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诺奖的第一人：伍连德为何主张废除中医

2015年之于世界医学史不过是一个寻常年份，但于中国医学界却因为两件事而变得格外值得纪念。其一，这一年是中华医学会成立100周年，其二，屠呦呦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诺奖零的突破。屠的获奖，国内科学界一片沸腾，民间亦热议不断，更有熟知国内医学掌故的医史研究者例数此前中国可堪诺奖级别的科学家，比如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的汤飞凡和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

伍连德：80年前，中国走近诺奖的第一人

一百年前，伍连德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次年在第一届全国会议上伍连德当选会长并连任两届，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成为中国历史上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不过，中国医学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并非始自一百年前中华医学会的成立，事实上西医东传的历史还要更早一些，但中国医学界第一次令世界刮目相看，无疑始自伍连德。

让伍连德在国际医学界声名大振的舞台是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那是1911年，已经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大清国，居然还召开了一次如此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11个国家的专家来参会，由于伍连德在狙击东北鼠疫上一战成名，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大会主席。对此，日本人稍有不服，想让北里柴三郎任大会主席，由于其他与会专家的反对，北里心有不甘也只能屈居副主席。是什么样的成就让伍连德享有这样高的威望？简言之，伍连德应用当时的医学知识拯救了一座城市。

由于历史的原因，伍连德扑灭东北鼠疫的事迹在数年前，还不太为人所知，直到2007年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出版，才在民间掀起一股伍连德热。随后又有著名作家迟子建的小说《白雪乌鸦》以及温兆伦主演的电视剧《浴火危城》，这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伍连德。

伍连德的事迹中，最常被提及的是其在防疫方面的功勋。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他被提名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资格，这是伍连德一生中最为人瞩目的功绩，其实他还有一行为也许至今不被很多中国人接受和理解——废除中医的初步尝试。

通常医学史界普遍将1913年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废除旧医案和1950年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的提出，作为近代三次中西医论争的标志。2006年随着张功耀“告别中医论”一出，又兼方舟子等人积极参与，遂引发中医存废问题的新世纪大论战。与前三次自上而下的批判不同，第四次中医批判由于有众多网友的参与，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自觉启蒙特点。这一场论战持续至今，直到屠获诺奖，又让这一火热的论争再起波澜。

其实这一场论争早在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之前的两年（即1911年）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一次论战的缘起，正和伍连德在东北狙击鼠疫有关。

“狗屁猫尿”如何防治鼠疫：中西医的首次论战

1910年鼠疫来袭，由伍连德主导的新医防疫方式乘着近代文明之风，在官方主持下冲击着国人的生活，旧医在民间的诊疗活动因与新医防疫方式格格不入，遂遭到新学派的指责和嘲讽，《大公报》首先发难，抨击旧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最具“观赏性”的当属狗屁猫尿一战。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华字汇报》转录了一个奇方：

“鼠疫之毒焰，闽省最甚……而东奉省亦多闻，向传用熊胆、蚺蛇胆可治，唯此两种药料价贵而货少真，以致患病者投之十不一效，药石无灵，时医束手，每恨岐黄之不留妙方于医界。兹有普济子邮寄一方，谓用猫胆一个，暖酒冲服，立愈，盖胆能散郁去毒，猫鼠相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

鼠疫来袭时，这个方子传到了天津，不知怎地就传成了猫尿。《大公报》最初的几篇讨伐文章就与这个方子有关：

“自近日鼠疫发现，中外名医士百方研究，几于才智俱穷。不意天津医生竟能不假思索，发明许多奇妙方法，其中最奇妙者莫如猫尿一种。解者曰，医者意也，鼠本畏猫，故以猫尿治鼠疫，其效必神。不知猫食鼠者也，腹中既有死鼠，尿中岂无瘟虫？是研究尚未入细也。且以相克之理言之，则鼠固畏猫，猫亦畏狗，若取演进之义，与其用猫尿不如用狗屁。”

旧医不认可细菌，其能治瘟疫的说法在具体可证的显微镜下失去了可靠性，是以新学派这些人抨击起旧医来矛头明确而犀利，言语间极尽讽刺之能事，旧医界自不甘受辱，遂奋笔还击。而后北京的旁观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西医对瘟疫也治不了，《大公报》又何必为同样无能的西医张目呢？第三方的介入，使论战犹如火上浇油愈燃愈炽，此后双方主将开始单挑式笔战，捉对厮杀，最后发展为激将打赌：

“自东三省防疫事起，西医之前往疫地者，前者方扑后者又登，大有奋不顾身之概，而我国医生平时最会说古方，讲大话……及以重金招往疫地，迄无一应者，岂西医不爱命华医不爱钱乎？曰，此非不爱钱，爱命胜于爱钱也，此即华医之特色处。”

面对《大公报》的激将，中医的回应是：“应与不应，各有各的自由！”

后来又有长春来天津的中医张聪彝在《大公报》煽风点火：“试问鼠疫致死一霎那之顷，以吾国医药之迂缓，而谓能立刻奏效乎？如曰能也，二三君子何不束装赴奉一试其技，而乃于此间饶舌乎？”当时被誉为北京三大良医之一的丁子良受不了这个讥讽，遂负气声称：“三五日内商议妥恰，即可见诸实行。”张聪彝则针锋相对：“还是算了，你又不识鼠疫，去了也是送死，不如留着老命提高医术要紧。”这一场论战由于和事佬的调停，最终不了了之，但中医渐居弱势，几已成定局。

伍连德为何提倡废除中医？

对伍连德在东北防疫之事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为这些不受激将的中医感到庆幸，幸亏这些中医没去，否则真是九死一生。

在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在哈尔滨第一次荡平疫氛之后，总结参与防疫人员的死亡人数发现，防疫人员2943人，死于鼠疫者297人，死亡率是10%；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救护车司机150人，死亡69人，死亡率45%；其次就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死于鼠疫，达44.4%；死亡率最低的是医学堂的学生，29人死亡1人，死亡率是3.5%；有从业资格的医师（这在当时可都是全国的精英）20人，死亡1人……伍连德认为，中医对鼠疫的病因普遍认识不清，诊查时经常面对着不断咳嗽的病人，尽管接连不断的感染实例已经让他们见识了疫情的可怕，需要采取极为谨慎的预防措施，但他们还是不戴任何防护口罩。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很少，在鼠疫的大流行中，旧医的生意特别兴隆，其后果是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死于鼠疫（约54%）。很显然，受过近代训练的新医学医务人员在这场鼠疫大流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而后清廷对他们的关怀又大大促进了全中国科学化的医学实践。

必须承认，那些追随伍连德去做防疫工作且殉职的旧医，虽无妙术，却不乏仁爱与勇气，他们在危险面前勇赴国难，值得后人缅怀，但有些拖后腿的旧医就另当别论了。

当时有一些不知深浅的旧医，疯狂诋毁伍连德的防疫工作，屡屡欺骗民众，吹牛说他们能治愈鼠疫。要知道旧医其实是没能力诊断鼠疫的。每当有发烧并咳嗽的病人前来求诊时，他们总是说预后良好，并将诊金装入腰包，如果这个病人得的根本不是鼠疫，而是某种自限性疾病（疾病发展到某种程度后自动停止，逐渐恢复痊愈，如伤风感冒、水痘），病人当然会康复，这就有的可吹了。如果这个旧医倒霉，遇到了真正的鼠疫患者，那结果就是医患两人双双毙命。在今天哈尔滨道外区傅家甸一地，当时就有7名旧医死亡。其中有一位自称是当地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他的老婆因为害怕家人被隔离，居然将他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针对当时的鼠疫，新医在治疗方面也无良策，但毕竟有效的防疫措施阻遏了鼠疫的蔓延。可就在那个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乱世，牙缝里挤出来的防疫专款，旧医也要分一杯羹。伍连德负责防疫机构的经费预算，对每一笔款项都有详细说明，唯恐因为经费不足误了大事。

在1921年，也就是鼠疫死灰复燃第二次袭击东北时，有个很有影响的旧医团体，不知道怎么巧舌如簧地说服了道尹，由政府出资4000元，设立了一所鼠疫病房，采用中医疗法。这所病房于当年4月1日开张，由12位中医负责，每位每月薪资100元，应其所请，伍连德他们将10位已确诊的病人于4月1日至4日送去医治，结果全部病亡。4月5日这些不知深浅的家伙告饶了：别送病人了，我们治不了……这短短的5天之内4000元就打了水漂。

伍连德的首次防疫工作获得成功后，他准确地预料到了鼠疫再次流行的可能，积极着手组建现代化防疫机构，在鼠疫第二次来袭时，流行的范围很小，自此，鼠疫再也没有在东北肆虐过。

1911年4月，也就是在伍连德第一次成功狙击鼠疫之后，在奉天召开的鼠疫大会，他成了绝对的主角，天下扬名。也正是由于这一次与鼠疫的遭遇战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让伍连德深深意识到在中国改革旧医的现实迫切性，他在自传中写道：

“人们已经看到1910-1911年鼠疫大流行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医师取得了值得称赞的业绩，因而开始是清政府，后来是民国政府都郑重地尝试改革上千年的旧医体制，正式承认新体系最有利于国家的需要。”

在1929年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阵容强大的委员们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而伍连德正是这18位医界领导人之一。伍连德认为“虽然古老的中医文献存在某些带有进步性质的理念，但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与创新日渐式微，旧医愈加衰朽，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对古代信仰和传统的过度尊崇，成了继续进步的绊脚石。”

伍连德的一生，举凡创建医学会，东北狙击鼠疫，建立检疫制度，推进医学教育等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唯有参与废除旧医这一事，未能达成所愿，甚至直到他倡议创建的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的第100年，在中国取得医学诺奖零突破的2015年，有关中医的论争居然仍在继续，倘若这位国士在天有灵，恐怕也只能徒叹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