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与毛泽东诗词英译：“最坏的还是官方译本”

叶君健先生的遗物，拍卖过三四回，我都是过后很久，才偶然听到消息。他保存的赵朴初手札一通、书法五帧，——条幅《题万松图诗》上，有“君健苑茵同志两正”的款识，而苑茵正是叶夫人的名字，还有两纸茅盾瘦金体书札，皆因巨额交易，成为一时话题。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在近两年前，一批流拍的藏品中，出现的朱光潜、赵朴初、杨宪益和钱锺书等人就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修改话题，或者写给叶先生，或者写给袁水拍的诗稿、函件和意见书。

从有限的展示中，看得出这批文件，中英文间杂，长短不一，有六十五页之多。说不清怎么回事，中间的朱光潜手稿，只有短短两页，字迹规矩整洁，用蓝墨水钢笔小字，写在二十六行红色横格信纸上，是早先常见的那种普通书写纸。第一页右上角，有一个小的编号“22”，说明是材料的第二十二页。每页纸面左下端，用红色六号宋体字，统一印有“北京制本厂印制73.7（1268）”字样。稿子顶头一行，居中是标题“七律二首 送瘟神”，下面紧挨着一段

话：“这篇诗在毛主席诗词中是比较难懂的。主题是新旧对比，旧（原稿如此）世界必然要代替旧世界，瘟神在新世界里无立足之地。抓住这个主题，有些难点就可迎刃而解。”

此文有头无尾，段落也不全，光靠片言只语，只能大概推断，是对两首七律的分析和对个别词句译法的批评。比如，文中能看见“little creature 译‘小虫’太含混”和“……译为men wasted away 不妥”等句子。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意见，单以拍卖信息为据，实难窥斑见豹。

不过手稿倒让我想起与之相关的另外两封信。七十年代末，朱光潜和许渊冲通信，说：“尊译《毛主席诗词》久已读过，后来陆续收到《毛主席诗词》译文不下四五种，较之尊译均有逊色，问题大半出在对原文的理解和对外文的掌握，最坏的还是官方译本”（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此处“官方译本”，即一九七六年版英译《毛泽东诗词》（MAO TSE-TUNG POEMS）。而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的另一封信里，朱光潜则详述了被动卷入是非的前因后果：

毛主席诗词的外文译文确实表达不出原作的精神风韵，特别是早期发表的。其原因不外两种：一是根本没有读懂原诗，一是外语表达能力不够。“四人帮”横行时文化部的袁水拍曾奔走京沪粤汉各校，说是征求修改译文的意见，在北大开过三四次座谈会。我们提的意见不少，还试着改译了数首，听说全国提的意见不下数千条。不料后来印行新版后，我们的意见一条也没有采纳，当时大家甚为气愤，后来才知道这全是一个圈套，袁水拍的目的是讨好江青，要删去“我失骄杨”的注释，因而把外文译本的注释全都删去，作广泛征求意见的姿态，是蒙混群众的视听。当时在京的几位朋友曾写了一讽刺诗，其中有讥袁水拍为胡笳十八拍的（袁曾写过八十封讨好江青的信），我当时也戏和了一首：“琵琶遮面不遮羞，树倒猢狲堕浊流。不注骄杨该万死，雷轰碣石解千愁！”

信写得有些情绪化，可不乏学术见解，也有对时事的针砭，是有趣味的掌故。但毕竟人在外围，虽有牵涉，却昧于全局，其论与真相，尚有一定距离。

记得一九九六年夏天，在车公庄中里寓所，我帮叶先生打下手编文集，选出他的《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一段回忆》，才头一次得知，主席的诗词翻译，他乃是组织者。他说：“……远如南美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泽东诗词的译本。这些译本，绝大部分是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转译的。这个译本的完成，我从始至终都参加了。”

按叶先生的说法，一九五七年一月，《诗刊》创刊号发表《沁园春年•长沙》等十八首诗词后，他因为主编英文《中国文学》，就请专家安德鲁•博伊德译出，在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刊发。同年，外文出版社用已有译稿，加上戴乃迭译《蝶恋花•答李淑一》以及周振甫注释和臧克家讲解，出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MAO TSE-TUNG NINETEEN POEMS）。不久，袁水拍化名“酒泉”，在《文艺报》发表《在河北厅里》，评点理解问题和翻译错误，说“只是希望译文尽善尽美，以便满足世界广大读者的要求，并且鉴于这是我国自己出版的译本，很可能被英语国家以外其他各国作为根据，以译成他种文字，也就更加热切地期望这个译本能够进一步达到信、达、美的要求了”（一九六〇年第二十二期）。考虑到作者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身份，叶先生遂向领导建议，由袁水拍主管，加上乔冠华、钱锺书和他三人，成立“毛主席诗词英译定稿小组”。他说：“袁作为组长，自然对原作的解释具有最后的发言权，但乔冠华对原作的解释也起很重要的作用。钱锺书和我主要是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

一九六二年五月，《人民文学》也发表了《清平乐•蒋桂战争》等六首词，定稿小组随即合译出来。次年十二月，三十七首版《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新增《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十首未刊七律。为修订旧稿、增加新译，小组成员新增了赵朴初，又请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润饰译文。叶先生记得，“这十首新诗词，于一九六五年夏天初步完成翻译工作。袁通过中宣部将新译文及过去的旧译，一并发往国内几个重要省市宣传部，转各有关大学的英语教授征求意见。小组根据回来的意见，对这十首新诗词最后做出英译定稿，于一九六六年在《中国文学》五月号上发表”。本来接着是修订一九五八年版译文，可随着“文革”到来，“阎王殿”中宣部率先垮台，身为“判官”之属的袁水拍在劫难逃，发配至贺兰山“牧驴”，叶先生也被“专政”，钱锺书夫妇则下放河南，原计划无疾而终。但是，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发行却达到高潮。一九六六年的统计说：“到今年第四季度及明年上半年，主席著作各种外文版的出版量，将达到建国十七年来出版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年十月二十九日，根据康生和刘宁一指示精神，外文局决定“集中力量争取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两年内，在国内出齐主席四卷《选集》的十二种外文版；《军事文选》的七种外文版；《语录》的十三种外文版。……主席各种著作单行本、《选读》甲种本、《诗词》等外文版，亦当争取尽早出版，以应急需”（《毛主席著作外文版翻译出版规划五人小组关于加强毛主席著作外文版翻译出版工作的规划》）。

一九七四年秋，袁水拍复职后，初次见到叶先生，就商讨召集钱锺书等人恢复工作。杨绛在《我们仨》里说，袁水拍十一月来访，称“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锺书同志应当把工作做完”。她以为周总理是小组领导，“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但事后才明白，幕后决策者其实是江青。她还让袁水拍传话来，说“锺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锺书同志”，云云（页一五一至一五二）。钱锺书等几位很快定稿结束，袁水拍和叶先生就于一九七五年初，前往全国各地，同大学外语系师生座谈。当在此期间，朱光潜应命撰写了意见书。随后，译文终于改定，由袁水拍交上级审核，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出版。

叶先生还附言，因为注释“极为复杂、细致和敏感”，一度左右为难。最后由乔冠华提议，决定“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释外，我们所做的注释一律撤销。所以我们最后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译本，没有译者的注释”。他认为，“也许这是美中不足，但当时我们的考虑是慎重的”。

尽管处心积虑，还是难免招惹物议，催生了引发朱光潜唱和的讽刺诗，即荒芜《纸壁斋集》中“长安杂咏（十七首）”之一：

胡笳拍尽水悠悠，一唱山歌两泪流。

今日萯阳宫畔路，御沟红叶总生愁。

此诗还有二注释，一说“蔡琰有《胡笳十八拍》”，另一说“萯音倍。嫪毐乱后，幽禁庄襄太后之处，借指端王府江办”；而其后一首，则矛头直指乔冠华：

河东大厦摆琼筵，既定方针四海传。

莫怨东窗输一着，君家上轿已多年。

但局外人不清楚，为何乔袁二人，忽然成了江青的红人。这个费解的谜团，直到夏衍书信公开，才得以拆开。夏衍一九七七年致信苏州医学专家李灏，说：

……事有凑巧，正是今日体育馆有一个“长子”的斗争会（七千人），看来，他的政治生命是完结了。

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可能对您是很不愉快的消息，即曾在您家住过的袁水拍，也正在文化部内部斗争中，他是七二、三年向江妖写了“悔过”和“效忠”信，而青云直上的，这次从“四人帮”中的江、张、姚处抄出他的密信二十余封，主要是他当了江妖的文化界的密探，写的都是文化界、文艺界的老干部的黑材料并“言行报告”，现在虽尚未隔离，但民愤甚大，看来也不会有好下场了。这两个人，都是我的旧友，对于“长子”，我一直认为是一个“才子”，而对袁，我一直认为是“书虫”，甚至是“书呆子”，但居然在目前的这种特殊情况下，发生这种可悲、可耻的结果，可叹，可叹！

夏衍所言“长子”，亦即乔冠华；而谈到以《马凡陀的山歌》名世的袁水拍，他在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致姜德明信中，则说：

……其实马凡陀不是搭错了末班车，而是老实过了头，根本不懂得所谓政治行情和人情世故，六五年春我离开文化部时曾劝过他，要他还是回本行，写他的山歌，而他不仅听不进去，而且面有愠色，以为我反对他当“官”，他不懂得在那个时刻“积极”一番，从此就当上了过河卒子，可叹也！

讽刺的是，夏衍在文化部副部长任上倒台，而袁水拍在一九七六年初得到重用，就任的也正是同一职位，只不过没做几个月，就又倒了霉。

也是因缘际会，新编《朱光潜全集》前几部刚出，我就在增补部分，查到了《对英译毛主席诗词的修改意见》全稿。粗略比对一下，除若干词句出入，它和叶先生家的两页手稿，应是同一篇东西。朱光潜对不妥的地方，商榷之余也拿出了订正意见，甚至还改译了《送瘟神 二首》之“其二”，和《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等篇。可惜“明珠暗投”，好心不得好报，也难怪他不能不迁怒于主事者。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自《阅人应似阅书多》（赵武平著，三联书店，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