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以渔可还行｜守望隐形的渔业

在海南省府海口的西海岸，火车站、政务中心和密集楼盘周边，隐藏着这个港口城市剩余唯二的渔村之一——荣山寮。午夜一两点，荣山寮的渔民已启程出海。一艘约8米的玻璃钢船，在海中颠摇约半小时，抵达2-3海里外的海域。渔民依循潮汐涨落的规律——俗称“流水”——每十日为一周期下网捞鱼。眼下这轮“流水”已近尾声，他们要把最后四张定置浮网收回来。

海口荣山寮，泊靠在岸边的小型渔船，这是当地村民最重要的作业工具。本文图片均为 陈明智图

7点多的城市刚醒来，荣山寮的十来艘船已回港，散落着泊在岸边。鱼婆们或涉水、或顺着简陋的码头，将沉甸甸的、拌着冰的新鲜渔获从船上扛下，分拣、过称、记账，一气呵成，随后麻利地装车离去。收拾妥当、从船上下来的渔夫们，三五成群来到村头的茶店，有滋有味地就着几句闲话下茶，缓解出海的疲劳和紧张。

海口荣山寮，午后归来的小船，鱼婆们正将鲜鱼搬运上岸。

与引发热议的纪录片《Seaspiracy》中极力谴责的大型工业化捕捞不太一样，在中国、东南亚、南亚，甚至南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市场上的野生海鲜其实是这些分散的“小型渔业”从业者提供的。他们也被称为“生计渔民”。

临高近海的渔民正在进行定置网作业。

海水涨退潮间隙在滩涂上挖螺的渔婆、海边拉网的渔夫、驾着小船出海捕鱼的夫妻、河口湿地下网捕鱼的渔民..，都可算是小型渔业从业人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试图将其描述为“采用劳动密集型捕捞、加工和分销技术，利用海洋和内陆水域渔业资源的一种渔业形态”，并郑重提醒：考虑到它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不适合对小型渔业制定全球普适的定义。

中国尚未有对“小型渔业”的官方定义。我们试着将其定义为“利用船长小于12米或略长于12米的渔船进行近岸捕捞作业的生计型渔业”，其中有以维持自我消费为主的，也有少量向市场出售的。据2020年的统计，全中国小型渔船数量接近30万艘，占全国渔船总数的79%；全球范围内，估计约有2亿人依赖小型渔业及其产业链为生。

万宁港北港，凌晨两点，码头的女工在连夜处理渔获。在捕捞旺季，她们通常连续工作到通宵。

从这些数据中，可窥见小型渔业是怎样一个“大体量”。它或许是传统的，但庞大的基数，以及近海便利性带来的高频次生产，让小型渔业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野生海鲜。不起眼的小型渔业，对水产品的稳定供应、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生生态环境实际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但近些年来，这些小型渔业渔民和社群，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化。

海岸几公里外的海面上，大型拖网渔船日夜不休，把这片海域犁过几遍，剩下的让渔民能捕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过去出海一天能捞到的渔获量，现在在海上折腾三五天都达不到。除了量，品种组成也有很大变化——以前又大又肥的马鲛鱼，现在越来越少。

琼州海峡一带的渔民换上网目更小的渔网。哪怕捕上小鱼、小虾，也能换成维持一天生活的收入。但过小的网眼会对幼鱼造成极大伤害，从而又会影响到鱼群的生长繁衍。十月，正是竹荚鱼的时节，一网下去，收上来的鱼却半数未达最小可捕的标准。

定置网没有选择性，捕捞上的渔货小而杂。

日益稀少的渔业资源也不断分裂渔民社群。渔民之间多了口角，少了默契与信任，没了祭祀仪典，多了冷漠与嫌隙。与此同时，被迫“失业”的渔民只能离开村子，到城里寻找新的机会。青壮年的流失让渔村逐步失去活力，渔村内的文化传承与延续开始断裂。

三亚的南边海社区，是三亚疍家渔民的主要聚集区，有一万多人的规模。2018年，为顺应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城市发展的诉求，三亚天涯区启动南边海渔村改造项目。码头搬迁，渔民上岸，渔船集中销毁。

在南边海的旧码头上，有一对老渔民夫妇在找他们的船。他们说，一辈子了，从出生到结婚、到小孩出生、长大，基本一生都在船上度过，船就是他们的家，老来没想到是这样告别。他拿出手机，让我给他们和身后的船拍张合影，之前从没拍过照，现在没了，怪舍不得。

这些过去在水上生活了几十年的渔民，只能重新学习在陆地上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掌握新的谋生技能。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疍家社区传承下来的疍歌，到了年轻这一代，更没有人唱了。

临高碉楼，这位修补渔网的阿婆已年过八十。开海前夕，全村男女老少，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而弄一张网只有七块钱。

另一方面，沿海伏季休渔的日子越来越长。每年四五月到八九月，是海中生物繁衍生息的重要阶段，各地实行休渔期，大部分渔船禁止出海捕鱼，这相当于给沿海三百多万渔民放了至少三个月“长假”。“放假”期间，这些渔民要打几份临工养家糊口。

这些小型渔民，虽是渔业资源“过度捕捞”的制造者之一，但也是受害者。“无鱼可捕”的警钟敲响，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正是这三百多万渔民及他们的家庭。过去几十年，人类一直试图解决渔业资源的困境，解决渔民生计、经济发展跟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时至今日，似乎没找到一个完美破局的方法。但解铃还须系铃人，渔民群体才是与渔业资源关联最密切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理解和应对渔业资源变化，是找到内在改变动力的关键。

临高昌拱，一位妇女在修补自家的渔网，这是吃饭的家伙。渔民在捕捞作业之外，大部分时间要用来维护好自家十几网渔网。

过去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大多仅从外部视角出发，要求渔民应该怎样，不应怎样。但这些措施和方案，可能跟渔民的内驱机制不合，或跟对渔民承受的生计压力和职业尊严欠缺考虑。

2020年海南省出台的《关于加快推动休闲渔业试点促进休闲渔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将休闲渔船定义为：“休闲渔船是指主要从事水上垂钓、体验式捕捞等休闲渔业活动，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并取得休闲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机动渔业船舶。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制定本省休闲渔船船型标准，休闲渔船船长应大于24米。”休闲渔船船长应大于24米，这条规定卡死了省内绝大多数渔船的转型之路。要知道，海南全省的小型渔船（指12米以下）接近2万艘，占到全省渔船总数的78%。在海洋资源日渐枯竭的当下，缺乏技术、设备的小型渔民在工业化捕捞面前毫无优势。对转型需求更迫切的，正是这些被拦在“船长应大于24米”红线以外的人。

海口荣山寮，鱼婆正在分拣船上的鱼获，这些鱼获已有了买家，马上会被送到当地市场销售。

纵观近年来国内渔村建设，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人工鱼礁建设和滨海旅游开发，包括政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引流等举措，但这些不是渔业转型最关键的因素。

从长远看，渔业转型、乡村振兴需要人的心态转变和能力升级。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动力系统。许多被视为“典范”的休闲渔村，实际村里已没有渔民，丢失了在地的渔业文化，这样的转型模式缺乏可持续性。一些渔村的建设，只是参考了所谓典范渔村，照猫画虎地在村里摆上渔船渔网、搞搞休闲垂钓、把房屋墙面画上海洋元素，或仿照国外休闲码头的经验大兴土木，大力发展餐饮、酒吧，而忽略了与在地村民的生活、生产、文化相结合。那只是虚构了一个大众臆想中的渔村。这样缺少灵魂的渔村，只会将转型带入低端化、同质化的困境，沦为资本投机的牺牲品。

儋州海头，当地返乡青年建立了乡村图书馆，为渔村孩子们提供更好的课后阅读空间。

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曾大力发展渔业社区内生力量，把渔民培养成生态导游和美食料理大师，开发体验式乡土旅游。 这些成功经验也启发今天活跃在中国沿海渔村的返乡青年，他们有的从建造公益 “乡村图书馆”入手，有的为渔村小学打造足球队、开设自然课堂，还有的酝酿着恢复滨海湿地、古盐田等途径探索渔村振兴的道路。

这些实践者正力图回答：传统渔民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怎样的技能培训、创业孵化才能真正提高渔民转型的成功概率？如何有效地引导当地人挖掘渔村特有的人文特色、自然景观和生活习俗？......

2022年被联合国指定为“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IYAFA 2022)。国际上普遍认为：建立合理的社区协作机制，让渔民参与进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小型渔业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渔民的内生力量如何能被激发和拓展，值得更多人关注和努力。

（作者陈明智系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让渔回家”项目负责人。本文英文版首发于Sixth Tone）