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原创 许金晶 群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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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电影《朗读者》剧照

2021年3月，兼具学者、法官、作家三重身份的德国知识人施林克最负盛名的小说代表作《朗读者》，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最新中文版本。这部反映德国纳粹时期罪恶对后世德国人与德国社会影响的佳作，自从1995年问世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出版，也是首本身居《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首位的德国小说，单单在豆瓣上搜索到的中文版本，也足足有五六种之多。

2021年5月，德国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在中国院线上映。这部根据德国作家费迪南·冯·席拉赫的畅销小说《科里尼案件》改编的电影，以类型电影的方式，反思1968年德国推出的免除纳粹时期从犯罪责的《德雷尔法案》，在中国公映以来，尽管影响不大，但同样引发部分影迷与知识人士，对于德国这段特定时期的历史的关注。

从《朗读者》的最新再版，到《无罪谋杀》的公映，当代德国人，对于纳粹时期罪恶历史的持续关注与反思，或许能给作为中国读者（观众）的我们，带来启迪与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就让我们跟随施林克的笔触，来重温《朗读者》这部经典小说的丰富意蕴。

《朗读者》：我们如何对待历史

文 | 许金晶

01

尘封的历史，静默的情感

《朗读者》的故事并不复杂。

战后1958年的西德，15岁的米夏埃尔因为生病时受到36岁的汉娜的帮助和照顾，跟这位与自己母亲同辈的女人发生情欲关系，并终生受到这种“不伦之恋”的阴影影响，婚姻与情感生活难以再获幸福。

在跟汉娜相恋期间，他们做爱前后的必备议题，是由米夏埃尔为汉娜朗读书籍。在多年之后的法庭上，米夏埃尔作为大学法律系学生，见证了对于汉娜在纳粹时期担任集中营看守时期，对犹太人犯下的罪恶的审判。汉娜因为共谋者的串通反水，而被诬陷为致使犹太人在大火中惨死的主谋，被判终生监禁。

电影《朗读者》剧照

而此时的米夏埃尔才意识到，一直让自己为她朗读的汉娜应该是文盲，不具备读写能力，根本不可能承担主谋所需要的独立撰写报告的能力。然而最终，米夏埃尔选择了沉默。

多年之后，他开始再次为汉娜朗读，并持续不断地将朗读的录音带，寄给监狱里服刑的汉娜。汉娜根据这些录音带和自己找来的相关书籍，掌握了初步的读写能力，并开始给米夏埃尔写信。然而米夏埃尔仍然只是朗读，却从不给汉娜回信。最终，在汉娜即将出狱的前一天，她在监狱里自杀，了却此生。

电影《朗读者》剧照

作为法律专业背景的作家，施林克在本书当中的表达，以简洁、精要而富有余韵著称。我们需要对小说字里行间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充分的留意与体味，才能掌握小说的完整意蕴。

以米夏埃尔与汉娜的相遇为例，1958年，米夏埃尔15岁。换句话说，米夏埃尔出生时的1943年，正是汉娜加入党卫队的时间。于此，施林克对于两代人恋情的巧妙设定，其实讲述的是就是纳粹时期的惨痛罪恶与历史记忆，于当代德国社会的挥之不去。

学者与政客，自然可以宏大叙事般地对于大屠杀罪恶，进行忏悔与反思，然而这些写入教科书、写入学术著作、写入政治宣讲中的言辞，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是：那些制造罪恶、实施罪恶、参与罪恶的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代德国人的父母、老师、同事甚至恋人。尽管他们身上背负着历史的原罪，但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之下，他们与这种种罪恶的关联，或许只是以完成工作任务、执行上级指令、做好本职工作等机制化、工具化的理性这一言以蔽之。而抛开这样的历史原罪，他们很可能是慈爱的父母、和善的老师、本分的同事与温馨的恋人。

这里出现的两个相互背反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仅仅因为跟父辈的亲密关系，就放弃对于父辈历史原罪的追问？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是不是因为父辈的这种历史原罪，就将他们一概妖魔化、罪恶化，甚至于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良善、关爱与本分，也一概抹去、将其置于一无是处的境地？

电影《朗读者》剧照

施林克在小说里，将这一双重意义上的背反追问，展现得充分而深刻。在米夏埃尔跟汉娜相恋时，汉娜的这段罪恶历史，从未在两人的交往中被提及。然而通过汉娜时不时的暴虐发作、人格当中的“独裁”气质，以及她对于自己真实内心与过往的种种隐藏，作为读者的我们，都可以看出纳粹时期的经历对于她生命历程的深远影响。而在多年之后，两人在法庭上再次相遇之时，得知真相的米夏埃尔既深感震惊，又自觉懦弱。米夏埃尔的懦弱，有两个维度——一是他无法接受自己曾经的恋人，是一位参与纳粹罪恶的罪犯，而在这种历史原罪背负之下，他也没有勇气去向法庭揭示汉娜身为“文盲”的真相，从而为她豁免罪责；而另一个维度，则是他跟汉娜的“不伦之恋”，同样有悖当时的主流社会伦理，这种“不伦之恋”跟汉娜纳粹时期的罪恶一般，只能成为二人共同的尘封历史记忆，要为汉娜声辩，就要将这一“不伦之恋”展示在众人面前，作为青年的米夏埃尔，实在无力承担。

然而记忆越是尘封，它对于生命个体自身的影响，就越发强烈。在小说中，米夏埃尔后续的情感生活中，都无法摆脱汉娜对他的影响，甚至就连婚姻也草草收场。作者还不厌其烦地讲述汉娜身上的气味，对于米夏埃尔难以忘却的影响。通过这样的讲述，情感、记忆与历史融为一体，大历史的罪恶与伤痛，就这样清晰地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既被大家极力挣脱，却又永远挥之不去。

电影《朗读者》剧照

02

朗读背后的文明与大屠杀之惑

根据小说改编的好莱坞同名电影，先后斩获2009年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国内将这部电影的名称，翻译为“生死朗读”，尽管略显直白，但也全盘道出了“阅读”之于理解本书的关键所在。

电影《朗读者》剧照

施林克对于汉娜的人物设定，非常耐人寻味。早在纳粹时期，她挑选的犹太人，多以年轻女性为主，工作之余，请她们为自己朗读。而十多年之后，朗读继续，只是为她朗读的对象，换成了新一代德国人米夏埃尔。后来在狱中，汉娜学会读写之后，找来阅读的作品，均跟自己参与的罪恶相关——犹太人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埃利·威塞尔、让·埃默里写集中营的书，赫斯的罪行录和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处绞刑的报告。而阅读的结果则是，她在出狱前选择自我结束生命。

通过这样的故事设定，施林克是否是在暗示：汉娜对于纳粹罪恶的参与，仅仅是因为自己未受系统文明洗礼的结果？而阅读开启的心灵反思与文明启迪，才让她认识到自己无法脱离的原罪，从而难以继续生命、而选择自戕？

恐怕不能简单这样理解。因为无论是纳粹的上台，还是纳粹时期的种种罪恶，都是深谙文明内核的一代德国精英所拥护、支持或者默许的结果。即便如汉娜这样的“文盲”，她对于聆听朗读的乐此不疲，也同样可以反映即便在纳粹末期那样的灰暗岁月里，作为普通人的汉娜对于文明生活的热爱与向往。那种闲暇时聆听巴赫、工作时大肆屠杀的故事，在纳粹时期的德国一再上演。

电影《朗读者》剧照

高度发达的德国思想与文明，为什么会孕育出纳粹这样的邪恶政权，为什么会制造出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等种种罪恶，文明与反文明之间的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如是种种命题，成为“二战”之后的西方学术的核心议题之一。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都是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的学术名作。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本书核心线索的“阅读”，探讨的正是“阅读”背后的文明与反文明之惑。导致汉娜充分认识自身罪恶的，是那些真实记录与反思“二战”的作品；而维系她跟米夏埃尔感情的，则是荷马的《奥德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成书年代更为久远的作品。从相恋时朗读《奥德赛》，到多年之后米夏埃尔为狱中的汉娜重读《奥德赛》，这部经典的荷马史诗作品，承载的不只是家园、是回归、是重新出发，也是以其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象征，来呼唤广大读者，超越历史的迷思，回归文明的来源，重新接续和平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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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平庸之恶、理性主义与人际间离

小说女主角的名字“汉娜”，跟提出“平庸之恶”概念的犹太女思想家阿伦特同名，这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这从汉娜学会读写之后，就将阿伦特之于“平庸之恶”的论著找来阅读的情节设定，就可窥一斑。

阿伦特

什么是“平庸之恶”？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就是掩盖在科层制、法治主义等种种工具化理性之下的罪恶。在一个法制健全、官僚体制严密的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按照社会赋予的身份角色，而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军人的使命，就是保家卫国；看守的使命，就是看管犯人；法官的使命，就是维护法治……汉娜在法庭上为自己做的辩护就是：我当然知道打开教堂的大门，可能能让部分犯人逃生、其生命得到拯救，可我作为看守，其必备职责，不就应该是看管好犯人，确保他们就在管控之下吗？

《朗读者》一书的深刻就在于：它深刻揭示出建立在科层制、法治主义之下所谓“必备职责”的工具理性，跟尊重生命、尊重人类文明的价值理性之间的内在冲突。如果把前者称之为“小理性”的话，那么后者可以用“大理性”来替代。是的，作为现代人、作为社会人，遵守法律、遵从规章制度、认真勤勉工作，理应是本分；问题是，在一个非正常的社会里，如果法律错了、如果规章制度错了，如果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有悖于人类文明的基本内核，我们该怎么办？

电影《朗读者》剧照

如果《朗读者》仅仅停留于此，那么上述议题尽管重要，但其实在过往各类作品里，已经屡见不鲜。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于米夏埃尔这个人物的设定，则能让我们玩味出更多更新的内容。

米夏埃尔是法律系的毕业生，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熟谙西方文明、又修习法律的他，自然更加对科层制、法治主义这套工具理性无比熟稔。然而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却是他的两次怯懦：第一次因为自己的情感隐私与内心冲突，无法站出来说出事实真相，为汉娜豁免罪责；第二次则是通过他的再次朗读，让汉娜学会读写、并给他回信之后，他却不愿意承担文明启蒙之外跟汉娜的任何情感联系，始终不给汉娜写信，让汉娜断绝掉对于自身唯一社会联系的希望，最终在监狱中自杀。

电影《朗读者》剧照

是的，对于法治主义的熟稔，能让我们完美地遵从现代社会里的各项要求，体面地做一个遵规蹈矩的现代人，但是单纯意义上的“不逾矩”，就能够完成我们作为人的种种道德伦理职责与相应要求了吗？米夏埃尔在工具理性支配上的人际间离与情感淡漠，足以让我们反思：尽管在当代世界，类似大屠杀这样的罪恶已经渐渐远去，但我们难道就可以在“遵规蹈矩”的基本要求之下，就豁免我们之于道德、情感与伦理的种种职责了吗？

近半个世纪之前，汉娜参与实施了杀害犹太人的罪恶，以“遵守规章制度”的名义；而近半个世纪之后，米夏埃尔在自身对于汉娜的情感责任面前、选择了退缩与沉默，同样以法律框架内已经尽责的工具理性的名义。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在中东再起，曾经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如今也成为施害者的一分子。而无论来自哪个族群、民族与国家，上层精英建构的集体决策与宏大历史，最终都要转化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变迁与命运巨变的一部分，由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共同承担。

我们为什么需要认真对待历史？因为历史从未远去。

THE END

原标题：《《朗读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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