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国左翼学者卡利尼科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依然成立

近日，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政论家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北大进行了三场学术讲演，并在北大国际批评理论中心组织的“阅读《资本论》”座谈会上做主题发言。此前，包括知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明信在内的20位顶尖学者，都曾在这一北大最高层次的讲学计划资助下，来华访问讲学。在此期间，卡利尼克斯还参加了北京大学于10月10日、11日举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卡利尼科斯于1950年生于津巴布韦，曾在英国牛津大学贝里奥尔学院攻读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并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博士论文主题。他曾长期担任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2005年9月起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欧洲研究中心教授，2006年9月起任该中心主任。

在公共知识分子中，卡利尼克斯以明确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而著称，并且关怀极广，著作颇丰，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种族和种族主义以及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代表著作有《社会学理论思想的流变》《平等》《反资本主义宣言》《反第三条路》等等。

10月12日下午，澎湃新闻在北京大学专访了卡利尼卡斯教授。访谈中，卡利尼克斯指出，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解社会的最好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第三条路尝试的失败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本质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卡利尼克斯看来，比起第三条路，对于改良或革命的讨论要有意义的多。他认为，极左翼人士科尔宾当选英国工党党魁是目前欧洲各地对执政党的全面反叛潮流的一个体现，是一项非常积极的发展，但要真正做出改变必定举步维艰。

高等教育也是卡利尼克斯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从长期在英国大学担任教职的经验出发，卡利尼克斯指出新自由主义世界中的大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谈到，大学的公司化、全面竞争化以及学生转变为消费者等变化将彻底颠覆大学的应有之义。

访谈原文如下。

澎湃新闻：您在过去两天里参加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像您这样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怎样评价这次会议？

卡利尼克斯：我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事件，因为据我所知，这次历史上第一次将数量如此众多的中国的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聚集到一起，这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恰如其分地去理解彼此研究的本质。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您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否谈一谈您最初是怎样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以及您为何时至今日仍然坚守“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身份？

卡利尼克斯：我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上的大学，那时由于越南战争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工人运动，西方正处在政治激进化的时代，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智识层面呈现其意义提供了语境。我在1970年左右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现在45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仍然有意义。尽管很多方面的处境都发生了变化，我比20岁的时候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理解社会的方式。

在1970年，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走到二战结束后的长期繁荣的末尾，但今天的情况非常不一样，我们还在经历2007、2008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批评，这就赋予了我们一种尝试解释经济危机的途径，因此是非常切题的。并且，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仅仅提供了一种理解经济危机的工具，同时也提供了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向，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也仍然是有意义的。

澎湃新闻：您提到我们现在还处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中，而持续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第三条路政策的失败。您在2001年的时候就出版了《反第三条路》一书，有趣的是，吉登斯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这条路已死，现在您似乎可以对此来做个总结了。

卡利尼克斯：第三条路是为了调和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做出的一种尝试，我很高兴吉登斯最终认识到了这条道路是不可行的。不过，我们大多数人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条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在最低限度上来说也上关于建立平等的，而当我们观察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会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扩大不平等，因此调和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尝试的尝试在原则上就不可能成功。换句话说，第三条路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好的政策或者某一个政府的愚昧无能（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从根本来说是设计本身的错误导致了失败。

我在2001、2002年的时候就跟吉登斯就此展开过辩论，不过那时候他并不愿意认识到这些，结果他成了最后知道的那个人。所有人都知道得比他早，举例来说，英国最近当选的新工党党魁科尔宾多年来反对作为西欧第三条路的主要代表的前首相布莱尔，而科尔宾当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都已经受够了布莱尔和他所代表的中间路线，第三条路已经完全失败了。

澎湃新闻：那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是不是一种成功的中间路线？福山说要“到达丹麦”，而在这次难民危机中，齐泽克却说“挪威不存在”。

卡利尼克斯：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北欧的福利国家体系是一种成功的中间路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样板。这一地区确实有着相对发达的福利体系，但这是建立在非常特殊的经济地位之上的，例如挪威是石油出口大国，瑞典的一些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不过，全球竞争在不断地激烈化，因此这些国家拥有相对慷慨的福利体系的基础正在被削弱，这种趋势在瑞典挪威和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适用。几个月前，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极右翼党派瑞典民主党几乎成功获得政治权力，这正是因为瑞典国内的高失业率和经济不稳定性在底层民众中造成了不安，这绝不是健康经济的表征。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有福利体系肯定要好过没有，比如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保障所有人都能免费就医，当然是好事。但英国政府正在试图削弱福利体系并通过重组的手段减少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结果就是理论上公民可以免费享受医疗，但实际上医院经常没有床位。所以从长远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福利体系在走向重组和缩水。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了极左翼人士科尔宾最近当选英国工党党魁，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危机都会激发左翼政治再度活跃，科尔宾能否真正有所建树？有人甚至认为他和希腊的Syriza等代表的左翼能拯救欧洲。

卡利尼克斯：我认为科尔宾当选工党党魁是目前欧洲各地对执政党的全面反叛潮流的一个体现。反叛有时走向右翼，比如瑞典民主党，有趣的是近期的政治反叛都走向了左翼，比如之前最广为人知的是在希腊和西班牙，包括现在的英国。科尔宾的当选是很有意义的，不过他现在只是当选了他所在政党的党魁，而不是国家首相，而执政党对他的当选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破坏他的举措。当然我现在不会预测真正到了大选的时候会是怎样，因为如果6个月前有人问我科尔宾当选工党党魁的概率是多少，我会说是零，但他就是当选了，所以我现在不会再说什么样的情形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了。

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积极的发展，很多年轻人出于对紧缩政策的反对热情洋溢地支持他，但如果他要真正有所建树，无论如何都会举步维艰。

澎湃新闻：科尔宾的选举是否存在舞弊？如果科尔宾当上首相，有没有可能真的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卡利尼克斯：并不存在舞弊，恰恰相反，科尔宾的当选其实是资产阶级自食其果的一个例证。是布莱尔和第三条路的支持者提议要使用电子投票系统让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参与投票，他们最终采用了这个系统，结果很多成员都通过这个系统投票给了科尔宾，这是布莱尔的支持者们最不愿看到也是万万没想到的，他们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愤怒地宣称这将令英国倒退到1970、1980年代。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在欧洲被边缘化了。而我认识的科尔宾（他是我们当地的议会代表）, 他是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真正改变现状，但从展示政治立场谱系的广泛性意义上来说，他的当选是非常有意义的。

如果他真的当选了首相，那他将面临巨大的问题，具体的情形可以参考希腊的经历。在希腊极左翼政府Syriza上台后，欧盟系统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搞垮这一政权，比如欧洲中央银行关闭了希腊银行系统来迫使政府投降，他们最终成功了。科尔宾当选后一名上将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科尔宾成为首相，英国国内将出现暴动，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公开谈论暴动是违法的，而目前看来这名上将并没有因为他的言论被逮捕，要知道1920年代英国共产党的领袖就因为煽动暴动而被逮捕了，为什么这位上将现在还安然无事呢？所以说这不妨可以理解为执政派发出的威胁。科尔宾越是成功，就越不得不面对改良或者革命的经典问题，不过相比于过去三四十年都在讨论第三条路这种不知所谓的设想，讨论改良或者革命显然转向了更有意义的领域。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澎湃新闻：除了上面谈到的政治方面声势浩大的反对以外，科尔宾在经济方面也面临重重挑战。最近，他宣布了自己的经济顾问团队，人们看到，因《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而知名的作者皮凯蒂成为了他的首席经济顾问，您认为他能够帮助科尔宾在经济上打开局面吗？

卡利尼克斯：皮凯蒂认为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平等，是因为富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产，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财产征税。作为一项建议来说这没有问题，不过，仅仅在理论上提出逆转新自由主义后果的政策并不太难，诸如对财产征税、对财务交易征税等等，也就是左翼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那些建议。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包括使用怎样的政治策略以及这种政治策略基于怎样的阶级力量等等。皮凯蒂在这些方面并无贡献，他担任科尔宾的经济顾问虽是好事，但我并不认为他能真正实现改变。

澎湃新闻：您曾指出皮凯蒂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资本理解成一种社会关系。

卡利尼克斯：是的，就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皮凯蒂认为资本仅仅是一种财产，但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依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力量。皮凯蒂声称他从没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说他把他自己的书叫做《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实在有点厚脸皮，而且相应地他也就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在策略上的重要性。

回到科尔宾的问题上来，如果组建政府他将需要组织工人阶级来强制推行他的政策。如果要向富人征税，要拿走他们手中的财富，富人们绝对会做出疯狂的举动来反抗，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被触及。所以科尔宾会需要强大的阶级力量来对抗他们，这股力量只可能来自工人阶级。

澎湃新闻：高等教育也是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您认为新自由主义对大学造成了哪些致命的影响？

卡利尼克斯：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的是英国的大学，不过1980年代以来在英国大学中发生的变化至少在欧洲范围内扮演了一个先导的角色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是大学变成了企业，大学配备了高层管理人员和CEO这类的角色，大学之间完全成为了竞争研究经费和学生生源的关系。

除了这个根本性的变化，还有相关的两点需要特别强调。首先，竞争不仅仅存在于大学之间，竞争的逻辑在大学内部也得到了内化。每个学术部门、每个学者都在为了经费和地位等等相互竞争。

另外，不仅大学本身变得不同了，学生也被转换成了消费者。学生选择大学变得像是去超级市场购物一样，各所大学就像商场里不同品牌的麦片，而现在的大学也不得不向学生营销自己。近年来，英国政府制定了高昂的学费，进而声称既然学生交了这么多学费，那么大学务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想要学的那些课程上面。

大学本应该是我们试着深入了解世界的地方，一所大学之所以优于另一所大学应该是因为可以提供在智识上更好的课程，这跟选麦片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我看来，大学不应仅仅反映学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应该对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值得在大学中学习的课程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有些课程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在智识上非常重要，但由于市场化，学生很可能无法了解这一点。比如说，如果在中国，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学生比对商科感兴趣的要少了，政府就决定削减这一学科的经费，我觉得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文化灾难。结果就是大学的应有之义被完全颠覆了。所以说，英国的大学现在面临着非常深刻的危机。

澎湃新闻：现在全球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一种重经济效益、轻人文诉求的风气，人文学科似乎处在危机之中？

卡利尼克斯：英国的情况是，政府希望学生选择诸如商学这类职业导向的专业，但很多学生都更愿意学习和经济效益不是那么直接相关的人文学科。从学生意愿的角度来说，学生更喜欢学术性更强的传统人文学科，但政府削减了这方面的经费，对人文学科的课程的直接政府拨款被取消了。很明显，政府在专业培养方面是具有导向性的，即便宣称尊重学生的意愿让学生自己选择，但政府其实是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手段：选择权在你手中，但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政府只是利用所谓学生自主选择的观念来重塑大学，使大学向更注重职业化培养的方向转变。

在英国，人文学科系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对应政府不再资助人文学科教学的事实，也就是说，这些增长完全是通过大学的学生争夺战来达成的。人文学科的所有经费都是来自研究基金和学生学费。在整个欧洲，大学不仅要抢夺国内生源，在争夺国际学生方面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比如说招收了大量中国学生，而很多国际学生都希望学习传统人文学科。我觉得招收很多中国学生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好事，比如说我在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就能和中国学生形成有效的对话。英国大学也会在宣传中强调对与中国对话的重视，不过，他们之所以费劲心思地招收中国学生，就是因为中国学生意味着钱，大把大把的钱。

（感谢蒋洪生老师在采访过程中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