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以抗战英烈命名的道路有哪些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政府正式批准将柳荫塘路更名为“炳炎路”，用以纪念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领蔡炳炎（时任第67师第201旅旅长），全国又新增了一条抗战英烈路。那么，时至今日，全国究竟有多少条道路以抗战英烈的名字命名呢？我们不妨来盘点一下。

多地都有“张自忠路”

张自忠（山东临清人，字荩忱）是著名抗战爱国将领，也是反法西斯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1940年5月，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率部参加枣宜会战。5月14日，张自忠为扩大战果，亲率总部特务营及第74师一个团前往方家集侧击日军，并试图切断日军退路。不幸的是，张自忠所部16日拂晓在南瓜店遭到日军步兵第231联队的突袭。

刚刚入睡的张自忠被炮声惊醒后立即组织部队进行还击。战至上午10时，部队的弹药消耗殆尽，奉命解围的第38师一时间又无法抵达，情况万分危急。张自忠此时沉着指挥所部继续抵抗，并命总部勤杂人员也都投入作战。

下午14时许，保护总部的特务营官兵伤亡殆尽，日军士兵冲入阵地，张自忠随即组织肉搏，激战中高级参谋张敬、上校附员洪进田阵亡，特务营营长杜兰喆重伤，张自忠在七处负伤的情况下依然拼死抵抗，于15时许被日军刺刀刺中要害伤重而亡，时年五十岁。

1982年4月16日，张自忠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了纪念这位抗战英烈，北京市东城区、天津市和平区、上海市黄浦区，以及武汉市江岸区先后命名了“张自忠路”，其中上海市命名为“自忠路”。张自忠是唯一一位在全国多地被命名为道路名的英烈。

北京的“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佟麟阁（河北高阳人，字捷三）和赵登禹（山东菏泽人，字舜诚）分别是第29军副军长和第132师师长，他们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最先阵亡的军级和师级将领。

“七七事变”发生后，佟麟阁率部在北平（现为北京，后同）南苑抗击日军步兵第39旅团的进攻，至7月28日中午奉命撤入北平城内。在撤退时，佟麟阁决定利用沿途铺设的青纱帐为掩护兵分数路行进，其中一路由他亲自指挥沿大红门东边小径撤入北平城内。

下午1时许，佟麟阁一路200余人撤至大红门附近，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日军中国驻屯步兵旅团步兵第1联队的阻击。佟麟阁腿部随即被日军机枪射伤，身边卫士劝他赶紧利用庄稼地作为掩护脱离战斗，但他却说“既然敌人找上门来，就要和他死拼，这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可说的”。脱险后，佟麟阁等人又在时村被日军调来参战的关东军集成飞行团轰炸机发现，日军随即展开猛烈轰炸。佟麟阁在指挥所部躲避时不幸头部中弹身亡，时年仅四十六岁。

值得一提的是，佟麟阁生前名凌阁，因国民政府的阵亡公文书写失误，致其姓名中的“凌”字被误写为“麟”，此后又被媒体争相转述，致将其姓名误传为“佟麟阁”，并流传至今。

同一天，赵登禹也率部在南苑与日军激战。28日上午，日军从南苑的南面发起猛烈进攻，以第20师团第39旅团（旅团长高木义人）为主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很快就打到了南苑飞机场。惊闻此讯的赵登禹急忙前往飞机场督战，他本人也挥舞起大刀与日军展开近身肉搏。此后，赵登禹接到了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部队路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了预先埋伏在此的日军中国驻屯步兵旅团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的伏击。赵登禹于危急时命令车队加足马力强行突击，试图一举冲出伏击圈，不幸在突围时胸部中弹数处倒在轿车后座上。赵登禹的卫士见状，想把他背离火线。但赵登禹自知伤重无救，便对卫士说道：“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中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捐躯，也算对得起祖宗了。”说完这些，赵登禹气绝身亡，时年仅四十岁。

赵登禹于1952年6月11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佟麟阁则于1979年8月1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纪念保卫北平而牺牲的两位将军，北京市在西城区内分别命名了“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上海的“安澜路”和“晋元路”

戴安澜（安徽无为人，字海鸥）是在国外战场牺牲的最高级将领，时任第200师师长。1942年3月，戴安澜率部进入缅甸援助英国和缅甸军队，并在同古成功击退了日军的猛烈进攻。

4月29日，由于远征军的“曼德勒会战”计划流产，第200师奉命撤退回国。5月18日，戴安澜率部准备在孟龙（Mong Long）附近穿越莫古（Mogok）—细泡（Hsipaw）公路时，搜索部队发现日军已经占领路南的康卡（Kangkan）及左右高地必经道路。戴安澜当时正随前卫第600团第2营行进，发现敌情后立即下令展开攻击，战斗到22时左右，打开了约3华里的通道。

正当师主力准备通过公路时，有日军装甲汽车20余辆冲入第600团掩护阵地。戴安澜与第599团团长柳树人率该团第1营前往阻击，战斗中被日军机枪击中左腰部两弹，身负重伤。此后戴安澜由担架抬着随第599团团部行军。因雨季行军，缺乏药品和包扎，戴安澜伤口化脓，于5月26日下午5时40分在一个叫茅邦的小村落内去世，时年仅三十九岁。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字中民）是闻名全国的“八百壮士”的指挥官，当时还只是中校团附的他，毅然受领任务指挥第88师262旅524团第1营400余官兵在四行仓库孤军坚守三昼夜，打退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十余次进攻。取得了己部伤亡计37人，毙伤日军约200人，并击毁战车2辆的战果。

在坚守期间，谢晋元派人送出一封信交给第88师师长孙元良。内言：“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绝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27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瞭望兵报告，毙敌在80人以上。昨晨6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祈释钧念。”

10月31日凌晨2时许，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入苏州河对岸的英租界，却遭到英军强行缴械，并扣押在余姚路的意大利兵营中。此后“八百壮士”在“孤军营”内自力更生，早操、值勤、站岗从不间断。在谢晋元以团长身份的领导下，第1营官兵还屡次破坏了英方试图解散、关闭、收缴“孤军营”的计划。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在照例率部出操时，被英方收买的士兵刺杀，噩耗传出，举国悲痛。

1949年10月，谢晋元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褒扬，1956年9月20日戴安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上海市在黄浦区内分别命名了“安澜路”和“晋元路”。

拥有县名和路名的“左权路”

左权（湖南醴陵人，字孳麟）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左权任第8路军副参谋长。从1938年起，左权协助彭德怀在晋东南地区先后打退了日军发起的“三路进攻”、“九路进攻”。

1940年8月到12月，左权协助彭德怀发起百团大战，给华北地区的日军以沉重的军事打击。战后，左权撰写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从正太破击战到关家垴歼灭战》等文，及时进行了总结。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左权以自身的军事素养和军事理论功底，与刘伯承等人合译《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该条令于1942年被八路军总部列为步兵战术基本教材。周恩来称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则称他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2年5月，日军第1军调集3万余人的兵力对太行山的抗日根据地发起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已经转至外线，致使合围圈内能够应敌的部队很少，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指挥部、野战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等都在合围圈内。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左权与彭德怀等高级将领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左权提出：在敌军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当日军扑空撤退时，伺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路至几路。这一提议被彭德怀所采纳，随即于5月23日开始组织转移。

5月24日，得到八路军总部驻地确切情报的日军步兵第223联队一部对八路军总部发起突然袭击。左权随彭德怀迅速指挥总部及直属部队向东转移。25日，左权一行人在行至晋冀交界的辽县十字岭时，再次与日军第223联队所属一个中队遭遇。彭德怀决定兵分三路突围，左权则坚决要求由自己担负掩护和断后的任务，并催促彭德怀率领总部人员赶紧转移。左权率领部队激战到黄昏时分，终于成功掩护总部机关突围而出，但是当他率部冲向最后一道日军的封锁线时，不幸中弹身亡，时年仅三十八岁。

为了纪念左权，醴陵市不仅命名了左权路，还将左权牺牲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这是目前唯一一位既被命名为县名又被命名为路名的抗战英烈。

其它英烈路

除了上述事例外，还有不少在抗战期间牺牲的英烈被命名为路名以兹纪念，其中以武汉市最多。如位于江岸区的郝梦龄路、陈怀民路，还有因拆迁被取消的刘家麒路（该路名至今仍然保留，以待今后重新选择新路命名）。

郝梦龄（河北藁城人，字锡九）和刘家麒（湖北武汉人，字锡侯）分别是第9军军长和第54师师长。1937年9月，郝、刘两位将军率部在忻口顽强阻击日军，不幸于10月16日先后阵亡。

陈怀民（江苏镇江人）是众多被命名为路名的英烈中级别最低的军官，牺牲时为空军第4大队第23队少尉飞行员。在1938年的“四二九”空战中，陈怀民的坐机被日军飞机击中起火。在此危急时刻，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毅然驾驶飞机迎面撞向日军飞机，成为世界空战史上与敌机对撞的第一人。

此外，在安徽明光有“吴继光路”，蒙城有“周元路”，四川成都有“铭章路”，蒲江有“家钰路”，这四条路是分别为了纪念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的第58师第174旅旅长吴继光、在徐州会战阵亡的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以及在豫中会战阵亡的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