时抗战的决心。

他们面对动荡、战火时的焦灼与勇气，

让不少读者泪奔，

“重走西南联大，

像是重新去抚摸一个国家的脊梁”。

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杨潇，

跟他边走边谈。

“联大学子在路上，

梁思成、林徽因、丰子恺、沈从文也在路上，

它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

这些人和故事一层层叠加起来，

才构成了一个叫中国的东西。

我要像他们一样，

在路上，重新发现中国。”

自述 杨潇

编辑 陈星 责编 倪楚娇

重走，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2018年，我迎来了第三个本命年，却陷入了很深的迷茫。

我从前是一名记者，写了10多年特稿，后来做过时尚杂志副主编，也拍过长视频。36岁这一年，我发现这一切都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我刚好读到一本书——《联大长征》。当年为了躲避战火，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被迫西迁，300名师生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到达昆明，与另外两路师生汇合，这才有了西南联大。

我读学生们的日记，看到他们被迫离开课堂，投入一段未知的旅程。我觉得这种状态和我很像。于是我决定和80年前的年轻人一起上路，找回自己的方向感。

2018年4月，我正式出发。

我准备了一个42升的登山包。

里面有一件冲锋衣、一条速干裤，两套贴身换洗衣物，防晒霜，干衣机，干鞋器，电脑，洗面奶，羽绒背心，用得只剩一点点的牙膏，一个强光手电筒和厚厚的一本《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

我试图弄清楚，他们一路上的日常生活什么样？所见所闻如何影响着他们？他们又如何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到地方档案馆找县志

在站点和旅行方式上，我尽量跟他们一一对应。

他们从长沙去益阳是坐船，现在没有船了，我就坐绿皮火车。他们从益阳开始徒步，我也从益阳开始徒步。

每天走20-30公里，早上10点出发。每到一个地方，就到方志办、史志办去看资料。然后沿着城市走两圈，打卡学生日记里提到的重要“景点”。

我不仅要在空间上重走一遍，也期待跨过时间与师生们相遇。

长沙的湘江景色

长沙临时大学旧貌

故事的起点：长沙临时大学

我一到长沙，就去找长沙临时大学的旧址。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三所高校最先是在长沙组成了临大，随后才西迁改名为西南联大。

圣经学院的过去和现在

当时学校租用的是韭菜园1号的圣经学院，如今成了湖南省人民政府机关二院。

男生宿舍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位置应该在湖南省人民体育场和展览馆之间。他们当时洗澡，不是在宿舍屋檐下便是在露天的院子里，一个个都是古灵精怪的人物。

在南岳寻找联大文科教授曾居住的“停云楼”

如今的停云楼已经完全破败

文学院在南岳的停云楼，在这里“每人一木架床，一长漆桌，一椅，煤油灯。”闻一多听着风雨声一夜无眠，金岳霖、燕卜荪在阳台上谈论维特根斯坦。

如今，房子已经完全破败，屋顶都是茅草和藤蔓植物，玻璃窗全部荡然无存。

长沙出现空袭

开学后第三周，长沙出现了空袭，一天来了4架战机，死伤300余人。炮弹落在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临时住所只有十米的地方。大家皆往地下室躲避。长沙成了一个伤兵的世界。

临大不得不再度西迁。布告一出，学生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方式从“去不去昆明”，变成了“是步行还是走海路”。

最后师生兵分三路前往昆明。

其中最艰苦的方式是徒步去昆明。这不是最经济便捷的方式，却是对抗战意志的极大鼓舞。另外两路需经过多个国家的殖民地。只有步行能实现，从中国到中国。

师生离开长沙不到9个月，长沙就在文夕大火中化为废墟。

湘黔滇旅行团的教师：李嘉言、李海峰、李继侗、

许伟橘、黄钰生、闻一多、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

千里迢迢去昆明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近292名学生。在11位带队教师中，最有名的要数闻一多。

闻一多虽只有40来岁，但特别显老，看上去很不能走路。好友杨振声戏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我在徒步的第二天就差点支撑不住。第一天明明可以负重走那么远，没想到休息后反倒直接崩盘。后来我一路上几次给背包减重，最后连肥皂都切成了两半。

特别有趣的是，旅行团似乎也在第二天崩盘了，按照计划他们每天应该7:00出发，但第二天一直推迟到了8:40才出发。

旅行团是按行军组织的，早上6:30起床，最晚8:00上路。这三百个人住哪里，安排多少个房间，借多少稻草来铺地，谁烧水，谁采购，谁做饭，一切都是有组织的。

黄钰生是管钱的。旅行团每人每日伙食费原本是2角，他将其提高到4角，经过的多为贫困地方，但是都会有养猪的，就可以买到猪肉。

“旅行团伙食班煮的红烧肉最享盛名，色香味俱佳，参加过旅行团的人大概都终身难忘……”其中随行的一名厨子，还是冯友兰家里的。河南的厨子，做面食特别好吃。

那时候打牌很流行，有的学生为了打牌，会走得特别快，先到了目的地就可以先打牌，一边打牌一边等人来，这方面是很自由散漫的。

那会儿的学生都喜欢合唱，唱歌是最好的激发士气的方式。

晚年接受采访的黄钰生回忆说，“我们一路上唱着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还唱聂耳的歌。我们吃得很好，睡得不可能很好，有时牛舔我们的脖子，就在牛厩的旁边睡了。”

探寻80年前的旅行团足迹

安顺火牛洞是我重点打卡的“景点”。

当年为了利用回音丈量洞穴的大小，闻一多曾在此“高歌”过两曲，一首是经典的那不勒斯民谣《桑塔·露琪亚》，一首是当时在美国流行的《胡安妮塔》。

我读着这些记述，对火牛洞有着无限的向往。

现在的火牛洞，已经更名为“犀牛洞”，洞口有红色油漆铁门把手，门没上锁，洞口是碎石和木料。我举着手机电筒的光，向里面走了几步，又退回来，无数恐怖的画面在脑海中划过，最后放弃了进洞的想法。

鹅翅膀大桥的现在和过去

当年旅行团来到的“鹅翅膀大桥”，是保存完好、全国修建时间最早的公路立交桥，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我就是冲着这座桥去的，但最开始只看到一座平平无奇的水泥大桥，后来碰见一个开小货车的小哥，他告诉我：“我们管它叫螺丝桥，二战前就有了。”

我立刻兴奋起来，心不累了，腿不沉了，噔噔往下冲，对比80年前的照片，这应该就是真正的老立交桥。

当年闻一多在这里掏出了铅笔画了一张素描。“鹅翅膀”三个大字，已经破损大半。大部分青砖都有一层烟熏过的黑色，好像战火还停留在上面。

北盘江的现在和过去

旅行团抵达北盘江的时候赶上了急流，江面宽不过四十米，水是黄的，很急，有很多的漩涡。

河上原本有一铁索桥，历经明清两代，新桥建立后发生事故，师生不得不坐船渡江。以篙撑船，逆水而行，算是此次旅行中最惊险的一幕。

现在的北盘江水位已经上升了15米，基本上激流都没有了。

青溪

旅行团在青溪曾投宿的万寿宫

沿路上我最喜欢的是贵州省的青溪。一条马路横贯东西，家家门口都有一小块空地，户户有花，没有车来车往，也没有集市和摊贩。这儿的人也都特别友善。

不知当地人是否知道，在光绪年间，这里曾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钢铁工厂，占地60亩，三个高大的烟囱，32件大型机械，全套在英国采购。但在1937年旅行团抵达时，这里只剩下三根烟囱。

铁厂、围墙、烟囱，历史就像一个大搅拌器，我们都只是在里头浮浮沉沉。

旅行团路途艰险，常遇雨后路滑

地点可能在镇远，也可能在关索岭

在路上认识中国

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人都试图在路上理解中国。

进入贵州，旅行团对鸦片印象深刻。有一个学生写道“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百姓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

吴大昌告诉我，“江浙和平津都禁烟禁得厉害，但一进到贵州，路边你就能看到他躺在那里吸鸦片，就如路边晒太阳者一样常见。”

临大校方给学生的要求是“多习民风，考察风土”

按照临大校方给学生的要求“多习民风，考察风土”，旅行团成立了摄影组、地质组、采风组，还有民间歌谣采集组，闻一多是歌谣采集的指导。

负责歌谣采集的是刘兆吉，因为西南方言不通，还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当地女性见到他们就跑掉了。

刘兆吉沿途上搜集的民谣，很原始很野蛮，歌词是“要想老婆快杀敌，东京姑娘更美丽”。他感到不适，但是闻一多却批评他，说他还是孔夫子的那一套。最后刘兆吉坚持了下来了，在1946年出了一本《西南采风录》。

当时的大学生，出身都还不错，没有见过真正的贫穷。在旅途中他们看到，很多农户在春节过后就无粮可吃，孩子失学在家。同行的师生们还目睹了农村抓壮丁，被绳索捆绑而去。

有一个学生，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内地，在旅行团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最后就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

还有一个学生，在临行前看到中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做的，受到了刺激，后来他出版的《西南三千五百里》成为旅行团的第一本著作。

旅行团中途休息，在盘县附近

这段旅途，算是他们的一个成人礼。他们甚至用“Grand tour（壮游）”来形容自己。

我又想着自己的青年时代。我把那些时间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是不是在电视节目、体育比赛，或是手机上浪费太多时间了？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与那两代人的巨大差距？

更多时候，我连这样问的雄心都不够。

旅行团到达昆明时受到热烈的迎接

老人是我最想感激的

沿路上遇到许多老人，我会挑眼睛有光的和他们攀谈。他们记忆力很好，你只要一张口，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依据他们的讲述，就能重建一个城市。

我专门去拜访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唯一还健在的成员——吴大昌。他是北理工的退休教授，今年已经103岁了。

吴大昌今年103岁了

吴大昌所在小队

我第一次去找他，足足聊了4个小时。他还记得查良铮（笔名穆旦）一边走路一边轻声念字典的样子，念完一张，撕一张，等走到昆明，字典都撕完了。

他还记得，一路上大家的脚都起了水泡，校医教大家把针烧红消毒，从水泡中间穿过去，再留点线头在水泡上，避免再起。“同学们互相帮忙，自己有时候下不了手啊！”

他说自己的人生是5年、5年过的，41岁的时候检查出膀胱癌，做了切除手术，从此5年为一个节点，就这样，他活到了80岁，90岁，100岁。今年年初我去见他，他更精神了。

我在中南大学的院士楼拜访了赵新那

她的父亲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我还拜访了9位旅行团的后代。

很多旅行团成员都不曾和子女提起过这段往事，比如杨式德和黄钰生。

其实，杨式德从出发起就每天记日记，深紫色的硬皮本，封面封底都没有字。在1976年去世时，这本日记和他保留下来的联大校徽、学生证、同学互赠的小照片，一起沉睡在他的书柜里。

黄珏生的女儿黄满，是在父亲去世十多年后，才发现父亲写过一份两万多字的自传。他就是那位旅行团的大管家，是大家都尊敬的人，是“管事得多，挨骂得也多”的黄院长。

旅行团经过坝陵桥

互联网似乎把一切都拉平了

这一趟走下来，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互联网时代，好像一切都被拉平了。沿途的居民，似乎和你听着同样的歌，刷着同样的短视频，看着同样的电视剧。

但在其他层面，时间是不均质的。比如北上广的大面积拆迁似乎已经是历史，但在很多地方，它还是进行时，如果你再往里面走，它甚至还没开始。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

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生活久了，会经常忘记其他地方也是中国。

从盘县到富源的路上：胜境坊

新晃：县城一景

从楠木铺到马底驿：五里山附近，淌水过河的村民

你在大城市的路旁拦下一个人，会很不好意思，因为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好像每个人都奔着一个目的，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儿，时间也很宝贵。

在小地方，你跟人聊天，人家就会给你搬一个板凳让你坐下来，甚至请你吃饭。

我在青溪认识了一个人，我叫他“江哥”

我在青溪认识了一个人，我叫他“江哥”。我当时只是向他问路，他便热情地请我回头吃饭，我随口答应，却没想到他后来找了十几里地专门接了我去他家。他说在我眼里没有看到设防的东西，这很少见。

在路上，我似乎触碰到了已经在中国城市里消失的“附近”，或者说，一种亲密的人情社会。

这条路不只是一条现实的路，

它还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

1938年4月28日，旅行最后一天。终于抵达大板桥时，黄钰生给大家带来新的袜子和精制麻草鞋。

年轻人“面孔是一样的焦黑，头发和胡髭都长长了。身上斜挂着油纸伞及水壶、干粮袋。”大家唱着“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

一路走来，闻一多没生病没吃药，反而“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

而我是在2018年5月17日，到达的昆明金马碧鸡坊，买了支圆筒冰淇凌作为小小犒劳。

我后来才意识到，师生们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这中间有着官能与心灵的大变化，发生在抗战初年的此种变化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梁思成、林徽因，在做古代建筑研究调查，他们也在路上；丰子恺在浙大任教，向贵州逃命，也在路上；沈从文、巴金、茅盾、老舍、萧乾也在路上。

这条路不只是一条现实的路，它还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这些人和故事一层层叠加起来，才构成了一个叫中国的东西。

部分图片由杨潇、杨嘉实、徐蓓提供，鸣谢《西南联大》纪录片片方

原标题：《他花41天重走最牛大学之路：重新认识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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