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古籍助读芦荻遗稿：我到主席身边工作的经过

1975年5月，我手术之后，正在家养病，并做些短篇白话小说的注释工作。5月18日或19日，中文系谢师傅（案：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人代表）和大批判组的孙静（原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员）来到我家，说因事进城，顺道看看我的病。谈话中，谢师傅问我，系里人手紧，能不能去讲一点课，每周大致两三次也就够了。我答应了。

20日左右，我在首都医院做理疗（手脚烫伤溃烂）。谢师傅由我的家找到医院，说党委找我有事，要我马上返校。他把我带到四院党委的小会议室，便退了出去。我十分迷惑，不知党委找我何事，私忖也许有什么座谈会。根本没想到讲课的问题。

屋里只有四个人。王付（副）政委（案：为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王连龙，时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魏银秋（案：时为北大校党委常委）、谢静宜和迟群。我并不认识谢静宜和迟群，所以只望着王付（副）政委，他却没有说话。谢静宜手里拿着一本书，是我在人民大学工作时集体选注的《历代文选》，上面有我的名字。谢开始问我古典文学方面的问题，并表示她们不懂，要学习，所以向一些老师请教。她让我读、讲了一篇赋和一首诗。又略问了问我的身体情况。随后，问我能不能离开家，出去一两个月。我误听成要去保定，便说：“只要工作需要，当然可以，正定那地方，1948年我在那儿学习过。”她说，“不是正定。”又说：“粮票可以带些，简单地带两件衣服，脸盆、牙具都准备好，等我来叫你。工作回来，我再告诉你如何对系里说。”在莫名其妙中，我退了出来。到楼下，谢师傅还在等我。我问他：“那两个人是谁？”他说：“那就是谢静宜、迟群啊！”我吓了一跳，说：“他们找我干什么呢？”谢师傅说：“你别管了，他们问你的问题答上了吗？”我回答说：“就算答上了吧。”因为脚走路不便，学校用车把我送回家里。

大概是23日的晚上，谢师傅又带着李加宽（案：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造反派，“清华200号”主要负责人）到了我家，我同样不认识李。李加宽问我：“你不认识我吧？”我说：“不认识。”谢师傅说：“是学校的。”李当即给了我几份铅印的词、赋，字很大，有注文。他说：“就送给你吧，好好准备。”他同我爱人又说了几句话，问问我手、脚的恢复情况，便走了。我当时认为，大概是谢静宜等人要学古文，集中一个月，要我讲课。因此便按李拿来的材料，进行准备。

26日早晨，“大批判组”一个姓李的到家来接我，我带着简单的衣物上了车。车里还有很多人，我只认识王世敏（案：时为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员，口齿清晰，反应敏捷，曾被江青称为“女状元”），因为她原是人大的。但过去从未说过话。她在哲学系，我在文学系，她在西郊，我在城里，她分到了清华，我分到了北大，只是见面认识脸罢了。

到了四院，见到王付（副）政委和魏银秋。他们要我在会议室等候。王副政委偶尔过来和我说几句话。直到晚上，王副政委已经安排了睡觉的地方，谢静宜来了电话，通知我住到“大批判组”，免得影响副政委的工作。随之，“大批判组”来人把我接走了。

在“大批判组”住了三天。我自己住一个房间，除和孙静说几句话外，和别人没什么接触。

29日晚八点左右，谢静宜来了，把我从楼上叫到下面的会议室。当时李加宽正在屋里看电视，她粗暴地让他出去。这种态度，使我十分奇怪，也产生了畏惧。她立刻对我宣布：“现在马上去见主席，就带着衣服和书，脸盆等都不必拿了。”我当时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急忙上楼，草草收拾一下便同她走了。在车上，她同我谈了谈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嘱咐我注意的事项。我只是流泪。同时，想到要给毛主席读古书、讲文章，又非常心慌。

几分钟后，我被带进中南海，立刻见到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从这时开始，直到9月26日，我在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四个月，住在中南海。

据毛主席的秘书说，一月份，毛主席就指示，从北京大学找一个人，在他休息的时候，给他读点古文、诗词、曲赋。

毛主席极爱谈历史、文学，尤其赞赏鲁迅和他的作品。有时候，他便让我先提出问题，然后给我讲些历史、古典文学和鲁迅。毛主席的光辉伟大的教导，我终生不会忘记。

9月12日，由张耀祠副主任、张玉凤秘书通知，遵毛主席指示，要我随谢静宜前往大寨，参加几篇赋的注释的讨论。

9月21日，回京车上，谢静宜态度很不自然地对我讲：“大寨的事情（指江在大寨的总表演和反革命叫嚣），回去不用汇报。用不着你汇报。”

休息一天，23日我回中南海，约请张秘书汇报。她说：“先不必忙。”第二天晚上，张副主任找我谈话，通知我回校，并对我的组织问题和其他问题，非常关怀。我说：“江青在大寨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当着人说：‘我知道你受主席批评了。’我真莫名其妙。”张副主任说：“别听她胡说八道，主席对你很好，什么时候批评你了。”因又给我亲切地指教。

去大寨以前，我应住在一起的医护人员要求、张副主任同意，讲过《水浒》，还没讲完。张副主任通知我走的时候，我请求稽留两天，把课讲完。他同意了（因江在大寨作了一次评《水浒》的黑报告，肆意篡改《水浒》批示的精神，我抱着捍卫批示精神的决心，讲了这一次课，大夫们当会记得我所谈的批示精神的理解）。26日，我离开了中南海。

张副主任同我谈话后，我打电话告诉谢静宜，她说她知道了，回系工作好了。随之，张秘书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示，回去后，继续参加诗词注释工作。次日上午，谢静宜来到中南海，立即要把我带走，我说明了要讲课的事情，她大发脾气，又说：“要是我，叫我走，我拍拍屁股就走。”我没说话。她去找张玉凤，然后自己走了。

临别之前，我要见主席。张副主任要我同张秘书商量，她说：“主席有事，不能见。”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告别信，并表决心，要把他老人家指示我补修的几门课程（英语等）学好，把五百首诗、五百首词和一些曲、赋的选注搞好，把鲁迅研究搞好，而且把他极关心的《中国文学史》修订好，并且，要求他老人家准允我以后再来看他。信被转呈后，张秘书出来转告主席的指示说：“看他当然可以，几项具体工作，他管不了了，回校后领导上研究研究，商量商量。”我当时手边，还借的有里面的几本书。张秘书说：“书可以借回去看，看过后送回来，但不要告诉小谢了。她来过电话，不让借给你。”

27日，谢把我找到“大批判组”。王副政委、李加宽、宋柏年已经先在，谢对抗毛主席指示，不准我参加诗词注释工作，也根本不考虑我汇报给他们关于五百首诗词、鲁迅研究、修订《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她要我回系后，再跨一点“大批判组”的事，说“讨论注文，便找你来参加”。我抗拒了，要求人只在系里工作。她说我不服从分配，我终抗坚持了回系，不跨“大批判组”的事。她把宋柏年叫了出去，嘀咕了一阵，回来后，他们板着脸，过一会走了，我也回家了。

回校之前，我有时是给毛主席查他提出要用的文章的，特别是鲁迅的文章。不熟悉鲁迅的人，查起来很困难，我便着手编一份全集目录索引。又因为主席有时只提内容，不提篇名，找起来更难，所以又想把全集文章作个内容提要，目的是一旦我走了，别人查时方便些。这个工作，才刚开始，因此，当着谢、李和王副政委，我请求把这项工作搞定，谢勉强同意了。王副政委倒是支持的。国庆以后，我在家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搞了四本，纸张大部分是我自己买的，装订是我自己求人搞的，然后，交给了王副政委。这份东西是否转给中南海，我便不知道了。

由于谢静宜违抗了毛主席要我继续参加诗词注释的指示，我心中悲愤，便给张副主任、张秘书写了一封简信，要求见他们。这封信转到了谢静宜手里，大概是国庆过后三两天，她把我叫到清华，训斥了一通，说我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从这以后，我和谢静宜，除关于鲁迅文章索引问题，给她写过两次便条外，从无任何联系了，也从来没有去过“大批判组”。今年夏天，小说史组的学员李士荣到我家，送给我一个硬纸袋，是“大批判组”带给我的。我当着他便拆开了，是我在山西大寨照的那张照片。又一次，文学专业一位同孙静关系密切的人倪其心带口信给我，说孙静找我，我想他是要那篇在我手里的三李文章初稿。我在“大批判组”三天（进中南海之前）的伙食费还没交，在大寨，孙静还替我垫过几毛钱伙食费，因此，我给孙静写了一封信，除那篇草稿外，附去五元钱、五斤粮票，请他代为结算伙食费，又还借他的一本《庾子山集》，并请他随小说史组常去“大批判组”的人，把我的脸盆给我。信是林庚代转的。孙至今都没有回信，脸盆也一直在那里。此外，无任何联系。

11月中旬，王副政委同我谈了话（我去交《鲁迅全集》索引），通知我回系参加小说史组工作。

（揭发材料，另见。）

197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