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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难民在中国:唐朝波斯王子逃难记
今年以来最抢人眼球的新闻无疑是ISIS肆虐造成的中东难民潮。这些难民不断涌向西方的欧洲,搞得欧洲各国焦头烂额、疲惫不堪。
但是欧洲并非是中东难民唯一的逃难目的地。在唐朝,有一位波斯王,在国家灭亡成为难民后,历经种种波折率领部众前来中国,并最终于长安辞世。
萨珊波斯的灭亡
今天提起波斯,人们往往直接和现在的伊朗画上等号。当代的伊朗和中国并非邻国,两国之间的交往也很难说得上有多么密切。在中国的伊朗人数量屈指可数,很难想象今天如果有伊朗人蒙难,会把地处遥远、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中国当作是一个理想的逃难之地——伊朗人要想进入中国,要么得穿过动荡不安的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要么得绕路中亚,和诸多斯坦国打交道。就算侥幸混入中国,高鼻深目又多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伊朗人也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适应起来困难重重。
那么,当年的波斯王又是为何选择来中国呢?
如今不少人会哀叹中国领土在近代屡遭削减,先后丢了外东北、外蒙古、新疆伊犁以西、江心坡等地。不过比起伊朗来说,中国人可说是太幸运了。
历史上的伊朗诸帝国比现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土要广袤得多。两河地区、高加索山区、阿富汗和中亚地区都曾经为伊朗所有。而文化上受到伊朗影响的区域就更大了。这些地方构成了所谓大伊朗地区。
也就是说,在古代,大伊朗地区的范围直接抵达中国边境,尤其在唐朝初期,属于萨珊波斯的吐火罗斯坦(今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部分地区)与唐朝的安西都护府(辖境在今新疆)地理位置上极为接近。同时,唐朝也积极参与中亚事务。
波斯和罗马向来是一对冤家,萨珊波斯前的帕提亚就长期与罗马为敌。在公元7世纪前,萨珊波斯是西亚和中亚地区无可争议的一霸。在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后,萨珊波斯更是长期与东罗马战战和和,争取西亚地区的统治权。
但是,随着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感召下开始对外进行军事扩张,萨珊波斯碰上了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有威胁的敌人。此时萨珊波斯刚经历过一段争位的混乱时期,国力大大削弱,国王伊嗣俟三世无力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从632年开始,萨珊波斯逐渐为阿拉伯军队蚕食,伊嗣俟三世无计可施,不断东逃,最终在位于中亚的木禄城(今土库曼斯坦马雷附近)被杀。
波斯王子卑路斯
伊嗣俟三世被杀对波斯流亡者来说是个重大打击,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卑路斯和巴赫拉姆当时依然健在。在紧追不舍的阿拉伯人的压力下,他们想出了向东方中国寻求援助的招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的高峰,碰上波斯王子请求帮忙的事,唐朝皇帝会如何处理呢?最终波斯王子的复国梦能否成功?
现在能看到的关于波斯王子落难中国的记录主要来源于两部官修正史《旧唐书》与《新唐书》。但是两书的记载可是有相当差距的。
根据《旧唐书》,伊嗣候被突厥大首领驱逐到吐火罗,还没到就被大食(阿拉伯)所杀。儿子卑路斯成功逃到吐火罗获得庇护,并在龙朔元年请求唐朝出兵救援。唐朝派王名远出使西域,分置州县,将其所在的疾陵城设为波斯都督府,卑路斯为都督。咸亨年间,卑路斯亲自来朝,高宗封其为右武卫将军。
仪凤三年,高宗令裴行俭护送卑路斯回国为波斯王。但裴到了碎叶就返回了。卑路斯长期滞留吐火罗,并不断受到大食侵扰,部众逐渐离散。终于在景龙二年再次入朝,官拜左威卫将军,不久后在长安病逝。
而《新唐书》对于卑路斯的记载是这样的:伊嗣俟智力不当,被大首领驱逐,出奔吐火罗并于半路被大食击杀。卑路斯成功抵达吐火罗并遣使唐朝求援。高宗认为过远无法援救拒绝出兵。卑路斯于龙朔初年再次求援,唐高宗派使者到西域分封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卑路斯为都督,很快被大食所灭。卑路斯于咸亨年间入朝,官拜右武卫将军,然后病逝。
之前他的儿子泥涅师在朝中当质子。调露元年,高宗下诏裴行俭护送泥涅师返回波斯为王,但裴行俭于碎叶返回。泥涅师因此滞留吐火罗二十年,部众离散。在景龙初年再次来朝,授左威卫将军,随后病死。波斯只留下了西部地区。
铸币是波斯王正统的一大象征,虽然伊嗣俟三世在位期间内忧外患,但是仍然留有铸币。可以看出,虽然萨珊波斯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但并不为中国史家所重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甚至连萨珊波斯末王的名字都未能统一——《旧唐书》是伊嗣候,《新唐书》为伊嗣俟。以中古波斯语这个名字的实际发音Yazdākird来看,恐怕后者的转写相对准确,前者的“候”大约是由于誊抄较为生僻的“俟”字时形近致讹了。
关于波斯王子卑路斯国破家亡后的经历,《新唐书》和《旧唐书》的经历更有颇多抵牾之处。
《旧唐书》中,卑路斯先后两次被高宗授职,第一次是右武卫将军,第二次是左威卫将军。《新唐书》中,卑路斯并没有先后被授予右武卫将军和左威卫将军,当上左威卫将军的是他在唐朝宫廷当了质子的儿子泥涅师。同样,客居吐火罗二十年的也是他儿子。以卑路斯的年龄推断,《新唐书》的说法更加可信一些。
《新唐书》中“西部独存”的说法更是荒唐不合常理——阿拉伯人正是从萨珊波斯的西面打来,将其吞没的。波斯王子都被迫一路流落东土,所谓西部独存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作为卑路斯来华前最后落脚点的疾陵城,即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也并非处在萨珊波斯的西部。
但无论如何,卑路斯在亡国后前来中国,并最终病卒于此是可以肯定的。
漫漫复国路
虽然唐高宗对前来求援的波斯使节颇多礼遇,但是毕竟波斯路远,加之应付西突厥和吐蕃才是唐朝皇帝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所谓援助也多为象征性的。如卑路斯在疾陵城期间,唐朝封其为波斯都督,但并未对其提供任何军事保护。以至于在公元674年,卑路斯由于大食的不断侵逼被迫逃离中亚,身入中国。
然而卑路斯前来中国并非自愿,而是国家政权被篡夺后的无奈之举,因此他在中国始终积极寻求复国。请援不利,卑路斯在中国也不会坐以待毙,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他就请求高宗皇帝在长安醴泉坊建起一座“波斯胡寺”。
波斯寺的建立可谓是卑路斯团结一切波斯流亡力量的一项尝试。
萨珊波斯主要信仰祆教,即俗称所谓拜火教。卑路斯作为王室成员和正统继承人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波斯寺却并非祆教的宗教场所。
波斯人的亲戚粟特人也多信奉祆教,粟特人安伽墓中生动描绘了胡人在中国的生活场景。所谓波斯寺虽然冠名波斯,但在初唐时主要是指作为基督教一支的景教的活动地点。这并非是中国人分不清景教和祆教——彼时中国主要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甚多,中国人对祆教较为熟悉,而祆教的活动场所被称为祆祠。景教在中国反而是个新事物,因此虽然景教徒并非萨珊波斯主流,不过由于大多数中国景教徒仍然来自萨珊波斯地区,景教在中国人眼里仍然是一种波斯宗教,其活动场所也就叫波斯寺了。
随同卑路斯来华的波斯贵族们虽然以祆教徒为主,但也不乏景教徒,而当时长安本就有旅居中国的波斯景教社团。甚至有说法认为卑路斯的夫人也是景教徒,也无怪乎卑路斯作为祆教徒要奏请建立波斯胡寺了。
只是卑路斯的诸多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效。随着卑路斯在长安辞世,复兴波斯的角色转移到了他儿子泥涅师头上。
大概令波斯王子更加无奈的是,虽然在679年,唐朝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护送波斯王子回国复位,但实际上真实打算是攻打吐蕃和西突厥。也因此,当裴行俭行军至碎叶城,成功平定西突厥后,就立碑凯旋,把波斯王子扔在了吐火罗。泥涅师靠着部众在吐火罗斯坦死死撑了二十多年后,终于在708年逃回长安,自此波斯王子们的复国企图彻底失败。
尽管复国梦破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停留在中国的萨珊波斯贵族一方面逐渐和中国人融合,如改姓“李”等汉族大姓并积极入仕;另一方面又和中国人始终维持着区别。
根据西安出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一直到萨珊波斯入华两百年后的晚唐咸通十五年(874年),萨珊波斯遗民仍旧保留祆教信仰,甚至还能使用中古波斯文字婆罗钵文,所谓“苏谅”和“马氏”乍看像是中国人的名字,实际是对Sūrēn和Msī这样的波斯名的巧妙翻译。在整整两个世纪后,波斯人仍然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和名字。
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竖有六十一蕃臣像,其中“右骁卫大将军兼波斯都督波斯王卑路斯”、“波斯大首领南昧”两像就在其中,静静守卫着他们的庇护者。今人恐怕很难揣摩当年在华萨珊波斯遗民的心态,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作为一个孤独的小群体居住了很多代,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却始终怀有波斯情结,没有彻底融入中国。而后来来华经商的波斯同胞不少却已经皈依了他们的敌人带来的伊斯兰教,更是与他们格格不入。大概最能与他们取得共鸣的,还是印度的帕西人或者以色列建立前的犹太人吧。
延伸阅读:
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
Encyclopaedia Iranica: The Last Sassania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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